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婷

迟子建新作《最短的白日》讲述了一个肛肠科医生于冬至日在古兰甸做了三台手术后乘高铁返回哈尔滨，然而，“我”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回到哈尔滨时，一通电话又让“我”不得不原路返回古兰甸。在这段路程中，迟子建用了两段对话来引出关于“我”和高铁技工的故事。迟子建通过富有意味的特殊意象来关注现代都市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并且通过“温情”来实现对困境的超越。

迟子建在新作《最短的白日》中把目光集中在了底层的小人物身上，用平实的语言书写他们面临的精神困境。在《最短的白日》中暗含着她对人类生存的世界和自我灵魂进行了执着的审视，写出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百态，透析其内心卑微的幻想、狭隘的情感以及在面临诱惑时的沉沦与挣扎，人类陷入了艰辛严酷的生存深渊。

一.空虚与孤独——精神的困境

孤独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永恒的母题，作为对生命存在的体验，孤独意识在每个生命个体中都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在物质日渐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基本温饱得到了满足，精神上却陷入了一种空虚与孤独的困境。文明在丰富了外在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荒芜了内在的精神，文明的进程越快，人类精神的荒芜也愈演愈烈。迟子建始终保持着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她将笔触伸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向我们展示普通人在平凡日子中面临的精神空虚和孤独。正如叔本华在《生存空虚说》中提到生存之所以空虚是由于以下几点：

第一，在生存的全形式中，“时”与“处”本身是无限的，而个人所拥有的极其有限；第二，现实唯一的生存方式，只是所谓“刹那的现在”的现象；第三，一切事物都是相关联、相依凭的，个体不能单独存在；第四，世上没有“常驻”的东西，一切都是不停的流转、变化；第五，人类的欲望是得陇而望蜀，永远无法餍足；第六，人类的努力经常遭遇障碍，人生为了克服它，必须与之战斗，予以剪除。①

正如“我”对生死的看法是：“我的职业让我看多了说死就死的人，医院的太平间从没冷清过，就像妇产科病房总是人满为患一样。不同的是一些人彻底在这世上闭嘴了，一些人则哭喊着来了。不管人生多么悲苦，没谁死后会为自己哭上一场，所以我对灵魂的有知始终持怀疑态度。死了便死了，如同空中的一朵云，散了就散了，不会有同样的一朵云的复原”，②根据叔本华“时”与“处”的理论，“死的必然”只是人类的一种现象而已，我们的生存，除了“现在”渐渐在消失外，人生再也没有任何立足的基础，我们一生所做过的许多事情，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已，生命的本质是在以不断的运动作为形式的，所以我们想在生活中寻求“安静”、“稳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像“象走下陡坡的人”，就像“宇宙中运行不绝的游星”，一旦停下来就会摔倒、坠落，所以生存的形式是“不安”。

而医生这一职业使他表面上能够看淡生死，对事物都采取云淡风轻的态度，但是同时他内心深处却充斥着孤独与寂寞；他注重享乐，在挥霍、吃喝中找到存在感，看似洒脱不羁，其实正是他寂寞内心的宣泄。人们在无常运动的生命中，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现在”，只有“现在”才是真实的，其他的一切不过都是消遣游戏，所以，在常人看来似乎也只有及时行乐才是人生的最大真理和目的了。这种“及时行乐”其实也是人对“现在”转瞬即逝的不安，对“未来”无法把控的恐惧，不安和恐惧在生存中转为空虚，因此他选择得过且过，不去考虑现在与未来，任由时光消逝。

文中导致“我”陷入经济困境的最大原因就是儿子吸毒，在“我”知道儿子吸毒后，“我”问儿子：明知毒品有害，为什么要吸？而儿子是这样回答他的——“生活太无聊，毫无想象的空间，有钱没钱都空虚。可他吸毒后，在幻觉中却无限充实。”③文中的“儿子”就是在与一个吸毒的女友的交往过程中染上了毒品，而这种行为与他精神上的空虚不无关系，毒品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够快速地影响人的精神活动，不仅有致幻作用，甚至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④根据研究显示，曾经习惯依附于父母的青少年在青春期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维，他们的依附对象也因此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依附于同龄人，同龄人的怂恿容易致使缺乏判断力和自制力的青少年跟风去做一些不正当的行为，一些只寻求物质享受而精神空虚的青少年们往往很难抵抗毒品的诱惑。

除了儿子自身控制能力差受同伴引诱、精神空虚之外，家庭环境也是到之后儿子吸毒的重要诱因。儿子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是父母疏于管教，父亲长期忙于工作，母亲又热衷于购物，对孩子自幼就骄纵放任，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并未扮演好教育者的角色，儿子因此养成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习惯。“我”不了解儿子空虚的由来，只觉得确保了他衣食无忧就可以让他过上正常安稳的日子，殊不知这种不理解不关心正是让他走向歧途的关键。家庭关系的冷漠使他无法从家庭里获得温暖，失去了家庭归属感和温馨感的他更是滋生了桀骜不驯、自我本位、自我放纵的不良品行，他觉得生活无趣，精神上的空虚促使他在吸毒中获得慰藉。物质的困境固然令人痛苦，但是真正摧毁一个人的却是精神上的空虚寂寞，现代人的精神荒芜更是使人走向困境的重要诱因。

二.作为困境展示的高铁意象

意象，作为一种艺术形象，承载着作者的主观情感体验。在文中出现的高铁意象，深化了困境展现的内容和力度。

高铁的高速象征着快速、强烈的都市生活节奏，“从哈尔滨西站到大连北站，再从大连北站到哈尔滨西站，这两三年来，我数次往返于这段旅程。通常来说，我从哈尔滨出发是正午，四个多小时后，就置身大连了”，这种高速虽然给人们带来了便捷，但同时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也使人陷入疲惫，高铁行驶的车厢又是一个独特的时空，它既是不确定不可预料的，又是封闭的无法逃离的。西美尔和波德莱尔把瞬间性作为都市生活的特点，艺术家们在都市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发现了美，而普通的都市人则“在都市的这种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中发明了世故、冷漠和算计”⑤。在这个狭小的都市空间里，许多陌生人聚到一起，形成一个迷你的车厢社会。而这些精于算计的都市人，越来越表现出克制、冷漠的退隐状态，即使人们不得不在这狭小的空间中共处，但彼此之间始终隔着厚厚的“墙”，车厢里的人们目的地各不相同，萍水相逢然后分离，任何的交谈和关心都是多余的，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当然也有几句搭讪，那也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因为在到达目的地以前，谁都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这车厢里。在这趟开往哈尔滨的特等车厢中，只有两个乘客，而二人也没有任何交流，就连进来的其他乘务人员，也只是坐下来摆弄了一下手机，小憩片刻，也就走了。

“高铁”在文中，是作为高速快捷的都市生活的意象来呈现的。而随着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现代人在获得便捷的同时也受到了现代科技所带来的冲击，生活虽然更加便利了，但是精神上的空洞却也随之而来。西美尔对现代都市物质生活的高速发展的复杂性有着辩证的看法：一方面，发达的现代生活不断地刺激着个体，激发着每个人的个性；另一方面，人们的个性被这种齿轮化的运转所磨灭，机械而重复的都市生活使人们的个性难以为继。

同时，高铁又把每个乘客变成了“异乡人”，无论是返乡还是离乡，在这个空间里人们都是在路途中奔波的“异乡人”。而在高铁车厢这个“异乡人”世界里，他们因为“不确定性”、“不熟悉”而成为“灰色区域”的特别分子，“异乡人”们在都市生活中呈现出“物理上的临近性，同时又保持了精神上的疏远性”⑥，因此迟子建在小说最后安排的结局是“我”和技工小伙子“奔向的都是异乡”。高铁上各自低头看手机的冷漠的人际关系，以及窗外喧嚣而过而无人注意的风景，更使人徒增空虚伤感。迟子建运用高速运行和无限往返的高铁这一意象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漂泊性和无根性。

三.对困境的超越

“对生活困境的阐释源于迟子建对于社会生活的体察和感悟。但一味的揭示痛苦、诉说苦难往往会陷入无病呻吟的俗套，对困境的超越、对出路的寻找才是作家文学追求的终极价值之所在。”⑦真正的文学是引人深思，导向超越，而不是让人陷入绝望，如迟子建自己所说：“真正超越了污浊而残忍的现实的梦想，是人类渴望达到的圣景。”⑧

迟子建在现代都市人敏感又精于算计的人际关系中寻找着希望的曙光，把每一个人生中的不幸的“偶然”都当作是对生命的一种历练，期望获得真正的心灵的“涅槃”。在这趟旅程中，“我”虽然为生活奔走于异乡，但也能在途中寻找一丝慰藉，在夏秋时节泡个海水澡放松身心，在冬季去古兰甸吃顿农家饭，在异乡的夜晚抽烟看星星，“古兰甸在我眼里就是葵花的花蕊，而那些乡镇是四散的金色花瓣，温暖地照耀着疲惫的我”，“我”虽然是个看惯生离死别的医生，对生死似乎早已漠然，但仍然会为了能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而觉得暗淡的人生变得明媚；虽然“我”收红包，但总要还给患者一半。迟子建虽然描写了“我”自私贪图享受、对家庭不忠的一方面，但是也没有把“我”塑造得十恶不赦，“我”虽不是正人君子，但仍怀有怜悯之心。在高铁中，虽然大部分人都冷漠自私，即使共处狭小的空间都没有人际的互动，但是迟子建也安排了一个小伙子与“我”进行交谈，她是这样描写小伙子的长相的：“他四方大脸的，宽额，浓眉，不大不小的眼睛，敦厚的嘴巴，圆润微翘的下巴，元宝耳。那挺直的鼻梁，在她平和的面目中，就像一道坚毅的墙，彰显着他温柔中的强悍”⑨，这个坚毅、温柔的小伙子的出现，让读者不至于因为高铁中冷漠的人际关系而心寒，而为这种尚存的真诚而感到一丝慰藉。生活虽然艰难，但是迟子建以温暖的笔调淡化了这种忧伤，对复杂人性的揭示体现作家对人性的不断思考，但迟子建从来没有因此放弃过挖掘人性中温暖的部分，即使在残酷的文本里，也能让人感到氤氲着爱的力量，这种温情氤氲的笔调淡化了哀伤，实现了对精神困境的超越。

注 释

①（德）叔本华著、陈晓南译：《生存空虚说》，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②迟子建：《最短的白日》，《十月》，2017年第3期.

③迟子建：《最短的白日》，《十月》，2017年第3期.

④沈文伟：《中国青少年吸毒与家庭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 页.

⑤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⑥（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0页.

⑦冯秀娥：《论迟子建小说对生存困境的阐释》，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⑧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教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

⑨迟子建：《最短的白日》，《十月》，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