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198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同时决定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搬上银幕，并于1981年同期放映。这可能算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创举——此前没有过，此后，由于版权等因素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景象。这一现象，也从侧面反映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出版后“洛阳纸贵”的大热局面。作者周克芹在给责编的信中诉苦道：

我现在被吵得焦头烂额，藏也不是，躲也不是，那些记者、编辑、评论家，电影厂，出版社，整天追踪我，从乡下老家追踪跟踪到成都……我怎么能静下心来修改作品呢？”（刘铁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编辑出版补遗》，《中国编辑》2008年第5期》）

两部同期改编的电影，侧重点各有不同。八一厂版侧重于“许茂”，北影厂版侧重于“四姑娘”。由于八一厂版有作者周克芹参与编剧，而且小说名和片名都叫《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有评论认为“只有抓住许茂，才能把十年动乱造成的农村悲惨境地反映出来，抓住其他人都会产生舍本求末的结果”，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质问“难道抓住四姑娘就不能反映作品的主旨？四姑娘与郑百如的离婚、复婚仅仅是一般的婚姻问题？四姑娘与金东水的爱情纠葛，仅仅只是一般的爱情描写吗？不是的，他们之间的矛盾纠葛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内容，反映出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农村的政治、经济直至家庭关系中造成这样难以忍受的苦痛，这也正是原著所要表达的主旨。”（翁世荣《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谈改编》，《电影新作》1982年第5期）

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改编策略，也反映了当时读者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小说的认知重点与解读方式。不管重点放在许茂，还是四姑娘身上，都是人们对“拨乱反正”的期盼，都是对美好明天的向往之情。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描写了1975年四川沱江岸边的一个农村葫芦坝，从工作组进村开始，直到工作组离开，这中间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中心”发生的种种故事。这些故事的核心确实落在两个点上，一是“许茂老汉的转变”；二是“四姑娘的绝处逢生”，这两个点的组合，共同凸显了作品的主旨。

如果说何士光的《乡场上》是对改革开放“重拾初心”的一曲赞歌，那么周克芹写作于1978年，发表于1979年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则是对“重拾初心”的一种向往。

周克芹长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他通农活，懂生产，“不开黄腔”“不摆官架”，农民都叫他“官儿农民”“农民官儿”。（刘铁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编辑纪事》，《散文》2008年第11期》）因此《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做到了“不醉心于对那个苦难年代中撼天动地、溅泪惊心的重大事件的直接描绘，而致力于对农村中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的细致描写，从生活的丰富多样性的诸多侧面烘托出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来”。（吴宗蕙《深谷中的幽兰——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秀云形象》，《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也正是这种独异的气质与追求，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荣获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

从周克芹后来发表的创作笔记来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最初的动因确实在许茂身上：

是的，就这样决定了。只需把我最熟的几个生产队的百十户人家，稍加概括，即可以写成一部长篇。不是么？许茂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还有一些缺点的老头子，他一辈子养了许多女儿，女儿们个个都是挺能干的，可日子依然过得不如意，很痛苦，他没有一个儿子，他年轻时饱经沧桑，中年时有过一番雄心壮志……现在他的家境比别人也富裕一点，但他害怕回到旧社会去，他和他的女儿们，全是能人，个个都有自己的性格——这就构成了复杂的矛盾纠葛。……有女儿，就有女婿。女婿们加上女儿们，各家各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之初》，《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

就当时的农村状况来说，许茂家的条件相当不错。他拥有一座相当出名的许家大院，虽然没有儿子，但九个女儿，三个女儿嫁到外地，八姑娘在外面工作，七姑娘在供销社，九姑娘是村里的团支书。五姑娘家庭和美，性子泼辣，唯一给许茂老汉添堵的，也就是早亡的大姑娘一家，和离婚的四姑娘了。

许茂是传统的、热爱土地的农民，他对土地与庄稼的热爱，对农活的稔熟，可以从下面一段许家自留地的描写展露无遗：

青青的麦苗，肥大的莲花白，嫩生生的豌豆苗，雪白的圆萝卜，墨绿的小葱，散发着芳香味儿的芹菜……一畦畦，一垅垅，恰好配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许茂这块颇具规模的自留地，不是一块地，简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是他的心血和骄傲。

这样的农民在农村是受人尊敬的，而且許茂也曾经有过“爱社如家”的过往，可是在小说描写的1975年，许茂抗拒一切集体活动，包括工作组住在他家。他变成一个即使工作组的颜组长给生病的老汉几片药，他也坚持要给钱的，显得自闭、落后的老汉。

这种转变当然有它的深层原因。后来工作组长颜少春在总结工作组工作时说：

农民为什么跟共产党走呀？——还不是因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给农民带来好处……可是，后来这只船像搁在浅滩上，走不了啦！贫困像鬼魂似的跟着他们。特别是这些年来，党的政策总是落不到实处，想想嘛，在这种情况下，像许茂大爷这样的农民，他能不怀疑吗？能不想想自己的前程吗？”

许茂在乡场上低价买下了别人的一罐油，然后转手高价抛售，后来又被“红袖章”没收，最终发现“红袖章”原来是一个骗子。这个事例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当时农村的“左”倾政策与极端化管理，对农民造成的伤害。寡母要给重病的小孩看病，急于抛售手里的油，但是却没有一个合法的市场，许茂希望通过转手倒卖获取利润，但是也被判为非法经营，没收货物。这些都是对农村自然经济与小商品经济的一种破坏，同时又没有建立起可靠的替代机制，某种意义上也就堵死了农民摆脱贫困的出路。

而以郑百如为代表的农村干部，对许茂个人（“逼着唱样板戏”），对他家庭（斗争大女婿金东水，烧他家屋子，强奸他的女儿并与四姑娘离婚）的伤害，正是许茂从“爱社如家”转变成“自私自利”的最重要因素。这是靠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勤劳、善良、热情等优秀品质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最后的解决方案必须要落到农村政策的改变上。这也是为什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全书的起止，是以工作组的“进入”和“离开”形成一个闭环的原因。

周克芹在回顾《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创作历程时表示：

我既是一个必须贯彻上级方针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又是一个必须从事劳作以供家养口的农民，有时候我自己就是矛盾的，曾经有过彷徨、痛苦，尤其是当我感到是我自己在伤害着包括我在内的农民群众的时候。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周克芹说：“我把自己多年来对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的思考，比较集中地写在许茂老汉身上，我把长期农村生活积累起来的感情，倾注在四姑娘和别的人物的命运中”，这种命运也就是“严峻的现实与充满着美好希望的人生”。周克芹希望通过四姑娘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来表明这一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之初》）

四姑娘许秀云，年轻时候被郑百如强奸，被迫嫁给郑，此后又在“文革”中被抛弃，面临着丢尽许家颜面，不得不远嫁山村的险恶命运，甚至一度因为流言蜚语，选择了跳河自尽，但是最终，依靠着她自己的倔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许秀云最终赢得了自己生活的自主权，嫁给了自己的大姐夫金东水，也向工作组揭发了郑百如的累累罪行。周克芹说：“四姑娘成长了，和我们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经历了人生种种磨难之后，才懂得了人生，才把个人的命运与党、与祖国的命运连接起来，从今以后才不至于再是孤苦、寂寞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战斗者。”

对小说的解读与改写，选择“许茂”为重点，或是选择“四姑娘”为核心，实际上是在“转变”和“成长”这两个主题当中，二择其一。但不管是“转变”还是“成长”，其实都反映了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忘初心”的向往之情，都反映了农村亟待打破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局面，走向幸福生活的憧憬。

四姑娘许秀云跟工作组组长颜少春谈话中有这样一个疑问：

今天晚上大家讨论修电站，点电灯，改河造田多打粮食，这些计划全都是很好的，实现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我就想了，将来什么都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住砖瓦房，装上电灯，那样就算“幸福生活”吗？“幸福”两个字的意思就只是吃喝穿戴吗？……唉呀，我说不清楚。

对此，颜少春的回答是：

你会得到真正的幸福的！——所有的好人，哪怕受了多少磨难，终归会幸福。共产党干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你和所有的劳动人民谋求幸福！要有信心，那样的日子總要到来的。

正是颜少春这样的工作组长的到来，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看到磨难终结、幸福来临的希望。颜少春身上，也承载着作者对“如何对待农民”的重大方针国策的思考。周克芹说他创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预谋”是“纵眼望去，葫芦坝是满目疮痍，然而置身于其中，却又使人感到葫芦坝生机蓬勃。葫芦坝真是小的不能再小，但它是中国农村的一角，从这一小小的角落看看我们伟大祖国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面貌”。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呈现出的这份问题，这份向往，仍然是“不忘初心”的动力与源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