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

2019-11-27周婷婷

文学教育 2019年15期

周婷婷

一.钱杏邨观点的基本概述

《死去了的阿Q时代》意在论述鲁迅作品中反应的内涵思想与时代思潮相脱离的观点。钱杏邨以此为落脚点从时代思潮的演变，鲁迅自身的思想、阶级局限，以及广大农名群体的思想觉悟等方面较为深刻地探讨了这个论断。

一方面他较为准确地把握到鲁迅作品的内涵，肯定了鲁迅在作品中剖析的国民劣根性的意义，同时也体会到鲁迅在文字中透露出的迷茫与无望。读鲁迅的文章，纵览一个时代的风貌，在革命与暴动交相错杂的动荡社会，他的字里行间中不仅充斥着悲哀的呐喊与无助的彷徨，还充溢着无望的期许与可悲的结局，在政治思想与革命文艺双驱之下的文学具有多重意义。尽管如此，鲁迅也避免不了自身阶级和思维的局限。这正是钱杏邨所着重分析的。

从文本看，文章的第一部分，钱杏邨就开门见山点明了自己的观点，即‘鲁迅不再是时代的表现者，他的著作内含的思想，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紧接着，他简单的梳理了一下五四运动起，十年来中国文艺思潮在政治与革命浪潮下的发展演变，指出文学已经走上了革命文学的历程。在社会责任的普遍认知下，他认为鲁迅所对社会的不信任是错误的。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下，革命文学得到了发展。到五卅运动之后，觉醒的对象扩大到广大的工农阶级，如此就形成了革命文艺与劳动文艺交流的局面。以此为依据，钱先生针对鲁迅的一部分作品进行了指摘，指出鲁迅的创作没有了时代的意义，没有担负起社会的使命。他甚至批评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

文章第二部分则是在分析他所论证的思想与时代想脱节的原因，即文章论证的主体。钱先生主要通过具体的例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以《呐喊》、《彷徨》和《野草》这三本集子为重点具体剖析，很明确地探讨了自己的观点。

第三部分则是针对论题，回到鲁迅代表性的文章《阿Q时代》，对文本进行解读和论证，重申总结文章的中心论点。以此引入新文艺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合理性。

文章中钱先生的思路很明晰，他也始终围绕着中心展开论证，做了深入的分析。值得肯定，钱杏邨能够以独到的见解去挖掘鲁迅文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没有因为鲁迅的光环而一味地从众。但是从客观角度出发，我们还是要全面的看待他的观点，他对鲁迅文章的单方面否定需要再次推敲。

二.公允的一面

这篇于1928年发表的文章，用它独特的角度看待了鲁迅的文章。不论是作者钱杏邨独树一帜的见解，还是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思，都说明了它的意义和分量。那么就必然有其有理之处，也就是它公允的一面。

首先，鲁迅所描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情，而不是时代本身。这个总结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风波》中出现的皇帝坐龙庭事件；关于男人长辫子的去留问题；《白光》、《孔乙己》中读书人为了科举、功名利禄毁了人生；《药》中映射秋瑾为革命而死；《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展现村民的种种愚昧之行等等，都是借过往的事情创作。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鲁迅文章所隐含的深层意义，他借这些故事来反映旧中国的黑暗社会，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以此作为警戒，让人们引以为戒，以期达到开导国民，启发民智的作用。鲁迅文章的讽刺启发意义是不可忽视的，钱先生对于这一点是认可的。

不能否认，鲁迅没有站在当今看待问题，他是在用旧的时代、旧的故事来展现问题。因而在这一点上，钱杏邨的观点是公允的。

其次，钱杏邨指出，鲁迅虽然找到了旧时代的问题，看到了社会存在的黑暗，却并没有指出一条明确的出路。此外，他还指出鲁迅身为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所存在的局限性。这两点可以合在一起看，钱先生的观点都是很有道理的。

在鲁迅的文章中，他所揭露的内涵基本是一个主调，即批判旧时代、批判旧愚民。但是从各篇文章中我们只能看到鲁迅用他的故事暴露出的问题，却找不到解决办法。从这一角度看，他确实停留在了问题层面，而没能够再进一步为社会的进步指明方向。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革命家”的鲁迅身上也难免存在局限性，这就可以和钱先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论挂钩。鲁迅本身的阶级固化就限制了他对社会真实的进一步体悟，同时他自身的阶级也阻碍了他的思想向无产阶级的无限同化，因此他不能指出明确的道路，也无法给出真正的解决办法。

总体而言，这三点是钱先生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所表述公允的一面。但是文章中对鲁迅文章的评论也出现了几点偏颇，其中不乏主观因素影响。

三.不公允的一面

第一，钱杏邨过于执着于鲁迅的写作内容，而忽视了作品真正的意义在于深层内涵。没有把握到文章的重点是他的一个失误。我们可以看到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三个板块，钱先生从始至终都紧抓着鲁迅文章写的是过去这一个点来进行批判。甚至有些地方的评判出现片面主观化，比如在第一部分，钱先生说“他的创作动机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灯下对坐的怀旧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彷徨》187页）一样的回忆的情趣写成的”。这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性质，可见他在论述时是有欠严谨的。除此以外，他在文章中多次表示鲁迅的作品没有抓住时代，缺乏创造性，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这都有失公正。

冯尚在《文学评论》的文章中说过：“近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许多人物大都在自己的后期背叛了自己年轻时期的诺言，随着时间的延伸，一不小心都成为自己过去的反动派……鲁迅也许是个例外，他对时代的变迁有相当的警觉，一直致力于保持思想的先进性。”[1]鲁迅站在引导者的立场上，以不断更新的思想武装自己，他是少数一直保持前进的文人之一。

虽然承认了鲁迅先生所写的是过去的事情，然而那不是文章的全部。钱先生忽视了鲁迅文章中最为重要的批判警醒意义，以及鲁迅在文章中表达的以期改变现实、塑造未来的期望。

第二，钱杏邨认为鲁迅的文章中没有希望和光明，只有迷茫和苦闷。我认为这也是有待商榷的。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野草》之类的几本集子，确实是以低沉的基调为主，但这也只是鲁迅所反映的一面，我们要关注到隐含的另一面，也就是鲁迅文章中反映希望和生命之光的部分。鲁迅在回忆写小说的初衷时，就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2]

就拿《药》来说，故事的最后夏瑜英勇就义，而得了痨病的小栓也没能因人血馒头得救。整个故事气氛很凝重，特别是尾声坟地的描写，乌鸦、冷风、孤坟，一切都让人觉得凄凉无望，但是最后鲁迅却在夏瑜的坟头描绘了一个白色的花环。这忽然就给灰暗的世界带来了一束光，正是他在隐喻光明与希望的存在。鲁迅在压抑的故事中并不是一味地描写绝望，他同样也会表现光明，展望未来。

第三，钱先生拔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精神，脱离了现实。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我们能看到他对工农阶级评价是相当高的。他对工农阶级的思想认知是超前的，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有表现。他说“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3]，这明显拔高了农民的思想境界。可以理解那时的农民在思想上已经有所觉悟和进步，但实际不存在质的飞跃。相反，很大程度上农民还是很愚昧的，他们所体现的革命性大部分原因在于利益驱动。而这恰恰体现了钱杏邨的政治目的。正如魏家骏所说：“正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转变，推动着这群中国共产党内的青年革命家们，要宣传、鼓吹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以抬高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肯定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4]

我们不能跳脱时代去看待问题，钱杏邨对农民的评价过高了。他没有认识到正是因为农民的落后，才有了鲁迅诸多反映问题的文章。我们肯定农民的进步意义和革命奉献，但也要客观看待农民思想的滞后问题。所以，带有政治倾向的钱先生对农民的评价是不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