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伟 李惠贞

【摘要】  文章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以高层梯队理论和企业成长压力理论为基础，在研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性质和治理结构，以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展开实证研究，用数据分析结果阐释了国有企业董事长背景特征与企业并购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

【关键词】   国有企业;董事长背景特征;并购行为;高层梯队理论;企业成长压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20-0041-04

一、引言

2014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决定取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出售、置换行为审批，从而提高企业并购重组的效率，当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案例的数量急剧上升。然而到了2016年，随着国家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监管和外汇兑换政策趋于收紧，我国跨境并购的交易数量和交易额双双出现下降。未来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將成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新的突破点。同时，我国在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更加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国企改革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国家鼓励有足够经济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提倡通过在各个行业、各类企业中以退股、参股或控股等形式，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壮大国有资本（郑新立，2014）。

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国有企业高管对政治上的职位晋升具有强烈的动机（许年行、罗炜，2011）。加之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在职采取任期制，高管通过经营管理在短期内达到企业规模的大幅度提升不太现实，外延式的扩张并购就成为了最直接快速有效的方式。并购被视作企业实现扩大规模、快速成长的重要工具，备受国有企业高管青睐，在国企改革中被广泛应用。在现代企业制度中，高管是企业经营的核心，对于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管理而言至关重要。而国有企业董事长是国有股权的代理人，是国有企业各种行为的主要决策者，他们对并购行为的偏好往往决定了国有企业并购行为的发生以及并购的规模。国有企业董事长特殊的背景特征与并购行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对此展开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战略的影响

关于高管背景特征的研究起源于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高管的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主要是从“高层梯队理论”提出的高管性别、年龄、学历、任期等多方面研究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李焰等，2011;Ang and Nagel，2008），对现实中的企业绩效提升以及高管选聘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黄继承和盛明泉（201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高管变更事件来解决变量之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并从市场业绩角度研究了高管背景特征对投资者的影响，探讨了高管背景特征的价值相关性问题。还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的背景特征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较大差异，高管的选拔会因不同的产权基础而存在不同的偏好，由此产生了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引起的高管学历、薪酬与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方向相同但程度上存在差异的情况（佟爱琴等，2012）。

（二）高管政治关联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

国有企业高管作为企业的掌舵人，成为了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学者们试图从研究中总结出规律，从而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助力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与高管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企业相比，高管政治晋升机会较高的企业在高管获得政治晋升之前更容易出现较为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许年行、罗炜，2011）。当企业自身内生成长速度较慢时，即当高管面临着较大的内生成长压力时，国有企业高管所特有的政治晋升机会对并购行为的影响更加明显（陈仕华等，2015）。

（三）高管行为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部分学者在对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中，引入“过度自信”这一心理学上的解释变量来解释并购行为的发生。目前在我国，经理人市场尚未成熟，市场经济仍需完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缺乏约束机制，多年的成功经历往往会使企业管理者盲目自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过高估计，忽视风险，从而将更多的剩余资金用于扩张（姜付秀等，2009）。并购溢价往往导致并购并不一定能为并购方股东创造价值（Hunter and Jagtiani，2003），而并购溢价一般与高管团队自身有关。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国内大多数学者将目光集中在高管与政府之间的联结关系对并购行为产生的影响，会给并购绩效带来正向影响（潘红波等，2008），并且能帮助企业进行多元化并购（李善民等，2009）。陈仕华与卢昌崇（2013）利用我国上市公司间高管联结的数据设计相关指标，研究高管的社会关系对并购溢价决策行为的影响，发现目标企业的社会网络集中度越高，并购中出现支付溢价的可能性越低。

三、研究假设

性别上的差异使得男性董事长和女性董事长在风险感知和偏好上产生了一道鸿沟，相对于男性企业家，女性企业家对风险的排斥心理更强，是保守的风险规避者（Croson & Gneezy，2009）。Watson & Robinson（2003）通过比较具有控制权的高管为男性的企业和具有控制权的高管为女性的企业后发现，女性高管控制企业的潜在风险明显比前者更小，可知女性高管在面对风险决策时更加保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女性特质使得女性高管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和能力，也更有利于企业内部团队建设，由此建立起良好的外部社会网络和内部治理结构，使企业的决策质量得到提高（黄旭，2013），不会轻易采取激进的并购行为。相比之下，男性管理者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导致并购中的非理性行为（Peng & Wei，2007）。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五、實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首先利用SPSS 22.0软件对样本数据的各种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总体特征进行分析，以发现样本数据分布的内在规律，对规律进行描述，再根据分析结果选择进一步的分析方法。

解释变量方面，在全部2 982个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中，年龄的平均值为52.84;性别的平均值为0.03，说明国有企业中男性董事长占绝大比例;学历的平均值为3.72，说明国有企业董事长平均学历介于本科与硕士之间;金融从业背景的平均值为0.18，说明具有金融从业背景的董事长占比较少。从分布上看，年龄的最小值为48，最大值为74，相差较大，且标准差为5.57，数据离散程度较高;学历的平均值为3.72，标准差为0.75，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被解释变量方面，是否发生并购的平均值为0.4，并购规模的平均值为461 941 560.7。从分布上看，是否发生并购的标准差为0.49，数据离散程度较小;并购规模的标准差为2 192 155 326，数据离散程度较大。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初步研究董事长特征与并购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利用SPSS 22.0软件对研究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分析，得到两两变量之间简单的相关关系。企业是否发生并购与董事长性别和董事长金融从业背景显著相关：董事长性别与企业是否发生并购负相关，即男性董事长更倾向于采取并购行为;董事长是否具有金融从业背景与企业是否发生并购正相关，即具有金融从业背景的董事长倾向于采取并购行为。同时，企业并购规模与董事长性别、学历和金融从业背景显著相关：董事长性别与并购规模负相关，即董事长为男性的样本公司并购规模更大;董事长学历与并购规模正相关，即董事长学历越高并购规模越大;董事长是否具有金融从业背景与并购规模正相关，即董事长具有金融从业背景，并购规模越大。

上述结果初步说明国有企业董事长背景特征可能会对企业并购行为产生影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以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三）回归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模型进行霍斯莫-莱梅肖拟合优度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当显著性水平为0.05、自由度为8时，卡方临界值为15.507，而模型（1）的卡方值是4.63，远远小于临界值;模型（1）的显著性是0.796，远远大于显著性临界值0.05，说明该模型通过了霍斯莫-莱梅肖检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该模型拟合良好，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对模型（2）中的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由表5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容忍度均为0.9左右，大于0.1;且VIF均处于1.0左右，小于10，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为检验前面所提出的假设，使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方法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研究董事长背景特征对并购行为的选择和并购规模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国有企业董事长的性别与企业并购行为和并购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长金融从业背景与企业并购行为和并购规模存在正向关系，虽然董事长学历与企业并购行为的选择没有显著关系，但是该解释变量对并购规模存在正向影响，而其他董事长背景特征变量的影响作用都不显著。

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男性董事长较女性董事长在企业规模扩张的目标下更容易采取并购行为，且并购规模更大，即企业的战略变革更加明显。在国有企业背景下，男性董事长的并购行为显得更加激进，本文的假设1得到验证。

国有企业董事长的年龄与企业并购行为的选择以及并购规模呈负相关，与假设相符，但是该结果并不显著，假设2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经验证据支持。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使得国有企业高管比民营企业高管面临着更多的限制条件，其中就包括年龄方面的条件。徐昭（2017）在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背景特征对并购企业价值的影响后发现，单独研究国有企业高管的年龄和学历，并未对并购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只有在模型中加入两者的交叉项后，即在年龄和学历的共同作用下，才会对并购行为产生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低学历的年轻高管由于不具有专业优势且缺乏市场经验，往往不会选择激进的并购策略来实现企业外生扩张，而高学历的年轻高管更偏好短期规模效应，而非通过业绩的长期提升来实现目标。因此年龄对并购行为的选择及并购规模的影响还受到学历因素的影响，不单独显著。

国有企业董事长的学历越高，越容易采取并购行为，但这种影响关系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析其中原因，一般认为，只有在良好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企业高管才能发挥其学历优势。而在我国国有企业这个具有特殊政治关联背景的主体中，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还处于改革阶段，不够完善，因此国有企业董事长的学历对并购行为选取的影响无法被验证。而在发生了并购的国有企业中，具有高学历的董事长往往更愿意采取规模较大的并购，这验证了假设3中的部分假设。

此外，具有金融从业背景的董事长倾向于采取并购策略，并且往往会进行规模较大的并购，这个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4。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有效性，避免出现伪回归的问题，需要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总资产收益率ROA代替控制变量净资产收益率ROE，使用营业收入增长率替代托宾Q值，使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替代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系数的稳定性和正负号均未发生变动。此外，将“年龄”这一解释变量由虚拟变量变为数值型变量，再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结论基本一致，回归结果的稳定性较好。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高层梯队理论和企业成长压力理论为基础，以沪深两市2012—2014年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研究国有企业董事长的背景特征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董事长的背景特征对企业并购行为的选择和企业并购规模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国有企业董事长为男性，企业更容易发生并购行为，并且并购规模更大;国有企业董事长的学历只对并购规模有显著影响，即董事长学历越高，并购规模越大;金融从业背景也对企业并购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当董事长具有金融从业背景时，他们更愿意采取并购行为，并且倾向于大规模并购。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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