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名

语言和图像均为传播信息、完成叙事的重要媒介，两者都是对特定现实的陈述，是既定现实的符号。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图像因其纪实性和在场性特征大有碾压、超越语言之势，对图像的研究正在成为学界的显学。在新闻传播领域，学者也开始将视野转向图像新闻、新闻画报等问题的研究中，然而这些讨论大都停留在史料整理、新闻图像的视觉呈现，以及图像与文字的传达等层面，并未深入语言与图像肌理的内部，探究二者的内在联系及转化。①刘涛.语图论:语图互文与视觉修辞分析[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4)：28-41.本文是对图像新闻中语图关系的初步讨论，首先从思想史的视角窥探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并延伸至图像新闻领域，考察图像和新闻文本的内在关联。

在图像新闻中，图像与语言分属不同性质的媒介符号。语言符号的基本单位是音素和音节等；图像符号包括绘画、照片、剪贴画和影像等，其基本构成单位为点、线、面，光线、色彩、构图等。当两种符号按照特定的编排逻辑形成文本，实际上便构成了一种新的叙事关系，即语图叙事，图像新闻可以说是这种叙事体系的典型代表。那么，在这种叙事体系中，图像与语言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表意功能？它们二者是以何种方式结合起来的？图像是否能够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还是仅仅作为话语的附属物而出现？换言之，图像在新闻叙事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和意义。

一、语图关系初探：从思想史到图像新闻

在正式分析图像新闻中的语图关系之前，有必要首先梳理思想史上有关语图关系的讨论，明确在整个符号系统中，语言和图像这两种媒介符号分别居于怎样的位置、具有怎样的表意特征。

对于语言与图像所具有的不同属性，最早可见于西方艺术理论史上有关“诗与画”亲缘关系的讨论。诗所代表的是语言符号，画代表了图像符号。诗画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氏认为诗歌与绘画都是一种模仿的技术，绘画用色彩和形态进行模仿，展现事物的形象，而诗歌则借助于声音来达到模仿的目的。①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8.借用西蒙尼德斯（Simonides of Ceos）的名言即：“画乃无声之诗，诗乃有声之画”，说明诗与画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模仿的关系。贺拉斯在《诗艺》中将二者的关系表述为“诗如画”（Ut pictura poesis），一方面用诗歌描绘事物，达到如实地再现事物本身，仿佛事物如在目前，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画如诗”，将绘画视为具有叙事功能的艺术。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人文主义的艺术理论，并一直贯穿到启蒙运动前后。直到18世纪，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发表《拉奥孔》，诗与画的关系才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莱辛在文中重新界定了诗歌与绘画的界限。他以古希腊雕像《拉奥孔》为例，将诗与画的界限归因于语言与图像不同的符号属性：首先，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是一种空间艺术，它的题材只限于模仿美的物体，亦即造型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美”，模仿必须要服从“美”的法则，而诗的最高原则是真。其次，绘画以空间中的颜色为符号，适合表现全体或部分在空间中并列的物体，最能产生绘画效果的是“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诗歌以在时间中持续的声音和语言为符号，适合表现在时间中持续的事物。②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172.这就意味着在诸如雕塑、绘画以及摄影等图像中，由于受到画框、镜头、材料的限制，只能把事件发生的瞬间凝聚到图像所展现的这一时刻里，使得事件发生的始终都能从这一顷刻里得以展现。而诗人在描摹事物时不受眼前景物的限制，无须遵循“顷刻性”原则，可以自由展现事件发展的过程、人物的悲恸心理世界以及复杂的思想流动。简言之，以诗为代表的语言艺术是时间叙事符号，具有推论性，语言所意指的对象是不在场的；而以雕塑、绘画为代表的图像属于空间叙事符号，图像所意指的对象是直接在场的，是一种表象性符号。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语言和图像的分界代表了不同的指涉属性。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以线性顺序作为指涉的路径，只要我们获取了语言在现实中的所指，能指随之确定下来。相反，作为表象性符号的图像，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相似性”，因此图像符号的意指方式依赖于联想，即借助于联想思维完成能指和所指的“连接”，使得图像的符号意义产生不确定性。③陶红, 李萌.近代新闻画报中的“语图互文”[J].编辑之友, 2018(6)：91-97.

在图像新闻中，同样遵循着图像附属于语言、图像与语言互仿的基本逻辑。新闻图像通常显示的是事件发生时的核心信息，新闻语言对该事件进行语言描述，将图像所展示的关键情节转译为语言文本，此外，新闻语言还须根据新闻事实及当事人信息，完善图像所处的整体语境，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等其它相关信息。总体说来，新闻图像是新闻语言的初始参照，新闻语言是新闻图像的补充和继起。新闻记者在采集新闻照片，编写新闻稿件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模仿图像所传达出来的视觉效果，这种模仿由于受到“高诗低画”的限制，故而是“非对称性”的。这种非对称性在于以诗歌为代表的新闻语言“高于”以绘画为代表的新闻图像，后者模仿前者，是对语言的注解和补充。纵观历史中的图像文本，从近代的时事画报到当前的新媒体文本，语图叙事的主要特征体现为语言主导下的互文叙事。语言和文字的功能是陈述当前时间，提炼并细化主题，对新闻事件发表评论和看法。在语言叙述的空白处，图像出现了，它是对文字的视觉呈现，其功能是服务于语言。即便是那些图像元素占据了主导的新闻报道，也是由语言来发挥确定主旨的功能，即通过语言来确立视觉文本的主题，而图像则更多的是对该主题的视觉演绎。

综上，语言与图像一方面存在着相互模仿、互补共生的“互文性”一面，同时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艺术媒介和符号系统，因而也存在着非对称性甚至相互抵牾的特征。这也就是说“图像与语言两种介质既有相合、对应的‘互文性’一面，又有相克、互斥的‘游离性’一面，于是便有图文间的缝隙产生”①张玉勤.语图互仿中的图文缝隙[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2013(3)：62.。此外，在图像新闻这样的语图叙事模式中，由于图像在指涉结构中的不确定性，这也使得图像更多地是作为语言的附属物、补充者而出现，并没有独立的表意功能。

二、皮尔斯的符号传播学视角：语图作为动态的意义表征系统

虽然图像只是作为语言的附属物而出现，不能独立承担起表达话语和承载思想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图像在新闻中就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语图互仿关系所彰显出来的恰恰是图像在呈现事件真相方面所具有的“点睛”作用，因此仅仅停留于语图互仿和语图间隙这一层面，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在具体的语图叙事中，语言和图像之间究竟是如何实现转换的？为此，我们需要跳出二者作为不同媒介的形式层，引入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视野，深入语图关系的肌理，梳理语言与图像之间的转化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图像和语言各自在新闻传播中的功能和作用。

语言和图像作为不同的媒介，都是一种符号，体现着符号的本质特征，它们的转换特性可以从符号的本质特征中得以体现。在这方面，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曾对“符号”进行界定。皮尔斯认为：“符号或代表项，在某种程度上向某人代表某一样东西。它是针对某个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它在此人的头脑中激起了相对应的符号，或者一个更加发达的符号，这个后产生的符号称之为第一个符号的解释项。符号代表某样东西，即它的对象。它不是在所有方面，而是通过指称某种观念来代表那个对象的。”②丁尔苏.语言的符号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68.在这一符号的定义中，皮尔斯指出了符号的三元构成：分别是代表项（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在皮尔斯看来，代表项是符号的载体，对象是符号所代表的东西，解释项是符号在解释者心中所创造的、关乎人类经验或影响心灵的那一部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解释项。根据皮尔斯，“解释项”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既可以指符号接收者根据符号所引发的思想，也可以指接受者所进行的解释或翻译，还可以指接受者因符号所形成对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反应。③赵星植.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J].传播学研究, 2017(06)：87-104.这说明符号之所以具有表意功能，核心在于解释者如何对符号进行理解或解释。换言之，任何一个符号的意涵，无论它与对象的关联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约定的，都是以“在解释者心中产生一个解释项”作为必要条件。④赵星植.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J].《传播学研究》，2017(06)：87-104.另外，解释项是解释者头脑中形成的新符号，并且该符号又可以产生新的解释项。通过这种方式，解释者对符号意义的解释便是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的意义延展行为，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单一的固定解读。这表明符号意义的生产与传播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它意味着如果解释者不主动停止，符号意义的延展将一直持续下去，符号的意义是什么，它未来可能产生什么意义，取决于解释者与符号发送者所构成的群体对符号意义的具体解释。

通过皮尔斯，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符号的意义并不存在于符号固有的结构之中，而在于解释者与发送者之间的传播过程中。无论是意义明确的语言文字，还是意义不确定、具有多义性特征的图像，在语图叙事中，符号的意义更多来自于解释者的解释项。这也为传播主体提供了很大的主动性，对符号意义解释起着决定作用。此外，从解释项这一概念所延伸出来的动态表意体系，使得人际交流与互动、社群在长期探索而形成的习惯或规则成为人类认知的关键。①赵星植.“无限衍义”真的无限吗？——再论皮尔斯的解释项理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11)： 138-142.由此，一方面，语图转换的问题就通过“解释项”得以阐明，另一方面语图关系的重点就从对符号结构的抽象研究，转向对符号意义的传播过程的分析，因为任何符号的意义都存在于使用者的传播过程中。

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学原理，应用到图像新闻的语图互文关系中，作为符号的语言和图像可放到一个更为庞大的意义表征系统中去，图像作为表征系统的首要符号，新闻语言则是语词化的解释项，两者之间最自然的对应关系则为解释项，正因解释项的存在，两者之间才互通互融，共存共生。在图像新闻中，图像是该系统中的代表项1，为使自身包含更多的“材料内容”（material quality），图像需要尽可能借用画面语言与表现手段包含更多的信息，以此达到比较准确的意指。其次，新闻记者根据新闻对象的了解与认知形成解释项1，一般来说是对画面内容或事件核心部分的陈述。由于图像是“切片”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局部现实，这也使得新闻记者若想完全理解新闻图像，需深入社会现场或采访当事人，尽最大可能还原事实真相，了解事态发生的完整语境，形成解释项2。无论如何，记者对于新闻事实的理解，往往是基于自己的社会经验或对新闻图像的“间接观察”，总会在潜移默化中融入自己的相关看法与既有认知，此为解释项3，以此类推，解释项将会无止境地推演下去。由于符号的意指过程是递进的，随着外部世界的客观变化、社会环境、解释主体、自身经验、图像隐喻等内容的不断变化与相互作用，所以，新闻记者对于图像符号的认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可能会生成第四重甚至更多层的符号表征系统，先前符号总是后来符号的符号，且又会被纳入新的符号系统中，成为新的表征系统部分。

当图像新闻被置于广阔的传播语境中，图像和语言的意义便呈现出开放和流动的状态。图像“遭遇”什么语言，以及以何种方式“遭遇”，都涉及语图互仿维度上的意义生产结构，以及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表征系统。以2016年 5月24日新京报《悬崖上的村庄》报道为例，该报道曾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阿土勒尔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地处悬崖峭壁之上，村里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由于天高路险加之经济贫困，修路难成为该村最大的问题。为了凸显这一现实困难，该报道的图片选取十几个孩子正在垂直的悬崖藤梯上攀爬的画面瞬间，并补充说明“在三名家长的保护下，15个孩子从勒尔小学出发，走悬崖，爬藤梯，踏上回家的路”，②详见：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05/24/content_636537.htm?div=-1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显然，“悬崖藤梯上的孩子”只是阿尔勒图村修路难这一现实的视觉剪影，这条艰难的上学路所能传递的是视觉意义上的道德关怀，让社会各界人士动容的是这样一个解释项——年幼的孩子，为了上学，必须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然而，当这则新闻被生产出来，进入到传播的广泛语境，其后续的命运便远远超出了图像和语言固有的符号系统，进入一种由传播者主导的解释系统中，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来自不同语境的传播者的解读或言说。新京报发文不久，央视网、央视新闻频道、江南时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对悬崖村进行了后续报道，最终成为这则新闻表意系统的合法建构者。

图1 《悬崖上的村庄》 来源：《新京报》，2016年5月24日。

审视各大媒体对“悬崖村”的报道，可以看到当图像“遭遇”不同的语言内容，新闻报道者可以变换自身的解释角度和方法，形成不同的解释体系。这些解释体系大体呈现出如下三种语图叙事维度：一是道德情感维度，二是社会抗争资源维度，三是政治资源维度。第一，道德情感维度，以“悬崖上的村庄”为标题的语言先行铺设了基本的道德话语框架，“艰难的上学路”则是生成这一情感话语的伦理象征。第二，社会抗争资源维度，报道还补充说明了该州及县领导对悬崖村的高度关注，如“县领导已经带领工作组，攀爬天梯进入村子里开展工作”，“目前该州已成立工作组，今日将带领施工、设计单位，进入‘悬崖村‘，应急解决天梯的道路安全问题，消除一切安全隐患”，①详见：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05/24/content_636537.htm?div=-1语言的功能是确立社会正义话语的生产，而图像实际上被勾连到这一话语框架中，最终成为一种政府问责的符号形式；第三，政治资源维度，图像最终被主流政治话语收编，相应的产生出一系列更加隐蔽的话语解释。具体而言，主流话语仔细研究了 “悬崖上的村庄”所有可能的政治内涵，将其建构为一个缝合社会矛盾的政治宣传符号。2016年5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栏目专门报道了以《“悬崖村”的路》；5月25日，央视推出《“悬崖村”扶贫纪事》，连续三天分别进行了“出行难”、“扶贫款使用”和如何精准“拔穷根”的系列报道；2017年3月8日，中国青年网报道了，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悬崖村”；2018年2月8日，人民网以《总书记牵挂的“悬崖村”现在咋样了？》为题继续追踪领导人对该事件的关注。②上述报道分别详见http://tv.cctv.com/2016/05/25/VIDE4RwmKqSG8NAWdqD86wp9160525.shtml，http://tv.cctv.com/2016/05/25/VIDEtXzyM8JgrRtrJ5kVPJcf160525.s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208/c1001-29812010.html。在这些报道中，语图叙事开始进入政治话语的解释维度，“悬崖上的村庄”便超越了道义上的弱者角色，在强大的政治逻辑护佑下成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原先作为绝对弱者、被同情的“爬着藤梯的孩子们”，最终却以一种自反性的方式实现对传播者的解释，在这一隐蔽的阐释结构中，主体变得愈加脆弱。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最终在政治话语的强力收编中失去了应有的棱角和锐度。可见，语言的“出场”能够使图像进入不同的语图关系之中，危及甚至颠覆原先的叙事系统。随着解释主体的改变，语言和图像呈现出一种深刻的协同作用，共同服务于更广泛的话语生产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虽说在图像新闻的话语生产中，符号意义的解释与传播过程在理论上永无终点，但是，在实际的表意实践中，任何符号的解释都必然会在某阶段停止，或是因为传播者个人的能力，或是解释者的意愿，抑或是时间不够，意义总会停止于某意义的顿点上，不会永远延伸下去。对此，皮尔斯在晚期更是对解释项进行了分类，提出了“直接解释项”、“动力解释项”及“最终解释项”，试图解决符号的终极意义究竟在哪里得以形成的问题。③赵星植.“无限衍义”真的无限吗？——再论皮尔斯的解释项理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11)： 138-142.皮尔斯将其归结为一个传播学问题，即最终解释项是一个符号对相关探究社群 (community of inquiry)在长期而成功的探究历程之中将会造成的效力。这一社群由一群客观公正的探究者所组成，他们不关心个人利害得失，为真相本身而追求真相。在具体解释过程中，他们善于使用自我修正的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长期的探究。在这一理想环境下，他们对符号所做的解释，将会是最终极的、科学的、科学的解释。

三、语图关系在图像新闻传播中的应用与启示

通过语图关系的梳理，我们已然明确了语言和图像在表意方面的不同属性，一方面，语言与图像存在互仿性，图像依附于语言，另一方面，语言与图像之间的非对称性，语言属于线性叙事符号，具有相对确定的所指，图像属于在场的空间性符号，其所指依赖于联想，因而具有不确定性。通过符号学视角，我们获知无论是确定的语言符号系统，还是不确定的图像符号系统，符号的意义最终归属于传播者对符号的“解释项”，语言和图像凭借解释项获得转化。换言之，意义的产生取决于传播者的主观能动性，而非符号的固有意义。进而，皮尔斯的符号学走向了如何在社群中进行解释的传播学。对于图像新闻而言，无论是语图关系的梳理，还是皮尔斯的传播符号学对传播者主观能动性的关注，都有助于促进图像新闻在未来更好地传播。

在明确的语图叙事中，新闻语言和新闻图像是通过互仿的手法进入到新闻文本中的。无论是新闻引语的编写还是新闻图片的拍摄、组合，它们在文中的作用需要通过上下文的语境予以揭示。即便面对同一新闻事件，不同文本的生产者基于各自的立场、意识形态的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语图叙事。为了更好地传达传播者的传播意图，表明文本与社会实践的关联，新闻生产者需要从新闻照片的选用（图像）、新闻源信息的加工（语言）两个方向上进行改进。

1.新闻照片的选用：

（1）选择最富孕育性顷刻的瞬间；

根据莱辛对于诗与画的区分，“最能产生绘画效果的不是情节或情感的‘顶点’，而是‘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愈看下去，就一定在它里面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在它里面愈想出更多的东西来，也就愈相信自己看到了这些东西”。①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19.可见，在“最富孕育性的顷刻”能够使新闻事件的发展脉络得到有力暗示。比如，1976年斯坦利-福尔曼摄于波士顿的《旧日荣光的污点》（图2）即是最好的体现。图片中，一名白人少年将美国国旗直指黑人律师、民权运动家西奥多-兰茨马克的胸膛，象征自由的美利坚国旗在这一刻成为了不同人种之间充满仇恨的武器，成为记录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一个深刻剪影。这幅照片发生的背景是波士顿在1965年颁布的废止公共汽车种族歧视法案，这项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严重而广泛的社会问题，1976年的这幅照片正是对这一危机的深刻总结。白人以国旗为武器插向黑人胸膛的瞬间定格将这一“最富孕育性的”瞬间烘托到了极致，同时将种族歧视的矛盾重重地隐喻在了图像中。

图片2 斯坦利-福尔曼：《旧日荣光的污点》

（2）俯视的全局观察视角，或是特定叙事空间的拓展，包括时空并置、系列图像等。在图像新闻中，图像的创作者常常借用俯视的观察视角，使故事情节和画面细节得到最佳展现，从而使图像所展现的信息量最大化。如，2019年3月25日人民网对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进行的报道，报道采取的是多幅图像与文字相组合的形式（图3）。图片首先是采取了俯视的全局观察视角，以最大程度地直观呈现爆炸事故的现场实情，同时也有事故发生现场的局部配图、消防员在现场的处置工作、政府部门亲临现场指挥的图片等，全方位地展现了事故发生之后各方的积极回应。

图3 出处：《城市与减灾》，2019年02期。

（3）采用特定的符号隐喻。符号的隐喻意义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云出现在战场上代表激烈的厮杀，出现在禅宗文化中则代表归隐；橄榄枝出现在植物园只属于植物的一种，但与白鸽置之一处，和平的意味由此加重（图4）。新闻画报常常采用特定的符号隐喻，使图像内容的表达内涵更具确定性。

图4 出处：《中国穆斯林》，China Muslim，2018年06期

2.新闻源信息的加工

从上面可以看出，语言和图像这两种介质在进行转译过程中并非完全对等。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学，任何符号的意义产生过程都是一个从直接解释项、经由动力解释项、直至最终解释项的循序渐进过程。在某次具体的符号过程中，符号的最终意义确立于探究社群经由长期探索而得以形成的习惯或者规则。换言之，任何符号衍义到最后都成为一个型符，其意义的解释需要社群的解释习惯或解释法则制约。对于图像新闻来讲，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图像和新闻文本的选择在其特定的文化中都有自身的宏观结构和框架来组织和传播事件。为了确保新闻文本的公正客观，新闻工作者一方面需要根据主题来确定在报道过程中所要选择的信息来源和报道结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引述不同背景或意识形态的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来提高报道的真实性。

以2009年7月5日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事件为例，这起事件造成众多无辜群众和一名武警被杀害，许多群众和武警受伤，多部车辆被烧毁，多家商店被砸被烧。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发声，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许玷污清真寺》，新华社报道《暴行显示了什么？》，光明日报题名为《知识界要努力为团结稳定作贡献》。①上述报道分别参见：http://www.cctv.com/program/xwlb/20090802/104169.shtml，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7/19/content_2763491.htm，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09-07/21/nw.D110000gmrb_20090721_1-01.htm，主流媒体报道援引了各方声音：包括新疆教育界文艺界人士、普通民众、政府官员、法院、热比娅子女以及巴基斯坦总统，涵盖了从政府权威、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及恐怖分子等不同的立场。其中，文艺界人士表示要维护民族团结，普通民众表达出在乌鲁木齐很安全，热比娅子女向受害者家属道歉，政府官员则表示要坚决打压极少数像热比娅这样的分裂分子，维护广大新疆维族群众的安全，最后还有法院对该暴力犯罪事件的判决。这些不同的消息来源对该事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宗教极端分子暴力犯罪、侵害了无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惩犯罪分子维护社会安全。通过呈现这些不同的消息来源，客观上形成了新闻叙述的公正性。

但是，国外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则体现出不同的倾向。在报道素材的选择上，西方媒体习惯用一些带倾向性的词语表明立场。其中，美国主流媒体之一CNN在7月7日的报道标题为《镇压维族后新一轮抗议展开》，将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维护社会治安的做法称为“镇压”。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中国向新疆挥动铁拳，将恐怖主义分子、暴力犯罪者直接轻描淡写为抗议者。澳大利亚的时代报甚至称暴力事件的策划者热比娅是反对中国的钢铁女人。①夏炎.国外媒体乌鲁木齐“7.5”事件报道解析[J].中国电视（记录）.2009：11-15.此外，部分西方报纸、电视和网站上还移花接木地附上我国政府镇压新疆“和平示威者”的图片、血腥的电视镜头、“疆独”分子在海外被杀的镜头并配以煽动性的注释，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但是政府官员、普通民众、知识界人士等关键信息源的态度却是缺席的。这种采用虚实相间、添加拼凑、移花接木及可以回避的方式，延续了西方传媒对中国的历史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