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宁 卓荻雅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一个世纪当中，一股“中国热”席卷了整个欧洲。不仅来自中国的商品成为王公贵族们喜爱的奢侈品，而且中国的文化、艺术、伦理思想以及科举制度都引起了欧洲人强烈的兴趣，形成了一股学习、研究甚至模仿中国的热潮。

在“中国热”的影响下，英国的园林艺术率先出现变革，产生了自然主义风格的风景式园林（Landscape Garden），随后又出现了浪漫主义风格的绘画式园林（Picturesque Garden），并在18世纪末风靡整个欧洲，其影响甚至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城市公园。在传播中国园林艺术、促进风景园由自然式向绘画式转变的过程中，威廉 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1723—1796）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图1）。

1 威廉 钱伯斯爵士的生平

1723年，威廉 钱伯斯出生在瑞典的哥德堡，父亲是在瑞典经商的苏格兰人。12岁时，他被送到英格兰的一所学校学习，16岁时回到瑞典。从1740年起，钱伯斯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旅行。在1742—1744年期间，钱伯斯曾到过中国的广州，并居住了几个月[1]。

关于钱伯斯来中国的次数，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说法。哈里斯（John Harris）和斯诺丁（Michael Snodin）在1996年出版的《威廉 钱伯斯爵士：乔治三世的建筑师》（Sir William Chambers:Architect to George III）中提到，钱伯斯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期间曾3次远航到中国[2]。

而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与欧洲：18世纪知识和艺术的接触》（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德国学者利奇温（Adolf Reichwein，1898—1944）说钱伯斯后来以国王建筑师的身份再度前往远东，并带回了《东方造园论》（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的观点[3-4]。后来的研究者们大多据此推断，钱伯斯至少两度来到中国。但是在2004年出版的《法国—中国：两个世界的碰撞》（France-Chine:Quand deux mondes se rencontrent）一书中，法国作者德特里（Muriel Détrie）对此表示怀疑[4-5]。美国人鲍尔德（R.C.Bald）也反对这一说法，理由是钱伯斯本人和他的传记作家都没有明确提到[4,6]。

钱伯斯并不热衷于经商，反而对建筑、园林等艺术情有独钟。在广州逗留期间，他就利用闲暇时间学习中国的艺术，搜集了一些有关中国建筑、园林、装饰等方面的资料。在攒下足够的钱之后，钱伯斯不顾家人的反对，于1749年辞去了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建筑、装饰艺术。他先去了巴黎，追随法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布隆德尔（Jean-François Blondel，1705—1774）学习。后来又在罗马待了5年，建筑观点受到罗马法兰西学院的深刻影响。1755年，已过而立之年的钱伯斯移居伦敦并创立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职业生涯[1,7]。

两年后，钱伯斯在布特伯爵三世斯图尔特（John Stuart,3rd Earl of Bute，1713—1792）的引荐下，成为威尔士亲王（George William Frederick，1738—1820）即后来的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1760—1820年在位）的建筑顾问。同年，他接受奥古斯塔王妃（Princess Augusta of Saxe-Gotha，1719—1772）的邀请，对邱园（Kew Garden）进行改造，直到1763年完成。1766年，钱伯斯与18世纪末英国建筑界的泰斗罗伯特 亚当（Robert Adam，1728—1792）一道，被任命为国王地产的建筑师。直到18世纪70年代中期，钱伯斯的工作重心都在为贵族们设计建造房屋方面[1,7]。

1757年，钱伯斯在伦敦出版了《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的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and Utensils）[1,7-8]一书，将与中国建筑相关艺术门类的典型要素和营造手法等介绍到欧洲，对当时欧洲人的审美情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759年，钱伯斯发表了一篇有关民用建筑的论著，内容不仅涉及建筑的设计和营造，还有一些关于古典秩序的应用和装饰要素方面的建议，包括一些16、17世纪意大利建筑师的观点，在当时还不为英国人所熟知。第三次再版时，这本书更名为《论民用建筑的装饰部分》（A Treatise on the Decorative Parts of Civil Architecture）。钱伯斯严谨的学术观点，在当时的建筑师群体中有着较大的影响[1]。

到1772年，钱伯斯的兴趣又转向园林艺术，出版了著名的《东方造园论》[1,7,9]。这一论著结合他对中国园林艺术理论的认识，对当时英国流行的造园倾向进行了抨击，不仅提高了他在欧洲园林界的地位，而且导致欧洲的造园风格再次产生了变革。

在社会兼职方面，钱伯斯自1761年起，担任国王建筑师联盟的非正式职位，不久之后晋升为国王工程办公室的正式职位。1766年，他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外籍院士。1768年英国皇家科学院（the Royal Academy）成立，鉴于钱伯斯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他被任命为首任司库（Treasurer）。1769—1782年间，钱伯斯成为国王工程的审计员（Comptroller of the King’s Works），最终晋升为测量总监（Surveyor-General）和审计员，直到去世[1]。

1796年，钱伯斯在伦敦去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的诗人角（Poets’ Corner）[1]。

2 有关中国的建筑园林论著

早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就出现了模仿中国园林的造园倾向。斯陀园（Stowe）的“中国之家”（Chinese House）兴建于1738年前后，是欧洲园林中出现最早的中式建筑[7]。1752年，英国建筑师哈夫彭尼（William Halfpenny，1723—1755）出版了《得当装饰的中国和哥特建筑》（Chinese and Gothic Architecture Properly Ornamented），建议在园中兴建一些东方样式的建筑物[10-11]。

钱伯斯移居伦敦之时，中式风格的建筑和装饰要素在园林中已经很常见了。但是由于缺少有关中国建筑、装饰风格的详细资料，人们或者出于想象而凭空捏造，或者抄袭中国工艺品上的“建筑”形象，使得这些中式建筑在造型、装饰、色彩等方面显得不伦不类，看上去十分古怪。因此，他在1757年出版《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的设计》一书，并在前言中写道：“也许能在制止那些借中国之名进行铺张滥建的方面发挥些作用。[4,11]”

这本书汇聚了钱伯斯在广州实地考察、调研、走访和实测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虽然篇幅不大，包括4页的“前言”、19页的“正文”和21幅“附图”（图2），总共只有44页，但是在当时却一再被转载或再版[4]。说明当时的欧洲人缺乏有关中国建筑的确切资料，即使是钱伯斯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提供的实地考察资料也十分珍贵，能够帮助欧洲人窥见中国建筑艺术之真相。

但是，作为一名崇尚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职业建筑师，钱伯斯并不希望自己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建筑的著作，就被人们误认为有“推广这种品位大大低于古典主义、又不适合欧洲气候条件的中国建筑”的野心[8]。但是钱伯斯又指出，虽然中国建筑并不适合欧洲城市的需要，但是他并不反对在大型的、追求景物多变的宫苑或园林中，用中国风格的建筑或装饰要素来营造一些次要的景点。他用“建筑里的玩具”（Toys in Architecture）这个比喻来说明，独特的、朴实的中国建筑所具有的美感，也是可以作为欧洲园林的调剂和补充的。

实际上，此前欧洲出现的洛可可风格，以及随后产生的自然风景式园林，都是作为古典主义风格的叛逆而出现的，都是与“均衡、稳定、高贵、典雅”古典主义艺术原则背道而驰的。钱伯斯用古典主义作为衡量中国建筑艺术的标尺，至少说明古典主义或曰新古典主义至少在当时的欧洲建筑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中式建筑只不过是追求异国情调的人们用来调剂的一种玩具而已。正因为如此，钱伯斯在书的“前言”中提到，他的一些好友曾竭力劝阻他出版这本书，担心他作为建筑师的名誉会受到损害[4,8]。

1 钱伯斯画像，1764年，作者：弗朗西斯 科茨Portrait of Sir William Chambers,painted by Frances Cotes in 1764

2 《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的设计》插图之一：岭南民居院落Illustration of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and Utensils:residential courtyard in Canton

在钱伯斯看来，中国的器物尽管功能简单，制作粗陋，但仍有值得借鉴之处。为此，他在书中用了2页的篇幅来展示他认为构思精巧、造型典雅、装饰自然又恰到好处的中国器皿图样。同时他也认为，这些器皿其实是古董，实用性并不强。他还认为，中国人在实用性器物设计方面不如欧洲人有经验，所以中国的器皿也缺乏古典和现代欧洲作品的高雅气质。关于中国的机械，出于意外，钱伯斯未能在书中呈现更多的内容，但他认为欧洲的机械制造水平远比中国先进，因此中国机械部分内容的缺失，对著作的完整性不构成遗憾[8]。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钱伯斯用了几乎满满5页来谈论中国园林，标题为《中国园林的布局艺术》（Of the Art of Laying Out Gardens Among the Chinese）[4,8]。不同于对中国建筑、机械、器物的褒贬不一，这里通篇都是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赞美之词。在他看来，中国人的造园技艺和品味都很高，而英国人在此方面虽然经历了较长期的努力，但是成效并不显著[9]。

钱伯斯描绘的中国园林景致，很容易让人想到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笔下的圆明园。王致诚1738年来到中国，1743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详细介绍了圆明园，赞其景色“自然天成”，誉之为“万园之园”“无上之园”。他认为，中国园林的特点在于不规则的构图、柔和的曲线、蜿蜒曲折的园路以及变化无穷的池岸。这封书信1749年发表在法国传教士编撰的《书简集》（Letters）中，题为《中国皇家园林特记》（Un recit particulier des jardins de l’Empereur de Chine）[7,11]，同年被译成英文，并于1752年再版[6]。

虽然钱伯斯本人只字未提，但是在《中国园林的布局艺术》中，大量的细节描述表明他引述了那封信的内容。他描绘的中国园林中的地形景致，就使人联想到圆明园丰富多变的小山谷景色，而这些是仅仅到过广州的钱伯斯所不可能注意到的。据此人们推断，钱伯斯有关中国园林的论述，很可能来自他对王致诚书信中相关内容的概括[7]。

1772年，钱伯斯出版《东方造园论》时，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如日中天的布朗：“奇特的是，我们国家在园林这门与我们娱悦息息相关的重要艺术中，竟没有一个正规的专家……竟然把如此重任抛给一个精于种菜却不熟悉装饰性造园原则的蔬菜园艺师。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把生命精力都浪费在繁重劳作上的大老粗，能在精致而讲究技巧的园林艺术上走多远。[4,7,9]”

如此直截了当的批评，也引起了英国著名作家、美术鉴赏家、《现代造园论》（Essay on Modern Gardening）的作者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的不满：“钱伯斯这本书的粗制滥造程度堪比最低劣的中国窗户纸，是报复布朗的野蛮行为。[4,12]”在他看来，钱伯斯这本书与前一本书不同，它不是严肃的专著，而是“借‘东方园林’的名头来推销‘装饰性园林’的”。

问题是钱伯斯的事业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而且工作重心在房屋建筑方面，他为什么要 “报复”布朗并推销“装饰性园林”呢？可能是布朗式的风景千篇一律，以及布朗排斥园林建筑的观点，导致了钱伯斯的反感。同时，布朗此时业务繁忙，不仅挣得盆满钵满，而且很多项目都是边设计边施工，甚至在现场画画草图就开干的做法，也引起了钱伯斯的反感或嫉妒了吧。

尽管有不同的评价，钱伯斯的《东方造园论》与王致诚的《中国皇家园林特记》一道，始终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有关中国园林最重要的文献。它们不仅对欧洲人模仿中国园林的造园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13]，而且促进了风景式园林从“自然式园林”向“绘画式园林”的转变。

3 如今的邱园宝塔Great Pagoda in Kew Garden

4 宝塔色彩复原效果图Colour restoration rendering of the Great Pagoda

5 《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插图：江南大报恩寺琉璃塔Illustration 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Porcelain Tower of Nanjing

在当时的欧洲，自然与园林、自然与艺术的关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讨论。钱伯斯以中国造园家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中国造园家将自然视为巨大的原型，但并不拘泥于其中，而且艺术也绝不能以自然的原型出现；相反，他们认为大胆地展示自己的设计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并没有向我们提供太多可供使用的材料。土地、水体和植物，这就是自然的产物。实际上，这些元素的布局和形式可以千变万化，但是自然本身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变化却很少。因此要用艺术来弥补自然之不足，用艺术来产生变化，并进一步产生新颖的效果。[9,14]”

他认为，造园家应努力使园林中的自然元素多样化，园林应提供比自然的原始状态更加丰富的情感。真正激动人心的园林景色，应该有强烈的对比和变化，批评布朗式园林平淡无奇，不能给人带来丰富的游览体验。他强调造园不仅要改善自然，还要创造出高雅的游乐场所，体现出渊博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情操，不能一味地模仿自然。钱伯斯开创的绘画式园林风格，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更加奇特、更加激动人心的园林景致[9]。

3 威廉 钱伯斯时代的邱园

1757—1763年间，钱伯斯作为威尔士亲王的建筑顾问，在奥古斯塔王妃的邀请下，对邱园进行了改造，使其原有的浪漫主义倾向得到强化，成为一座真正的绘画式风格的园林。不仅使邱园从此名声大振，也使其成为钱伯斯最重要的园林作品[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补好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基，反复锤炼，不断改造，强化意识。同时要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领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党性锻炼，与党同心同德，对党高度信赖，真正把政治坚定、对党忠诚铭刻在自己的灵魂中，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邱园位于伦敦西南部，坐落在泰晤士河的南岸。这里原先有两座庄园，分别是里士满园（Richmond Estate）和邱园（Kew Estate）。18世纪30年代，乔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1727—1760在 位） 在 里 士满庄园的府邸居住。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Louis,Prince Frederick,Prince of Wales，1707—1751）1731年在邻近的邱园兴建了一所府邸，称为“邱宫”（Kew House）。为了追寻周游世界的梦想，他在园中兴建了一些风格各异的建筑或废墟[7]。

然而，邱园尚未完工，弗雷德里克王子就去世了。他的遗孀奥古斯塔王妃继承了丈夫的梦想，继续打造邱园。出于对园艺的喜好，王妃在府邸周围大量种植，收集植物品种。1755年，她聘请钱伯斯作顾问，希望延续邱园富有异域情调的风格。钱伯斯对地形、水系进行了改造，形成湖岛相依、连绵起伏的山水空间。水面曲折婉转，水岸衔接自然，环湖点缀着高低错落的园林建筑，在丰富的植物群落掩映下，一座空间丰富、景色优美、景物多变的绘画式园林出现在世人眼前。

为了迎合王妃爱好园艺的特点，钱伯斯1761年在园中兴建了一处柑橘园（Orangery），规模不大，只有大约28m长、10m宽。由于光照不足，这里并不适合柑橘类植物生长，柑橘园在1841年被迁出。说明钱伯斯对植物不是很了解。几经改造后，这里被用作了餐厅。

在钱伯斯接手时，园中已有一座摩尔式小建筑，他又陆续增添了26座风格各异的建筑物，包括土耳其清真寺、哥特式教堂、希腊神庙、罗马废墟以及岩洞等。中式建筑则有称为“孔子之家”（House of Confucius）的中式阁楼和中式宝塔（Great Pagoda），使这座占地仅3.6 hm2的小园子充满了人工景点。可惜的是孔子之家、清真寺等早已荡然无存了，宝塔、罗马废墟则保留至今，成为园中最引人注目的人工景点（图3、4）。

邱园的宝塔建于1762年，是钱伯斯参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驻华使节纽霍夫（Jean Nieuhoff，1618—1672）绘制的江南大报恩寺琉璃塔而设计的。纽霍夫1665年出版了《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7,11]，书中配有150幅铜版画插图。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本书是欧洲人了解中国最直观的资料，以至于人们一提到中国，就会想到纽霍夫（图5）。

6 邱园宝塔的立面图，现藏Elizabeth G.Holahan图书馆Elevation view of the Great Pagoda

7 邱园宝塔的剖面图，现藏Elizabeth G.Holahan图书馆Section view of the Great Pagoda

8 承德永佑寺现状Yongyou Temple in Chengde

9 《邱园园林与建筑的平面、立面、局部和透视图集》第38幅插图The 38th illustration of the Plans,Elevation,Section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and Buildings at Kew

这座宝塔高约50m，九层八角，砖砌的塔身最初贴满了瓷砖，各层大屋顶的屋脊上装饰着巨大的漆金木龙，堪称这一时期欧洲出现的最地道的中式建筑（图6、7）。但由于纽霍夫在介绍大报恩寺琉璃塔时，按照西方人的习惯说这座塔有十层，“误导”中国人一直在讥笑这座宝塔的层数不符合中国的习惯，并以此佐证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之肤浅。实际上，邱园宝塔的层数与江南大报恩寺琉璃塔完全一致，只不过中国人未将底层称为“副阶”[15]的部分算在塔的层数之内，纽霍夫不懂得而已。承德永佑寺的舍利塔（图8）也是仿造江南大报恩寺琉璃塔兴建的，层数与邱园的塔完全一致，中国人称其为九层八角，便是佐证。

1763年，乔治三世动用宫中经费，由钱伯斯领导出版了《邱园园林与建筑的平面、立面、局部和透视图集》（Plans,Elevation,Section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and Buildings at Kew）[7,13]。这本图集的出版，极大地提高了邱园的知名度（图9）。

4 绘画式风景园的风格特点

18世纪60—80年代，正值英国庄园建设的大发展时期，也是以庄园为载体的自然风景式园林发展的成熟期。布朗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改造或新建了200余座风景式园林，不仅遍及英国大地，而且远播至爱尔兰、法国、德国等国，成为这一时期欧洲园林界的代表人物，被人们尊为“大地改造者”[7]。

与布朗同时代的钱伯斯，有着截然不同的专业背景和阅历。在欧洲人十分迷恋中国园林的环境下，作为唯一到过中国的欧洲造园家，他自然会将英国园林与中国园林做一比较，并且在相较之下，成为坚定的中国园林布道者和布朗园林的反对者。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先后出现了绘画式风景园林风格，并在18世纪末的欧洲盛极一时，其影响甚至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

在这一园林风格的演变中，先浪漫主义思想也起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作用。自18世纪中叶起，先浪漫主义就流行于英国文学中。先浪漫主义作家强调对情感的表达和对自然的崇拜，倾向于维持荒野的自然状态，否定人类文明的融入；同时把中世纪宗教制度下的田园生活理想化，喜欢以田园为媒介抒发个人对生与死、黑夜与孤独的哀思。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通篇都是怜悯和悲观的情调。受此影响，人们很容易在绘画式园林中感受到一种充满野趣、荒凉、忧郁、怀旧的情调[13]。

作为造园家，钱伯斯反对的主要是布朗作品中过于平淡的自然，把园林当作天然牧场来对待，只是对自然稍加改造而已，没有体现出造园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甚至不能称之为设计[4,7]。反映出人们对园林设计的不同追求与理解。在钱伯斯看来，园林是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艺术创作，要用艺术来弥补自然之不足。真正的园林应带来丰富多变的、新颖奇特的并且是激动人心的游览体验，是适合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

作为一个崇尚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师，钱伯斯所提倡的对自然进行艺术加工，并不同于古典主义造园家眼中的艺术，也不是要回到直线或规则的处理手法上来。出于对古典主义园林风格的厌倦，英国的造园家们完全排斥对自然进行任何艺术加工，甚至提出了把艺术留给法国人，把自然留给自己的口号，“自然式”风景园一味地模仿自然。钱伯斯对此心怀疑虑，他希望英国园林能够像中国园林那样，走出一条自然与艺术相和谐的道路来[4]。在邱园的改造中，钱伯斯对自然山水的提炼以及对园林建筑的运用，无不反映出他对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认识。

然而，邱园中形态各异的园林建筑，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钱伯斯本人并没有掌握到中国园林的思想精髓，在他所标榜的吸收中国园林艺术的作品中，只不过点缀了一些中国式样的亭、塔、廊、桥等而已。实际上，钱伯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园林功能的转变要求，从适合社交的古典主义园林，到适合散步、运动的自然式风景园，钱伯斯追求的是适合游乐的风景园。经过钱伯斯改造的邱园，无论是自然景致还是人工景点，确实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新的游览体验。可以说，18世纪中国园林对西方园林发展的贡献之一，就是从此形成了西方人在自然中游乐的园林传统。在此方面，钱伯斯发挥了重要作用。

5 结语

欧洲的自然式造园运动，从18世纪初期在英国出现，到18世纪末在欧洲盛行一时，再到19世纪中、后期渐渐消退，前后经历了近2个世纪的时间，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与风格，出现了不同的理论家、造园家和代表作。钱伯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的成熟时期，也是自然式造园运动的鼎盛时期。从肯特（William Kent，1686—1748）的“自然厌恶直线”（Nature abhors a straight line），到布朗的“草地铺到门前”（Grass the very door）[7]，风景式园林经历了从自然野趣到田园风光的发展历程。钱伯斯在肯特的完全模仿自然、布朗的适度改造自然的基础上，提出了园林艺术应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思想，并在自然与艺术的融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促进了自然式园林运动的发展。

钱伯斯的学术思想和园林作品，在英国开创了“绘画式”风景园林的新风格，促进了“英中式园林”在欧洲大陆盛行一时，不仅为中国园林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做出了极大贡献，而且对自然式造园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了风景园林的功能与内涵，并对西方人形成在自然中游乐的传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释：

图1、2、4～7引自凤凰国学网：https://guoxue.ifeng.com/a/20170906/51890031_0.shtml；图3、8为作者拍摄；图9引 自 Dumbarton Oaks：https://www.doaks.org/resources/rare-books/plans-elevations-sections-and-perspectiveviews-of-the-gardens-and-buildings-at-kew-in-surry-theseat-of-her-royal-highness-the-princess-dowager-ofwa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