[摘要]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持续推进国家扶贫战略的重要抓手。从教育成本收益的视角出发，贫困人口通过职业教育能够获得短期的货币性收益和长期的潜在性收益。然而，受限于贫困地区职业教育资源匮乏、教学质量短板、管理机制低效以及贫困群体对职业教育认可度不高等现实难题，现阶段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成效并不能被完全释放。借助信息化手段加大贫困地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供给，再造职业教育培训流程，优化职业教育扶贫治理体系，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才能最大化地激活贫困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各类收益，彻底释放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潜能。

[关键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信息化;成本收益

[作者简介]韦妙（1983- ），男，湖北黄冈人，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湖北  武汉  43006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基于产教融合的湖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7GA018，项目主持人：韦妙）、2017年湖北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信息化背景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路径研究”（项目编号：BSQD2017073，项目主持人：韦妙）和2018年湖北工业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移动慕课平台筑梦农村电商发展的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01810500030X，项目主持人：邓颜开、韦妙）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9）21-0039-08

一、前言

消除贫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尺。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战略在我国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86年至今，我国的扶贫工程历经“大规模扶贫”“攻坚扶贫”“整村推进扶贫”“精准扶贫”四个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降至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10.2%降至1.7%，“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然而，由贫困人口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引发的返贫现象、自身可行能力缺失导致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仍较为普遍，“相对贫困”问题才是下一阶段我国“精准扶贫”战略深入推进所要重点发力的领域。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只有依托教育，尤其是依托“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才能真正为贫困人群赋权增能，提升其人力资本，从而构建起自组织、可持续的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精准扶贫，教育先行;教育扶贫，职教先行。

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出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核心在于让贫困人口以最小的教育成本，快速获得最大的教育收益。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优质教学资源短缺，课程体系严重滞后，人才培养与市场脱节，职业教育的“收益”备受质疑，种种问题都制约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效能的充分释放。互联网时代，利用信息技术开放、共享、个性化、易传播的特性共享教育资源，再造教学流程，提升学习效能，成为重塑教育生态，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路径。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就曾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来破解职业教育扶贫过程中的难题，增大贫困人口的职业教育收益，最大限度地释放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潜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二、职业教育扶贫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教育成本收益理论概述

教育成本收益是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概念移植到教育领域后产生的理论范式。教育成本指的是“培养学生所耗费的社会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其货币表现为培养学生由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及家庭直接和间接支付的全部费用”。教育成本的分类方法多样，常见的是分为货币成本和机会成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教育的全部要素成本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二是学生上学时间的机会成本。”从接受教育的個体而言，货币成本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直接支付的教育费用，机会成本指学生因上学而放弃的收入。

教育收益的涵盖面很广，不仅包括个体劳动技能提升所带来的经济收入的增加额，也包括教育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无法用货币衡量的积极作用。前者可以称为教育的显性收益，后者称为教育的隐性收益。教育的显性收益主要是对个体直接带来好处，与之相比，教育的隐性收益不仅能给个体，还能给社会带来很多额外的福利。经济学家高希均就曾总结过四条教育的收益：一是更多的工作移动和发展的机会，能够“选择更多的经济利益”;二是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强，更容易改换专业，经济安全感更强;三是教育程度高的人能够造福人群，促进社会进步;四是受过教育的人失业率和犯罪率较低，参加公益活动的比率较高，能让整个社会气氛变得开明、向上、活泼。

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虽然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是在进行界定和计量时一般不可分。因为只有成本越低，效益越高，才能代表越好的教育收益。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比”概念在教育成本收益分析中依然适用。

（二）职业教育扶贫的成本收益分析

30多年来，我国扶贫工程从规模化、连片化的“大水猛灌”式扶贫，逐渐发展到个体化、分散化的“精耕细作”式精准扶贫，越来越注重根据贫困个体自身特征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输血”“造血”，改善其人力资本状况，实现长效脱贫。因此，要分析职业教育扶贫的成本收益，必须以接受职业教育的贫困个体（家庭）为中心，评估其所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好处”。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贫困个体接受职业教育所要付出的成本主要有货币成本和机会成本两部分。贫困个体接受职业教育所要付出的货币成本主要指学费、培训费、书本费、各类杂费等，机会成本则是其接受职业教育而放弃的工作所产出的收入及各类奖金福利等。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经过多年推广已近普及，各类针对职业教育实施的“奖、助、贷、勤、补、免”政策也日趋完善。除此之外，政府还针对贫困人口，制定和实施了大量免费职业教育扶贫惠民特色项目。现阶段，贫困个体接受职业教育所要支出的货币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贫困个体接受职业教育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却不可忽视。有研究表明，未升学而直接参加工作的初中毕业生年收入平均为36864元。以此来测算，即使免去了学费等直接货币成本，接受三年中职教育的贫困生仍然要付出110592元的机会成本。这部分隐性成本对于贫困个体及其家庭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代价”，极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教育投资决策。

职业教育给贫困个体带来的“好处”很多，既有立竿见影的短期货币收益，也有“润物细无声”的长期潜在收益，根据收益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种是经济性收益，即个人接受教育后增加的工资收入。职业教育对提升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有非常显著的正向效应。美国经济学家瑞安研究指出，读了社区学院的学生平均收益率为13%～22%。国内有学者测算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年均回报率达到9%，高于农村教育整体的年均回报率（6%）。第二种收益类型是符号性收益，即个人因其获得的文凭证书和技能资格证书而在劳动力市场增加的收益，也就是教育筛选理论中的“羊皮纸效应”（Sheepskin Effect，人们在获得学历学位证书时经济报酬会相比之前大幅提升）。马克特测算发现，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对职校生收益提升的贡献率最高可达24%。第三种收益是发展性收益，即教育给个人带来的长期发展和提升的潜力，如升学、二次择业、创新创业等。职业教育给贫困个体带来的发展性收益较多。一方面，职业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实践技能，让其能够适应广阔的行业市场，进行择业和创业;另一方面，我国专升本、高职“3+2”、职业教育硕士点、博士点试点等制度日趋完善，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有了更加多样化的发展选择。第四种收益是缄默性收益，即教育给人带来的健康收益、品德收益，减少犯罪收益等其他类型的收益。格鲁布研究发现，美国佛罗里达州职校毕业生因违法被教育部门惩教的比不到高中毕业生惩教比的1/3。“扶贫先扶志”，职业教育除了传授就业技能以外，同样注重塑造人的意志品格和职业信念，这些潜在的缄默性收益对于扶贫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收益困局

从理论上来说，相比其他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给贫困人口创造收益的“投入产出比”更高，应成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和核心突破点。但是，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在资源配置、招生培养、教学质量、校企协同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短板，无法有效承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际需求，难以做到对贫困人口的“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由此造成贫困群体边缘化、贫困成效悬浮化、贫困治理低效化、扶贫主体单一化等问题，严重限制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收益成长和效能释放。

（一）供给收益之困：教育资源总体供给不足，无法精准覆盖贫困人口实质需求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固化影响，我国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不但职业院校数量稀少，而且教师短缺、设备老旧、办学环境恶劣、实训条件严重不足。贫困地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总体供给严重不足，难以满足贫困人口职业培训的需求，无法实现“广度覆盖”。同时，现有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并不健全，宝贵的职业教育扶贫资源在很多地区被“平均化”“数字化”和“表格化”，甚至出现“扶富不扶贫”的现象，无法实现对贫困人口的“深度覆盖”。有学者针对某地区扶贫项目实施情况的调研发现，贫困户的收益比只有16%，远低于富裕户33%的收益比。贫困地区优质职业院校的短缺和贫困人口识别机制的不完善，让本就有限的职业教育资源在扶贫过程中不断“脱靶”，贫困个体本应享有的职业教育扶贫收益被大幅缩减。

（二）教学收益之困：人才培养质量不佳，无法有效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最大收益在于对贫困个体就业技能的提升，让其具有“自主脱贫”的人力资本。但是，当下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影响了贫困个体的人力资本增长。一是教学方式落后，不能有效激发贫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力。大部分职业院校仍然采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对于部分本就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掉队”的贫困学生来说既缺乏兴趣又难以适应，学习效果不佳。二是专业课程体系陈旧，与贫困人口的需求脱节。大部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程体系严重滞后，不能有效对接市场需求和区域特色，削弱了贫困人口择业创业的发展性收益。有研究调研贵州地区职业教育培训与农民需求的匹配度时发现，农民需求期望度高达57.36%的“种植和养殖技术”在实际课程设置中占比只有25.73%。三是实训环节薄弱，大部分贫困地区的职业院校实训场地严重不足，硬件设施陈旧老化、故障率居高不下，导致许多实训实验课程无法正常开展。本应以现场实践操作为主的职业教育培训却变成以课堂理论讲授为主的“纸上谈兵”，贫困人口的教育收益大打折扣。

（三）管理收益之困：政、校、企协同不力，无法有序保障贫困人口长效脱贫

根据三螺旋理论，政府、学校、企业必须以市场需求为纽带，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良好互动关系，才能打破学科边界、行业边界、地域边界、观念边界，形成不断进步、螺旋上升的整体，实现资源的高效流动，推动知识创新和社会进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共同参与的复杂工程，但当下各类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管理混乱、协同低效的问题相当突出。首先，政府作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主导方，落实某个具体扶贫项目时往往涉及的部门众多，财政、教育、民政、农业、水利、林业、工业等都可能有其交叉管辖区域，权责难以划分，责任难以落实到位。其次，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培训方，不同类型的学校“出身”不同，职业中学、成人中专等学校归口教育部门管理，技工学校、技師学院又归口人社部门管理，种种学校归口划分不一，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难以建立。最后，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用人方，其市场经济利益诉求与政府的民生需求、学校的教育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与政府、学校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因利益冲突而出现“不积极”“不配合”的现象就在所难免。现阶段，多头领导、条块分割、信息不畅、协同不力的管理现状，造成了许多职业教育扶贫项目的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

（四）学历收益之困：职业教育认同疲乏，无法良性构筑贫困人口职业精神

受“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国职业教育的作用和地位一直得不到正确认识。职业教育在民众心中“形象不佳”，办学层次和培养质量也备受质疑。一方面，职业教育文凭被民众普遍认为“含金量”不高，在普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的就业市场被选择性歧视。另一方面，职业院校毕业生只有“单证”（毕业证书），而没有“双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这种将职业教育毕业凭证形式与普通教育强化区分的方式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轻视。职业教育学历的低认可度限制了贫困人口获取职业教育毕业证书的“羊皮纸效应”，符号性收益被损害。职业教育被歪曲的形象和较低的社会地位让身在其中的贫困学生长期处于误解、偏见、低人一等的负面情绪之中，职业教育带给贫困人口的缄默性收益也因此大幅削弱。

四、信息化破解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收益困局的路径选择

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收益的关键在于控制教育成本，增大教育产出。从生产函数的角度看，技术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技术的发展可以带来单位成本的下降，实现更高效的产出。利用信息化手段优化职业教育资源的供给方式，提升职业教育的教学培训质量，加强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市场的对接，实现对扶贫对象的“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让有限的职业教育扶贫资源释放出最大的效能，成为破解当下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收益困局的最优选择。

（一）增大供给：搭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云，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

我国贫困地区职业教育长期投入不足，发展水平大幅落后于发达地区，学校数量、师资水平、办学环境、硬件设施等教育资源长期供给不足，无法让优质的职业教育惠及每一个贫困个体。

按照传统思维解决上述问题非一日之功，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建设，成本高，周期长。借助信息化手段，建设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云，将东部发达地区先进的职教专业、课程和师资通过云共享技术远程输送到贫困地区，可以大幅降低建设成本，缩短建设周期，并显著提升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一方面，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云依托互联网就可以高速、大范围地共享和传播，对实体的学校、教师、硬件设备依赖性较小，能有效降低贫困地区建设职业院校、引进教师、购买硬件设备等直接性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借助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云实施教育扶贫可以打破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受教育者对于学习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可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这种教育模式更适用于交通条件恶劣、家庭负担较重的贫困学生，节省了其接受职业教育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此外，云端资源可以无限复制，并且复用成本几乎为零。除了网络建设、设备购置、内容开发等前期投入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云每多覆盖一个贫困个体所增加的边际成本很低，而边际收益则相对稳定。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云这种受众规模越大效益越好的特性，完美契合了现阶段我国有限教育扶贫资源对贫困人口的全覆盖需求。

要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全覆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云应遵循“三步走”的建设思路。第一步，提升贫困地区职业院校和培训中心的网络覆盖率，畅通云端资源推送渠道，对尚不具备通网条件的部分地区和学校，应灵活采用卫星点播、人力分发等多种方式接受云端资源。第二步，建立包含学科领域专家、行业企业代表、职业院校优秀教师、乡村精英在内的职业课程资源开发小组，设计和制作一批符合学科特点、教育规律、市场需求的数字化扶贫课程资源，最大化地适配不同贫困地区的区域特色。第三步，创新依托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云的教学模式和评价机制，采取空中课堂、在线考核、弹性学制等多种灵活化的培养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贫困群体的个性特征和脱贫需求。

（二）精准识别：集聚职业教育扶贫大数据，追踪贫困人口个性化需求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明确扶贫对象的特征和需求是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效率、保障贫困个体收益的重要前提。然而，现阶段我国对贫困人口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机制相对粗糙和落后，有限的职业教育扶贫资源无法有效、准确地释放到贫困个体身上，造成“平均化扶贫”“数字化扶贫”“扶富不扶贫”“所扶非所需”等资源浪费和错配的现象。

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职业教育扶贫大数据平台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大数据技术的“巨量”（Volume）特性决定了其对于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处理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轻松存储庞大的贫困人口信息，并绝对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种方式既能有效弥补早期人工“建档立卡”式收集数据成本高、不准确的缺陷，增加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精准度;还能将此前被排除在“集中连片地区”“整村推进”等扶贫区域以外的“分散式”贫困人口，如城市“三无人员”、贫困农民工等，都录入数据库中统一扶助，增大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受益面。其次，大数据技术的“多样化”（Variety）特性能够对数据库里的扶贫对象进行精准“画像”和准确“分类”，每一个贫困个体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等个性化特征都能被精细描绘，已有教育水平和受教育意愿、从业经历和择业倾向性等涉及扶贫安排的个体需求都能被准确感知。大数据技术所构建的“立体化”贫困人口信息，可以针对不同贫困个体的特征和需求进行分类、分形的职业技能培训，最大化贫困个体的教育收益。最后，大数据的“价值”（Value）特性能够对数据库中的贫困人口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实现对贫困个体的动态追踪和预测。大数据的实时更新和追踪能力能够记录贫困个体的“扶贫曲线”，初始贫困特征、培训就业过程、收入变化状况、二次返贫信息等都能一目了然，实现对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随着贫困个体信息的不断累加和丰富，还能通过深度挖掘数据规律来“预测”贫困个体“未来”的收益状况、就业前景、返贫可能性并提醒系统做出及时的调整和干预，从而最大化地保障贫困个体的发展性收益。

职业教育扶贫大数据平台的“画像”“分类”“预测”三大功能模块互为支撑，完美实现了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实现了有限职业教育资源与扶贫对象的个性化适配。

（三）优化培养：构筑信息化教学生态，再造贫困人口培养流程

人才培养环节是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核心，良好的教学才能带来扶贫对象可行能力的有效提升，保障扶贫对象的长期收益增长，达成“拔除穷根”的根本目标。然而，我国贫困地区的职业院校普遍存在教学模式落后、课程体系僵化、实训条件严重不足等问题，教学质量长期处于低位。只有通过构筑信息化教学生态，再造人才培养流程，才能從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利用信息化教学的趣味性和多样性实施课堂教学改革。采用对分课堂、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用“学生中心”的教学理念和多媒化、具象化、趣味化的内容呈现方式吸引学生，让在传统教学模式下丧失学习信心和兴趣的贫困学生重新激发学习动力。第二，利用信息技术突破时空界限的优势推广慕课教学。一方面，慕课教学可以让经济负担较重的学生和有工作需要兼顾的社会人员自主、灵活地选择“上课”的时间和场所，进行“半工半读”，通过降低教育机会成本的方式提升贫困个体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另一方面，慕课教学可以对接在线学历认证制度，通过给参训人员发放“慕课证书”，增大贫困个体接受职业教育的“羊皮纸效应”，让贫困个体在职业院校毕业证书和从业资格证书之外获得更多的符号性收益。第三，利用信息技术非线性的优势实行模块化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每个贫困学生都可以根据自身学习风格和就业倾向自由选择专业方向和课程门类，像搭积木一样按需订制个人培养计划。这种方式能够最大化地适配贫困学生的个人特征和就业需求，提升其接受职业教育的发展性收益。第四，利用信息技术虚拟仿真的优势推广VR实训教室、虚拟工厂等网络学习空间在职业院校教学中的应用。虚拟仿真实训设备前期投入和后期维护的成本都很低，操作难度较小，使用方式灵活，非常适合偏远地区职业院校用于改善实训教学条件，帮助提升贫困学生提升就业收益所急需的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

构筑信息化教学生态能够对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流程进行优化、重组和再造，改善教学质量，为贫困人口减负增能，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能。

（四）高效协同：建设多主体信息化协同平台，凸显贫困人口利益诉求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贫困户等多个参与主体的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如果没有建立起多主体共同参与、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扶贫工作最终只会让贫困人口的边际收益递减，陷入低效率的制度性陷阱。现阶段，我国各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的过程管理失调，参与主体各自为政、条块分割、信息阻塞、效率低下的问题严重，贫困人口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响应，扶贫效果大打折扣。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需要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发力，协同管理、高效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服务于贫困个体收益的最大化。建立多主体信息化协同平台，高效处理事务、优化协作流程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首先，多主体信息化协同平台的数据集成功能可以通过异构系统间的快速集成，实现扶贫信息的高度集成和互融互通，为政府扶贫工作顶层设计的准确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其次，多主体信息化协同平台的“工作流”（Workflow）功能可以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所有环节都拆解成最小单位的“过程”（Process），并以最优路径在各主体间“流动”（Flow），提升扶贫项目的运行效率。最后，多主体信息化协作平台采用SOA（面向服务，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的架构设计，以服务客户需求为线索联结不同的事务和数据，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数据关系的复杂度，减少系统资源调配的内耗，提升各主体间的协同效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程的根本目的是提升贫困个体的教育收益，采用SOA架构能把扶贫对象的利益诉求放置在协同平台系统服务的核心位置，最大化地保障扶贫对象的教育收益。

具体而言，多主体信息化协同平台的搭建有三个关键点：一是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共享信息资源，共建信息化协同平台，利用数据集成功能消除信息孤岛，打通各方主体原本独立负责的扶贫数据，统筹管理财政、教育、农林工商、行业市场等不同来源的扶贫资金和项目，实现扶贫项目的最优配置和扶贫资源的共建共享。二是通过信息化协同平台的“工作流”功能让扶贫工作的具体事务以“流”“程”的方式在政府、学校、企业等主体之间高效流转、形成联动，让政府根据企业的用人需求和学校的教学条件来规划和配置扶贫项目，让企业深度参与学校的专业方案制订、教学改革、实训基地建设等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让学校在专业和课程建设上对接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最终实现扶贫事务的高效协作。三是重视扶贫工作中贫困个体本身的利益诉求，通过信息化协同平台的SOA架构，以扶贫对象的利益需求为核心接口并赋予其程序权重最大比，优化数据和事务流通的路径选择，从而将现有“多方主体无序低效”的扶贫模式转变为“以扶贫对象为主导，多方有序配合”的扶贫模式，实现扶贫治理逻辑的统一。只有以扶贫对象的利益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来梳理和协调政府、学校、企业在扶贫工作中的利益关联，才能降低扶贫资源调配的内耗，减少各强势利益主体对贫困个体的利益侵蚀，最大化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贫困个体收益。

通过信息化协同平台构建扶贫对象主动参与，政府、学校、企业各尽其责的多主体协作机制，优化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治理体系，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率效能。

（五）引导舆情：依托新媒体宣传环境，激活贫困人口脱贫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没有得到正确认识，社会认可度较低，职业教育毕业证“含金量”广受质疑。职业教育较差的“社会形象”降低了贫困个体参与职业教育扶贫项目的意愿，消解了职业院校在读贫困学生的学习动力，抑制了职业教育对扶贫对象脱贫意志和职业精神的感召。在传统宣传方式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如何找到更好的宣传渠道和宣传方式正确引导职业教育的舆情，成为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效益的重要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18年年底已达2.2亿，其中手机上网用户占比98.6%，使用网络搜索信息的用户占比达82.2%，使用各类网络新闻APP的用户占比达81.4%。互联网，尤其是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已成为贫困人群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通过网络新媒体平台重塑职业教育形象，加强职业教育扶贫项目宣传，坚定贫困人口脱贫信念，无疑是做好职业教育舆情引导的最好方式。首先，利用新媒体大范围高速传播的优势，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会接受度高的信息发布平台上大规模推送职业教育类政策解读及新闻报道，让民众逐渐形成对职业教育的正确认知，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其次，利用新媒体个性化适配的優势，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特色为当地的贫困群体提供更精细化的信息服务，按需推送扶贫项目介绍、技术技能经验、教育脱贫先进案例等具有示范效应的正面信息，提升贫困人口职业教育投资的意愿，坚定贫困人口的脱贫志向。最后，利用新媒体的亲和度和趣味性，将职业教育的正面宣传内容制作成活泼有趣的网络推文、微电影、微动画等更容易被年轻群体接受的形式，并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在职校学生中传播，让他们坚定自主脱贫信念，形成敬业、乐业的职业精神。

依托新媒体宣传平台讲好职教故事，提升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激发贫困人口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和信心，可以彻底释放教育带给贫困个体的符号性收益和缄默性收益，从根本上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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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姚玲  孙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