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以华

一、引言

越南历史上使用的文字有汉字、喃字和拉丁化的国语文字三种。20世纪中期以前，越南一直以汉字为官方文字。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之后，拉丁化的新文字成为越南语的正式标记法。国家文字的变更使人们理解本国传统和书写本国文化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对原有文化传统的冲击巨大，势必引发文化的变迁。赫斯科维茨认为，一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密集接触会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他将这种文化变迁现象称为“涵化”[1]。他的这一概念是基于殖民主义框架下提出的。对于越南而言，这种文字更替引发的文化变迁虽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密不可分，却远非“涵化”一词所能解释。本文通过重塑越南文字的发展史，试图厘清越南与多种文化接触的轨迹和途径，剖析这些交流与融合背后的动机与心态，进而探寻越南现代文化的成因。

二、 越南口头语言和书写体系的变更

下表清晰的呈现了越南不同时期的口头语言和文字的使用情况，这是根据DeFrancis的著作而创制的[2]：

时期 口头语言 书写体系111B.C.-939A.D.越南语/汉语 汉字939-1651 越南语/汉语 汉字/喃字1651-1861 越南语/汉语 汉字/喃字/越南国语字雏形1861-1945 越南语/汉语/法语 汉子/喃字/越南国语字1945- 越南语 越南国语字

上表体现了越南文字变迁的主要过程及各时期越南人民口头语的使用状况。公元前2世纪左右，从无文字到汉字的使用是越南文字的第一次变更。这一时期的越南基本上属于中国的郡县，受中国文化影响深刻。公元10世纪之后，尤其是在13世纪左右，喃字的使用得到发展。关于喃字的具体使用时间，目前没有定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13世纪左右喃字形成体系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这应该与越南10世纪独立王国的建立不无关系。一直到19世纪中期，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之前，喃字一直与汉字并存使用。然而17世纪开始，越南文字更加多元化。越南国语字从18世纪中期完成雏形，到20世纪中期成为越南唯一的正式文字，历时约200年，这一时期为越南文字的拉丁化时期。这一时期文字使用状况的变化与法国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文字的更替其实并无清晰而绝对的界限。比如，在喃字使用期间，汉字仍然维持了主体文字的地位。在越南国语文字推广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字仍然是很多越南知识分子的不二选择。不论文字如何变更，越南语一直是越南人民口头语言的主体。

文字作为民族文化记录的载体，有凝聚文化的作用。从文化变迁的视角重构越南文字变更的历史史实，我们发现，越南文字变更是越南文化和外来文化接触留下的烙印，反映了越南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三、 越南与外来文化的接触

（一） 汉文化的生根发芽

从秦汉至唐末的一千多年中，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和使用体现了越南对汉文化的接受。汉字在越南的传播主要由于如下两个原因：一是政治统治的需求；二是教育体制的结果。历代中国政府派任的贤能良吏对越南的“开化”举措是越南文化得以“汉化”的重要原因。赵佗、锡光、任延、士燮等派驻交趾、九真（今越南境内）的太守成为汉字与汉文化的推广先锋，使当地文化迅速发展起来[3]。唐朝政府在安南地区（越南古称）推行科举制度。教育既是儒学的内涵之一，也是汉字文化传承的重要机制。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汉字所书的《四书》、《五经》等汉文化儒家经典作品得以广泛传播，这造就了越南的“儒士”阶层。他们既是当时安南境内传播汉字和汉文化的中坚力量，也是其酝酿民族文化独立的潜在力量和领导阶级。伴随着汉字的传播，大量哲学、宗教、经学、史学、文学艺术作品从中原传入安南。家国天下观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逐渐成为越南的正统思想，从而影响了整个越南社会文化的运行。

越南本土文化与汉文化内在气质的一致性也是汉字与汉文化在越南能够生根发芽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越南史前文明孕育了湿地水稻文化。另一方面，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决堤--筑坝这一与海洋抗争行为的普遍性。上述两种越南本土原生特征衍生了对群体的依赖，这与中国封建时期的集体主义文化气质高度契合。正如克莱德·伍兹所认为的那样，“在具有相似的文化内涵中，借用的数量更大”[4]。这一时期越南对汉文化基本上是全盘接受的。

（二）本土文化的凸显

10世纪，越南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经过了丁、黎、李三个朝代的休养生息，陈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使越南封建社会步入了兴盛繁荣阶段，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在这一意识的驱使下，早先产生却并未获得太多关注的喃字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登上了越南文坛。“喃字”是以汉字为基础, 依照汉字“六书”中的会意、假借、形声等造字法,为记录越南本土语言而创制的一种方块文字。

据史料记载，第一部用字喃创作的作品出现在13世纪。作者是陈朝的刑部尚书阮诠。他受皇帝指派，写《祭鳄鱼文》，以驱逐鳄鱼。然而，如今此文已失传。此后，字喃文学逐渐兴起，走向成熟。阮廌选编的《国音诗集》是越南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字喃诗歌集。阮牧《金云翘传》的出版，标志着越南字喃文学发展的高峰。字喃文学的发展标志着越南文学的本土化转向。

越南喃字的发展和文学的本土化转向是越南人民创造性和民族意识的体现。随着越南人民民族意识的提升，越南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文化的接受反而更为主动。为了提倡儒学，陈朝自艺宗开始便以越儒从祀文庙。《大越史记全书·卷7》载：公元1370年(陈艺宗绍庆元年，明洪武三年)，“国子监司业朱安卒，赠文贞公，赐从祀文庙”，此为越儒从祀文庙之始。由此可见，这种主动接受并不意味着原封不动的接受。越儒地位的提升表明当时越南统治者试图与原有汉文化保持一定距离的意图。

喃字的兴起与越儒地位的凸显，表明这一时期的越南在调动民族元素和根性意识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反思和调整，开始有意识地构建本土文化。梁志明认为，13世纪的儒学在越南的传播过程中，注入了爱国主义的精神[5]。这里的“爱国主义”其实可以理解为越南对原先传入汉文化的本土化改造。

（三） 东西文化摆渡人的取舍与抉择

20世纪上半叶，越南新文字推广运动发展迅速，正因如此，1945年“八月革命”胜利之后，新文字被确立为越南国语文字是水到渠成之事。19世纪下半叶始，法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西方文化。这一时期的越南封建统治薄弱，普通民众文盲率极高，极少数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便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家文化的走向。因此，越南国语字的推广，是这一时期穿梭于东西文化间的越南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许多越南知识分子而言，国语字的传播毫无疑问是法国在越南侵略扩张的副产品，是殖民者倡导的文字，这种屈辱感使以潘佩珠为代表的一部分越南知识分子对国语字充满了轻视。潘佩珠是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受家庭熏陶，儒家根基深厚，精通汉语和汉字。对中国儒道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汉字的精通都使他对于打有法国文化烙印的新文字难以接受。他认为拉丁化的国语字是“仇人的文字，就如同空心菜一般混乱”。潘佩珠的态度代表了那个时代深受儒学染濡，并认同以儒救国的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而另外一些虽受儒家文化影响，却又认同西方文化先进性的越南知识分子，则又是另一番心境。从潘周桢1906年写给“东方组织”（法国在整个印度支那的殖民政府总部）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法国人带来这些西方文明表示赞赏的同时，也对殖民地政府官员与朝廷勾结的情况表示愤怒。他试图寻求殖民政府高层的帮助。他一面抗议法国的殖民统治，一面却赞赏他们带给越南的一些“文明成果”。他既想借助法国的民主思想文化推翻君主制，又不甘心做法国殖民者的走狗。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处于东西文化夹缝中挣扎的越南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明时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使他在穿西服，打领带、剪短发，欣赏西方文化的同时，对殖民统治者力推的拉丁化新文字却持保留态度。

另外两位著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张永纪和阮文永则对新文字持欢迎态度。张永纪是法国人的合作者，法越文化交流的桥梁。20世纪初，他协助法国人主办《嘉定报》，属于使用拉丁化新文字创作并公开发表的第一批知识分子。此时新文字在标点使用、文法衔接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并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他坚持用新文字在报刊上发表游记等作品，这些初现的新文字作品在语言创作上承袭了越南口头用语，充满了本土文化气息，逐渐吸引了一批接受了新文字的读者受众。张永纪对新文字的推广活动是在法国殖民者的政策框架下进行的，但客观上扩大了新文字的影响力，促进了其传播。而另一位知识分子阮文永则于1907年发表了题为《安南应该用安南字》的文章，吹响了越南文字革命的号角。他参与“东京艺塾”活动，倡导智知会、译书会等爱国文学运动，鼓励新文字的创作，将新文字的使用风潮从南方扩展到北方。他主办《东洋杂志》，鼓励作者以新文字书写安南民间疾苦，从事翻译和本土化创作。一方面，他在文字选择上与潘周桢等自己尊敬的师者文人产生分歧，被认为“反祖国”；另一方面，他与法国殖民政府试图推广法语的政策作斗争[6]。对于他而言，对新文字的认同并不与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情怀悖行。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是越南社会思想大变动的时期，也是越南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文字使用上，作为儒学传播载体的汉字失去了主体地位，儒学的传播也因此失去了重要的传播渠道。从这一时期始，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开始走向衰落。同时，法国殖民统治者期望越南民众通过对新文字的学习，最终掌握同为拉丁化体系的法语文字，从而在越南宣传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此时，原本处于夹缝之中的越南国语字，却因其易学易用、贴近越南本土口语而得以迅速推广，有了可以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越南知识分子意识到新文字的传播既有利于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也能凸显本土特色，因而成为新文字使用的倡导者。

这一时期越南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文字选择上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一态度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强调体用之分。在越南文字选择的进程中，“体”强调了对本土口头语言的坚守，“用”则主要体现在对汉越词的大量使用和对拉丁化字母体系的采用。从文化变迁的视角来看，在 “用”方面的整合策略并不会动摇其对“体”的坚守。

四、 结语

从使用汉字、接受儒学到创制喃字、构建本土化儒学，再到弃用汉字却保存大量的汉越词、弃用法语却采用与法语文字体系一致的拉丁字母，越南文字的变迁中可见越南人民对待外来文化，既有积极借用、灵活汲取的一面，又有抗拒排斥、谨慎过滤的一面。无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越南都表现出了既受吸引又有拒斥的态度[7]。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态，越南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文化采取了整合的策略。这种策略所带来的融合历程既有延续的一面又有碰撞的一面。“延续”维系了文化传统，“碰撞”带来变化与发展，两者共同造就了当今越南文化的风貌[8]。汲取了汉文化精华的越南文化已经有了一个相对较为成熟的文化体系，而汲取了西方文明基因之后的越南文化，则是呈现了更为多元化的特征。这种对外来文化的整合策略，使越南文化逐渐呈现出一种“统一多样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