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明，余粮才

（天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天水741001）

作为一个少数边疆民族而入主中原，满清统治者汲取了元朝短暂而亡的深刻教训，并未像元政府那样把域内民族划分为三六九等，而是以民族基本平等和民族融合取代民族分化，特别是在对待几个人数较多的民族上，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和避免冲突的政策。从诏书满汉合璧的形式、崇祀三皇五帝乃至孔子等来看，清王朝在极力地消除满汉隔阂。其中，满清贵族围绕黄帝进行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构建不遗余力，也起到了实质性的效果，从而避免了元朝短命的历史轨迹。

然而，晚清民主革命者的下层诉求与满洲贵族的上层努力反向而动，满洲贵族竭力构建和经营的国家认同一步步地被革命的民族主义所蚕食、摧折——没有民族、文化认同的国家必将走向四分五裂、贫弱直至灭亡。虽然孙中山“驱除鞑虏”与朱元璋“驱除胡虏”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国家认同的解构意义上讲是一致的，即破坏力和起到的效果是等同的。

一、清季陵祭黄帝及与元明朝的对比

清朝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仪式隆重，规模宏大，次数较多。除常规之祭外，逢皇帝登基、太后寿辰、国家庆典、平息叛乱、水旱灾害、五谷丰登、大功告成等重大事件，特别是需要团结御敌，或获重大成功需要祭告祖先在天之灵时，也常由皇帝决定祭祀黄帝。清朝对黄帝陵的祭祀，见于记载的有30 次，其中清世祖顺治在位18 年，祭陵l 次；清圣祖康熙在位61年，祭陵9次；清世宗雍正在位13 年，祭陵3 次；清高宗乾隆在位60 年，祭陵10次；清仁宗嘉庆在位25年，祭陵3次；清宣宗道光在位30 年，祭陵4 次。[1]246以上资料足以说明清王朝对黄帝祭祀的重视程度。

那么，明代的情况如何呢？根据《陕西省志·黄帝陵志》记载，明代皇帝遣官祭祀黄帝陵庙14次，其中明太祖2 次，明宣德、代宗、英宗、武宗、正德各1次，明世宗3次，其中一次是御制祭文。以后明穆宗1 次，明神宗2 次，均为御制祭文，明熹宗1次。[1]246

可见，即便明朝统治时间要比清朝还长，但从对黄帝陵的祭祀来看，显然要少很多。清政府对黄帝祭祀的高度重视是满洲贵族极力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也是其主要手段之一。这也是大清江山能够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跟元朝作一较为具体的对比（见表1）。

表1 元明清黄帝陵祭对比一览表

在一般的表述中，我们习惯于用较为笼统的“宋元时期”，从而使有些问题被无形中掩盖起来。对于黄帝祭祀，学者的表述也采用了这一习惯，似乎元政府和两宋政府对黄帝的重视程度是一样的，其实这是有很大误区的。宋尊黄帝为圣祖，于京都开封城内端礼街兴建景灵宫以供奉，后诏示：“诸州有黄帝庙，并加崇葺。”至宋徽宗时又于京城筑九成宫，并作宝成宫，中置神灵殿，以祠黄帝。南宋于临安（今杭州）仿旧规而建景灵宫，初建三殿，圣祖（黄帝）居前殿，其他诸帝居中殿和后殿。[2]可见，宋代是将黄帝作为直系的完全祖先予以对待和重视。这是元代远不能及的。

明朝初年由宋濂（1310～1381 年）、王袆（1321～1373 年）主编的《元史》之《祭祀一》中，对元朝皇帝的祭祀活动有一个总体的概述，其载：

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其郊庙之仪，礼官所考日益详慎，而旧礼初未尝废，岂亦所谓不忘其初者欤？然自世祖以来，每难于亲其事。英宗始有意亲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礼乃成于文宗。至大间，大臣议立北郊而中辍，遂废不讲。然武宗亲享于庙者三，英宗亲享五。晋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尝一庙见。文宗以后，乃复亲享。岂以道释祷祠荐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营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则有所轻欤。或曰，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为能亲见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于幽明之故、礼俗之辨，则未能亲格，岂其然欤？[3]1779-1780

即便是“稍稽诸古”的祭祀活动，也并未能自始至终，屡兴屡废，皇帝不能亲祀是常态。“稍”已能说明元帝对祭祀黄帝的忽视和懈怠。按照《祭祀志》的说法，其天子亲遣使致祭者有社稷、先农和宣圣三类，其他如“岳镇海渎”为“代祀”。而且，社稷、三皇、宣圣以及“岳镇海渎”“风师雨师”等的祭祀是礼官常规化祭祀，所谓由“有司常祀”。

大德三年（1299 年），对于当时祭祀三皇之制，陕西行台提出异议，上咨中书省，太常寺依据《唐会要》拟出初步意见，大意是说因为伏羲、神农、黄帝“创物垂范”，故而春秋二季致祭，并以勾芒、祝融、凤后、力牧配享。这是万世不易之定制。但现行制度大大降低三皇地位。其文如下：

《唐会要》所载，三皇创物垂范，候言藻鉴，宜有钦崇，于是伏羲、神农、黄帝俱有庙貌之设，春秋二时致祭，仍以勾芒、祝融、风后、力牧各附配享之位。稽诸典礼定规，虽百世不易也。况所谓创物垂范，是即开天建极、立法作则之义。今乃援引夫子庙堂十哲为例，拟十代名医从而配食。果若如此，是以三皇大圣，限为医流专门之祖，揆之以礼，似涉太轻。兼十代名医考之，于史亦无见焉。合无止令医者于本科所有书内，照勘定拟相应？本部参祥：太常寺所拟，即系祀典所载，古今之大义。今后配享三皇，宜从太常寺所拟相应，具呈照详。[4]1073

从至大二年（1309 年）正月湖广行省咨询中书省三皇祭祀配享来看，已经恢复《唐会要》所记之礼制。其时，礼部拟称：

三皇开天立极，泽流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祀。自唐天宝以来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黄帝以风后、力牧配。按礼记月，令春三月，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三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又《史记》称：黄帝得风后、力牧以治民。其配享座次宜东西相向，以勾芒、祝融居左，风后、力牧居右。若其相貌、冠服年代辽远，无从考证，不可妄定。当依古制以木为主，书曰“勾芒氏之神”“祝融氏之神”“风后氏之神”“力牧氏之神”。所谓十大名医，依文庙大儒从祀之例，列置两庑，如此，尊卑先后之序，似为不紊。[4]1074

这年农历十月初十，集贤院、翰林院、太常礼仪院等官一起讨论，最终议定：“三皇配享事理，合依礼部所拟，定为通例相应。具呈照祥。”[4]1074至此，单从祭祀的基本礼制来看，三皇已经跟普通所谓十大药师区分开来，“三皇开天立极，泽流万世”也算是三皇地位的客观认识。此后在延祐四年正月，江州路申请增加祭祀物费，得到政府同意：“三皇并宣胜春秋二祭：每祭各元降中统钞一定，今次添钞一定，通作二定。”[4]1076三皇与宣胜同等待遇。

另外，元初也命地方郡县祭祀三皇：

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皞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3]1902

由此，与前朝更进一步的是，由于元初中央政府的推动，元朝地方政府祭祀要比前代兴盛。时至今日，民间“三皇爷”的称呼依然流行。除此之外，对于作为宣圣的孔子的祭祀和尊崇，也比前代要突出。

依据以上分析，元朝迟至中叶已经开始重视三皇五帝的祭祀。这从十四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形成的郊祀之亲祀、摄祀制度亦可以看出。元代还有郊祀的三次亲祀，分别为文宗至顺元年（1330 年）十月，顺帝至正三年十月和十五年十一月，摄祀也有五次。于是，有学者指出，即便是唐宋文治鼎盛时代，皇帝亲祀也并不多见，并由此认为元朝对祭祀的重视①马啸林《元代国家祭祀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也认为，元后期出现三次亲祀已属不易，表明文宗、顺帝对汉法有相当程度的迁就与践行。。[5]这一立论可用于元朝蒙古传统的本族祭祀以及祭天内容上。如元朝对于太庙、火室烧饭、岳镇海渎、风师雨师的祭祀活动，特别是祭天活动很重视。忽必烈在1261 年、1275 年、1276 年有三次蒙古式的祭天活动。所以这一立论从宏观来讲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具体来讲，似乎难以成立。且不说前面《元史·祭祀志》早早表达的那种遗憾甚至不满，就说实际中对祭祀三皇五帝，元与前朝宋和后朝明清是有很大差距的。在元代相关的祭祀文献中，大德六年（1302 年）三月的一次合祭在文献中屡屡出现，这次祭祀除了元代传统的祭祀昊天、地袛 外还有五方帝（其中包含黄帝）。大德九年（1305），经过中书、翰林、集贤、太常等官员四次大讨论，郊祀制度终于确立下来。郊祀主要神位为：最上层有三位，分别是正位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有太祖成吉思汗；第二层九位，分别为五方帝（黑、白、青、黄、赤）以及大明、夜明、天皇大帝和北极。[6]113直至至大三年（1310年）才“五帝从享”。《元史·祭祀一》这样记载：

本朝大德九年，中书圆议，止依《周礼》，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圆议，五帝从享，依前代通祭。[3]1785

这样看来，从大德六年到八年配享祭祀五方帝，大德九年又回到以前，再到至大三年重新确立了祭天配享五方帝的做法。也就是说，元前期30年对黄帝是忽略的，更谈不上重视。而被学者拿来作为依据的帝王郊祀亲祀最早的一次已经是1330年，也就是说元朝已经处于后三十年的历史。而且，自汉魏以来形成的黄帝陵祭②《史记·封禅书》又载：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这应是黄帝陵祭之先河。，终元一世，完全空白。

然而，金统治者的认识则更加肤浅。金宣宗贞祐四年二月，尚书省上奏曰：

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臣闻于浍者如此，乞朝廷议其事。”

宣宗诏问有司，已是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的张行信回奏曰：

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7]2366-2367

金立国百余年未立黄帝庙，自然谈不上尊祀黄帝。大金铁骑辉煌一时而草草落幕，其局限性由此可见一斑。由此而言，元要比金明智得多。

然而，从以上分析来看，元朝皇帝对于三皇实为怠慢，因而失去了凝聚各族、文化认同的一大基础。朱元璋振臂一呼“驱除胡虏”而应者云集，既有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意识扭曲缘由，也有对民族分化政策的不满和仇恨之因素，实质起到了民族、文化认同被解构的作用。

这里用如此多的笔墨来阐释元朝的黄帝祭祀，目的是要说明，同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而且是盛极一时的王朝，为什么元朝短命而满清统治延续260余年。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元朝对于民族文化认同的无意拆解——民族分化和对三皇五帝在构建民族文化认同中的效力认识不足。元朝向心力、认同基础得不到强力夯实，王朝因而很快土崩瓦解。相反，清朝则对黄帝崇祀不遗余力，因而建立起了一定的民族文化认同基础。进入康雍乾盛世以后，民族冲突已是相当缓和，对于延续其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庙祭黄帝

满清统治者除了重视黄帝陵祭外，清代一方面承前朝之制，设黄帝神像于帝王庙中，皇帝多次亲临致祭，即为庙祭；历代帝王庙祭，多由皇帝主祭，春秋两次祭祀。

《清史稿·礼志》载：

顺治初，（历代帝王庙）建都城西阜成门内，南乡，正中景德崇圣殿，九楹，东西二庑各七楹，燎炉各一……届日，大臣一人祭正殿，殿祀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辽、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凡廿一帝，祀以太牢。分献官四人祭两庑，庑祀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益、伯夷、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张巡、许远、耶律赫噜、曹彬、潘美、张浚、韩世忠、岳飞、尼玛哈、斡里雅布、穆呼哩、巴延、徐达、刘基，凡功臣四十一，祀以少牢。[8]2525

先蚕，清初未列祀典。康熙时，立蚕舍丰泽园，始兴蚕绩。雍正十三年，河东总督王士俊疏请祀先蚕，略言：“周礼郑注上引房星，以马神为蚕神。蚕、马同出天驷，然天驷可云马祖，实非蚕神。淮南子引蚕经，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其制衣裳自此始。[8]2519

其行省所祭，惟乾隆五十九年，定浙江轩辕黄帝庙蚕神暨杭、嘉、湖属蚕神祠，岁祭列入祀典，祭器视先农。[8]2522

由此观之，清代祭天时已不再以五帝从祀，而是将黄帝供奉于帝王庙中，与其他杰出帝王代表一同受祭，此时黄帝更多的是以历史人物的形象出现，甚至连黄帝元妃西陵氏以蚕神地位而纳入其中。雍正帝即于二年(1724)亲祭帝王庙，而乾隆帝更是于三年(1738)、二十九年(1764)、四十年(1775)、四十八年(1783)和五十年(1785)先后五次“亲诣行礼如常仪”。

在清朝的国家祭祀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史载：

顺治十四年，沿明制举经筵，祭先师孔子弘德殿。康熙十年续举，遣官告祭。二十四年，规建传心殿，位文华殿东。正中祀皇师伏羲、神农、轩辕，帝师尧、舜，王师禹、汤、文、武，南乡。东周公，西孔子。祭器视帝王庙。岁御经筵，前期遣大学士祗告。祭传心殿自此始。[8]2532

自康熙十四年在传心殿将孔子和黄帝一同祭祀以后，黄帝除了“先帝”身份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和形象，即“先师”形象。这也使得清王朝通过国家祭祀行为在极力构建自三皇五帝以来延续至清朝皇帝的治统的同时，也开始注重以黄帝、孔子等为核心的道统体系的建构。这样，通过一脉相承的帝王谱系——治统建构，满清统治者强化了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而黄帝等人先师形象的塑造——道统建构，满清统治者增加了又一层权威保障。换言之，无论是从治统还是从道统上讲，大清统治都是合法的。

清朝尊祀包括黄帝的三皇五帝，成为努力构建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民族文化认同，借此将各族纳入统一文化视域之内（即便确实隐含着满族作为主导者的地位），以形成较强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凝聚力，维持长治久安的一统王朝。因此，围绕三皇五帝的民族文化认同构建便成为清朝统治达260余年的解释之一。

但是，即便庙祭一如既往，黄帝的地位却大为下降，特别是过分重视了黄帝的治统意义，却忽视了黄帝作为民族先祖的文化意义。

在清代庙祭中，将黄帝供奉于帝王庙中（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居于正中位置），与其他杰出帝王代表一同受祭，此时黄帝更多的是以历史人物的形象出现。这有助于强化黄帝的真实性、历史性，却实际上大大降低了黄帝的人文始祖的文化地位。更致命的还有，康熙认为“历代帝王庙崇祀者，每朝不过一二位，或庙飨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飨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书生妄论而定，甚未允当。况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今宋明诸儒，尚以其宜附孔庙奏请。前代帝王既无后裔，后之君天下者继其统绪，即当崇其祀典。”[9]由此，除了那些历史上无恶不作的帝王外，其他帝王一律庙祀。乾隆帝曾评论说：“洪武之去辽、金而祀元世祖，犹有一统帝系之功。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则是狃于中外之见，而置一统帝系于不问矣。若顺治初之入辽、金而去前五代，则尔时议礼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孰若我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为一定不易之善举哉！”[10]所以，乾隆皇帝更是将入祀的皇帝增加至一百八十八人。这样，黄帝除了治统之源的意义外，似乎已无特别之处。

三、结 语

据现有资料表明，自道光三十年（1850）之后，清朝统治者有关黄帝的陵祭完全停顿。相反，陵祭黄帝却被同盟会高度重视起来。1908 年重阳节，同盟会成立四月之后，其分支陕西同盟会祭扫黄帝陵。四年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3月，孙中山派人祭祀黄帝陵。

1908年同盟会黄帝陵祭文：

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九月重阳日，玄曾孙某某等谨以香花清酒牲肴之仪，敬献于我皇祖轩辕黄帝之墓前而泣告曰：惟我皇祖，承天御世，钟齐孕灵。乃圣乃神，允文允武。举修六府，章明百物。翦蚩尤于涿鹿，战炎帝于阪泉，挥斥八埏，疆理万国。用是奠基中夏，绥服九州，声教覃敷，讫于四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自是以后，圣子神孙，历世相承，尧舜以禅让缉熙，汤武以征诛定乱。洎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皆能仰承遗绪，奋厥声威，镇抚百蛮，光宅九土。其间偶逢衰替，暂堕纲维，秽丑跳梁，蛮夷猾夏，然皆历时未几；族服厥辜，弃彼毡裘，袭我冠服。我民族屡蹶屡振，既仆复兴，卒能重整金瓯，澄清玉宇者，莫非我皇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祜启之也。迨至前明甲申之岁，国运凌迟，建州虏夷，乘我丧乱，驱其胡骑，入我燕京，盗踞我神器，变乱我衣冠，侵占我版图，奴役我民众。神州到处，遍染腥膻，文化同胞，备受压迫。剃发令下，虽圣裔犹莫逃，旗兵驻防，遍禹迹而皆满。又无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百年之惨痛犹存，十八省奇耻未湔已也。且近年以来，欧美民族，对我环伺，各欲脔割大好河山，而满清政府恣其荒淫，不恤国耻。殷忧之士，义愤填膺，近有执义帜而起者，粤东如陆皓东、郑士良、孙逸仙，湖南如马福益、黄克强、唐才常，均矢志盟天，力图恢复。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密筹方略，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仁，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州复仇之义师。伏望我皇祖在天之灵，鉴此愚衷，威神扶祜，以纾民生之苦，以复汉族之业。某等不自量力，竭诚奉告，不胜惶愧煎灼，郁结悲祷之至。尚飨。[11]335

这对晚清统治者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晚清统治日趋忽视的东西恰恰成了它很快覆亡的重要推手之一。革命者结合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将满清硬生生地排除于华夏族谱之外，其产生的强大作用大概为以光宣为首的满清贵族始料未及。

以黄帝为远古中国各族群共同祖源的“先祖”(genealogical ancestrality)概念，再到后来记忆的层累之后，满族曾经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纳入这一谱系之中，以图治统、道统的合法性，最终求得长治久安。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域内民族最终要层累地纳入这一谱系都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需要，比如匈奴、鲜卑、女真等等。满清贵族统治的历史是这一结论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