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瓒

中篇小说《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是当代著名作家邓友梅的重要作品之一，发表于《十月》杂志1979年第1期，引发好评。1980年根据小说改编、由郝光执导的电影《女兵》公映。1982年，这篇小说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在邓友梅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作品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通常被视为新时期军事题材或军旅文学的代表作品而得到研究与肯定。重读这部中篇，不仅能让今天的读者重回那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领略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场上充满紧张、刺激与变幻莫测的敌我冲突氛围，而且也可以见证年轻的女兵在战斗中获得身心成长的过程，从而能使人进一步珍惜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牢记先辈们在艰苦岁月中顽强努力的拼搏精神和为他人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崛起与复兴的崇高“初心”。

小说从三个文艺女兵周忆严、俞洁、高柿儿在军队转移中因故掉队开始，通过对她们追赶部队的惊险历程的描绘，展现了解放战争后期华东战场上复杂多变的军事形势和被卷入战争中的各方状况。其中，解放军一方的昂扬斗志，声东击西的机智战略，与国民党部队的军心溃散，只顾搜刮民脂民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普通百姓中既描写了同情、倾向革命军队的二嫚和她的公公机敏救助掉队女战士的举动，也叙述了趁乱钻营的人口贩子千方百计强卖妇女，还有被抓壮丁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大个子”协助小高一起逃跑等。当然，如此多层面的背景呈现均是为了刻画三位女兵的精神成长，在追赶部队的过程中，她们既能团结一致、互相扶持地行动，又在不慎走散后各自不放弃任务，在革命信念的支持下，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追上了部队。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讲的是三个女文艺兵的故事，小说的取材显然出自作家邓友梅熟悉的个人经历和生活。根据邓友梅的自述，“我11岁从出生地天津回到故乡山东后，由于故乡是抗日根据地，在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教育下，我12岁就参军当了交通员。”“日本投降后部队要把一些没机会上学的小同志送进学校去补习文化，营长抢先要了个名额，把我送进了根据地一所中学脱产学习。可我当兵当野了，穿一身军装跟人家老百姓孩子一块坐在课堂里念书，怎么也坐不稳当。碰巧军文工团排戏缺少个演小孩的演员，找了几个孩子面试，人们见我会说国语（那时还不叫普通话），脸皮又厚，而且是部队送来代培的，没有军籍问题，一张调令我就成了文工团员。”从交通队员到文工团员，小说中的高柿儿差不多跟这个经历相仿，可见，作家熟悉他笔下的人物和经验，塑造人物和编织故事可谓信手拈来。邓友梅也是在文工团时期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

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看，邓友梅以两条叙事线索展开这个故事，主线或横线为三个女兵追赶部队的故事，而輔线或纵线则由三个女兵之间的矛盾为切入点，分别介绍了她们的成长背景与参加革命的经历。两条线索的巧妙交织使得整个小说既有因前路不明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又有各不相同但都令人唏嘘的人物身世，故而中篇小说内容的丰厚与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二者兼得。加之，邓友梅在细节刻画上的精确与传神，贴近人物个性的语言运用，都为小说增色不少。这便是《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在艺术上的成功与独到之处。

作为叙事主线的三个女兵追赶部队的行动看似单纯，但在小说中她们却处处受阻，先是俞洁的脚受伤减慢了追赶速度，接着是部队在作战策略上几次改变行军方向，使得她们不得不也调整追赶路线，然后是遭遇国民党部队冲散了三人，增加了追赶难度，迫使她们各自找寻突破之法，此外，她们在路上还有其他遭遇，比如碰到人贩子一伙，救下被绑的二嫚，路遇泰山部队，周忆严与恋人孙大胡子（孙震）重逢等。从讲故事的技术来看，可以说，邓友梅非常善于设计曲折的情节，以吸引阅读的兴趣。当然，到后半部分，小说家也安排了各种巧合，以推进叙事，完成故事。对于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而言，这样以小见大的构思可谓足够精巧，也足够吸引人。另一条辅线，即小说中穿插的对于三个女兵的身世与参加革命的过程的描写，目的是为了更有说服力地塑造人物个性，展现三个年轻的女兵之间因性格差异和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误解与冲突。在这一意义上，小说既在现实层面呈现了她们在追赶队伍中相互理解、交流和帮助，也从象征意义上传达了她们各自在革命信念、精神磨炼上“追赶”革命理想的过程。无疑，这增强了小说的思想深度，三位女兵在这次追赶部队的行动中得到迅速的成长。

小说中的三个女兵，年龄、出身、性格不同，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各不相同，可谓相当典型。周忆严19岁，父母是地下党员，在她刚出生不久就牺牲了。她从小记得有个爸爸，在戏班里唱昆曲的，其实是她的养父，后来养父在演出事故中丧生，她就成了孤儿，被卖到富人家里作丫头，每天没日没夜地伺候人，干家务。正当她快熬不下去的时候，来了一位林姓客人，把她赎出，并辗转送至重庆。原来是党组织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寻找多年，才把她这个烈士孤女找到。在党的培养下，她迅速成长为早熟、沉着、老练、政治进步快、严以律己的小领导干部。小高（高柿儿）家是个中农，抗日战争时期她哥哥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并说服他父亲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1941年在日本鬼子的一次大扫荡中，她家被烧毁，母亲被烧死，父亲则为了保护情报，在出逃的路上负伤后跳河殉难。小高9岁时就帮助父亲和哥哥递送情报，父母牺牲后，她被迫隐姓埋名，改换身份性别，继续干着通讯员的工作。后来，到了文工团，14岁的她也不改变装束，性格仍像男孩一样直率、急躁、无拘无束。和她俩不同，俞洁是来自上海的资本家中的小姐，她母亲因为生了两个女孩而在家中遭受冷落，得了精神病。俞洁幼年过得并不幸福，到了上中学的年纪，父亲又送她去了寄宿学校。她渴望摆脱家庭，自食其力，于是进了一家艺术团体的学馆，由学员到演员，由一般演员到挂三牌。虽然艺术上精进了，她却看透了所谓艺术圈子的污浊与丑恶，同行间相互倾轧，虚伪势利，直到抗战胜利后她接触到解放区的小册子，对解放区产生兴趣，进而开始思考她的人生意义。在一次与新四军文工团的联合演出中，她深受文工团演出节目的感染，觉得“尽管艺术上拙朴，可里面表现的生活豪迈、清新、庄严、健康，充满了为人民为民族而献身的英雄气概”，之后她表示了参加革命的意愿，并主动留了下来。俞洁复杂的家庭出身和她在大都市上海演艺圈内的艰辛打拼使她的性格细腻、敏感，优柔寡断。虽然有着这些相异的因素，但三个女性都在她们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参加革命，并在战斗岁月中锻炼自身，不断增强革命信念。

由于经历和性格的不同，三个女兵自相识起就有了一些龃龉与矛盾。小高到宣传队的第一天便对俞洁没有好印象，她看不惯俞洁的穿着和生活习惯，也不喜欢俞洁敏感多虑的性格。俞洁则对忆严很戒备，因为后者主动把文工团唯一的小提琴交给她，让她怀疑忆严在背后有什么图谋。一次演出中，她临时犯胃病，忆严忽然主动要求代她演出，并大获赞赏。这更使得俞洁断定忆严是处心积虑的算计她。然而回想起在掉队的前两天里，忆严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俞洁又感到疑惑，只能推测忆严“存在着互不相容的两重性格”了。带着相互间的这些矛盾和偏见的三个女兵现在共同面对“追赶队伍”的境遇，她们必须抛开前嫌，增进了解，不仅需相互鼓励、彼此帮助，更要磨砺自身，自助助人。作为分队长的忆严则时时给小高和俞洁分别做思想工作，处处以身作则，努力完成团长布置的带着两个战友一道追赶队伍的任务。外部环境的险峻和分队内部的紧张关系交互推进，共同促成了三个女兵的成长和成熟。

如果说《追赶队伍的女兵》中的女性成长更多指的是一种思想信念的坚定和世界观的成熟的话，那么同时，这种成长又是伴随着压抑和削弱女性欲望和女性经验的过程。忆严和孙震相恋，他们相见后却显得拘谨、克制，小说写道：

两人又哈哈地笑一阵。于是东一句西一句談起来。她跟他谈文工团的熟人、趣事，他对她讲连队的战斗、友情，一句也没说两个人之间的事，可又都觉得很愉快、很满足。仿佛他们平时盼着的也就是见面这么谈谈，不在乎谈什么，能两人坐在一起谈就是感情上的享受。

当然，这种慢热的、含蓄的表达也可以是一种恋人间传递感情的方式，但作为整部小说中唯一表现年轻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则略显生硬和不自然。高柿儿从小失去双亲，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查，她剃了头发，装扮成男孩。一直到参加文工团她还是保持原来的装扮，并不断被误认为男孩，追赶队伍的途中被匪军抓去带路，她也被当成“小崽子”。小高的性格、气质似乎也在易装的过程中改变了。这种性别上的更改既是斗争策略，也是性别身份的自我塑造。相比于同一时期上映的电影《小街》（1981年）中那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装扮成男孩的少女瑜的伤感、孤独，《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中的高柿儿对自己的性征选择显得更从容、坚定。童年时期目睹家园被烧，父母同时离世的高柿儿如同《伊万的童年》中的伊万那样，对敌人充满仇恨，在战斗中机警而果敢，而她必须以牺牲自己的女性身份为代价获得这份与年龄不相称的坚毅。

女性的成长既包括了思想信念的坚定，世界观的成熟，当然也应包括性别意识的觉醒和性别观念的丰富化，而在特殊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这样的女性内在精神世界的建构可能是艰难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值得一提的是，邓友梅在《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中通过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与洋溢的革命乐观精神的展现弥补了这种缺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