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契佛有多部长篇小说与剧本传世，其中，《华普肖之家》与《猎鹰者监狱》更是声名卓著。但据说最能体现他作为现代美国重要作家成就的，仍然是短篇小说。这从他被誉为“美国郊外的契诃夫”即可印证。契佛一生创作了100多部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巨大，质量也多属上乘。我对契佛的琐屑议论均源于《契佛短篇小说选》，这显然不是完整的契佛，事实上，即使读完契佛的全部作品，我也不会认知那个完整的契佛。对此，我心安理得。关于契佛，我的偏见谬识全然萌生于他的短篇小说文本，我深入他虚构的世界，我探索他的关注与爱憎，我抚摸他的忧虑与期待，我洞悉他的雅与俗，浅与深……我由此勾勒出我的契佛抽象画。他可能不符合任何其他人的理解，与现实完整的契佛亦大相径庭，我但愿如此，并为此而心满意足。于我而言，批评即是发明，倘若我真的于无穷层累的幽暗中发明了某个不为人知的契佛，让其敞亮鲜活于众多视野之中，那是我的荣耀，我但愿我能够享受。

读契佛，会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华语作家张爱玲，他们都是狭隘的作家，但是丰富的狭隘。他们对世界与人生并没有什么高明曲折系统深邃的见解，无非是无量众生在历经世事后的一声叹息或一句感慨，是苦水已然裹腹后放在面前的一碗鸡汤，实在而安慰寥寥。契佛与张爱玲都是红尘气十足的作家，他们不可救药地热爱红尘俗世，乐于享受红尘俗世里的特权、名誉、地位甚至虚荣，不管这些是来自于祖上的萌庇还是自己的努力。因为热爱，他们对于紅尘俗世里的匮乏、屈辱、辛酸、衰败、求而不得、无可奈何等人生的幽暗与漏洞便特别敏感。因为热爱，他们对于道德、伦理、传统便不免持七分的维护三分的怒气——红尘俗世里打滚的人，深知没有道德伦理与传统，那热气腾腾的生活就没法持续;但也正是在红尘俗世里打滚，便更能痛切地感知到多少欲念与热望都不得不在道德伦理与传统的堤岸前偃旗息鼓。

热爱红尘俗世的人是聪明的，他们享受特权、名誉、地位甚至虚荣，但他们绝不歌颂这些东西，他们的文本价值观多有刻意的模糊含混，他们搅拌特权与传统，把名誉地位与道德伦理合成一体，对欲念的冲击与热望的撞突多有徒劳的讽刺与理解的同情。他们享乐但有挥之不去的危机感，它来自命运或历史;他们似乎在爬一座永远也爬不到顶的山，但却绝不放弃努力，它来自莫名其妙的信念。他们固执，因为生活本就如此本该如此;他们顿悟，亦因为生活本就如此本该如此。所以，他们的爆发永远都有回归，他们即使痛彻心扉也不会绝望，他们自身黑暗也好还是遭遇黑暗也好，总会与一束光亮不期而遇。这就是契佛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他们与其创造者一样，都是红尘客俗世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与哭笑走死总能引发无穷的通感同情，因为所有的读者都是他们的同胞与同类。所以，与其说契佛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是虚构的，不如说是复制的;这并不容易，复制的诀窍在于找到那块准确的模版，而现实人生并不是一块等待复制的模版，而是流动不居复杂纷纭的不规则存在。

天赋在此显示了其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再没有人比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更擅长抽象人类生活与人类文明的模版了。契佛与张爱玲是天生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他们无须考古钻洞先祖的陈迹亦无须巡洋探索与现代共时的原始部落，他们也用不着皓首穷经知识索源历史爬疏，他们爱这红尘俗世太深太切太执，他们因此成了人类的大多数，他们直觉地寻找到了他们的人生模版，并且深信不疑：生活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张爱玲的模版是婚姻，契佛的模版是家庭。张爱玲的小说全部演绎着这句话：人是婚姻的动物。契佛的小说大抵也在演绎着人是家庭动物的观念。张爱玲的主人公们一生唯一的事业就是寻找那个和自己经营婚姻的人，于他们来说，婚姻不是人生过程的完成，但是人生目的的完成。契佛的主人公们要么在辛苦地经营家庭，要么于出轨的路上渴望回归家庭，于他们而言，家庭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即使千疮百孔也不可舍弃，否则人就成了无根的存在，生活便失去了重量。

因此，现实的法则高于一切。适合的才是好的，平衡才是至关重要的。世故在这里获得了非同凡响的尊重与加持，甚至圆滑也是可以理解与同情的。这里既没有真理的严峻深邃，亦没有人性的幽深微奥，人是如此简单亦是如此易于理解接受，他们无非是那种尽可能活得体面一些光鲜一些的动物，即使没办法体面光鲜也要装得体面光鲜，即使装不出体面光鲜也不能失去对体面光鲜的希望与向往。是的，不能不说，这太肤浅也太正确，以至于让人无话可说。这太狭隘也太直接，以至于让思维无法腾挪。但张爱玲与契佛的文本却具有强烈的可读性与强大的感染力，因为他们的肤浅是丰富的肤浅，他们的狭隘是复杂的狭隘，人的确是简单的，生活的确是一目了然的，但人的心理却在这一目了然的生活里可以有无限的丰富与复杂。如此生活真的太正确也太直接，但人的激情却可以有无限的活力与微妙。

丰富的肤浅与复杂的狭隘是可能的，张爱玲的小说人生，其底色是苍凉与破败，这份破败与苍凉并不来自于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也非来自于对人性的复杂挖掘，而是基于肤浅的执着：既然人只是婚姻的动物，既然完成婚姻就是完成了人生目的，那么这人生自然是没有理想也没有历史的，想象完全没有理想与历史意识的人在完成了婚姻后还有漫长的岁月如何度过，真是不寒而慄。日复一日的重复是绝对的错觉，每一天看似相同的日子都有一份磨损，当所有这些磨损迭加起来，那便是没有边际的苍凉与破败。显然，这苍凉与破败是全然平面化的，因为它们来自于重复下的磨损而非人性的运动与生活的流变。因此，所谓张爱玲深刻的论调其实是对其刻薄的误解，张的刻薄是无解的，来自于她肤浅的人生观。当她执着于这肤浅且身体力行，那么，小说文本里，因了执着与身体力行而滋生的苍凉破败就前置成为追求婚姻的人们的世界布景。这正是张爱玲笔下即使最纯洁的少女也不免成熟世故的原因。这也正是张爱玲笔下苦心得来的婚姻都不免有所不甘的原因——这婚姻既没有爱情的铺垫也没有理想的引领只有世俗的考量，怎么可能没有欠缺感呢？这也正是张爱玲擅长描写性心理的原因，因为对于追求婚姻的人来说，性天然就是欲盖弥彰的，而欲盖弥彰的性心理大概率是丰富复杂的。

相比张爱玲，契佛更为丰富与复杂，这是由其人生模版决定的。家庭远比婚姻更丰富复杂也更深广立体。在张爱玲后婚姻人生无所作为的漫长平面上，契佛树起立体的家庭。张爱玲尽管深深卷入了红尘俗世，但她依旧是反日常生活的，因为她是彻底的享乐主义者，她在观念上强迫性地抹平了日常生活的磨损，却不得不赋予生活以先在的苍凉与破败底色，否则，她难以逻辑自洽。很难说契佛是彻底的享乐主义者，但他一定是深刻的享乐主义者，他因此直面了日常生活的磨损，因为家庭生活即日常生活。每一天都是重复，每一天又都有磨损，这是怎样难挨的生活。享乐主义者需要酒会、宴饮、聚餐、舞池歌台，而体面的家庭是进入这一切的门票，而且，当这一切日常化与程式化，便具有了道德伦理的意义与延续传统以及价值赋予的重要性。这样的享乐人生，不仅虚荣是必要的，虚伪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一切针对契佛式家庭虚荣与虚伪的讽刺尽管捬拾皆是却又总充满了理解同情。或者说，虚荣与虚伪是必要的，对虚荣与虚伪的讽刺也是必要，正是二者的互动构成了契佛式家庭的牢固根基。这真是出人意料的直接与坦诚，所有的体面与光鲜牢牢扎根在直截了当的庸俗与肤浅之上，犹如文明扎根在暴力的开花弹头。

然而，重复终究是难以忍受的，更何况时时有磨损。所以，即使享乐被日常化程式化进而获得了道德伦理的加持与价值和传统的赋权，仍然是难以忍受的，人性并不能持久地享受抽象与形式，享乐主义总是更易于趋近浅与俗，更乐于享受偶然与新鲜、流动与内容。人性就此开始悸动，生活就此开始流变，家庭就此异常。异常是丰富的，亲密无间乃貌和神离，双宿双栖乃同床异梦，相敬如宾乃情淡如水……当异常被哪怕只是家庭的一方——夫、妻，甚至孩子——自觉意识，震惊与动荡就没法避免：习惯其实是倦怠与冷漠的前奏，忍受其实是隔膜与撕裂的潜流，程式化是深层次的匮乏与欠缺，日常化是无意识的机械与枯索……这也许算不上人心的觉醒，倒更可能是人心在面临忍受底限时的挣扎，它并不反道德伦理，但它一点也不享乐。相反，享乐变成了受罪，罪便伏在了家庭的门前。然后，逻辑开始运转，异常如火车狂奔向轨外。在无止境的重复与磨损中，出轨其实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

契佛式家庭里，没有谁不是出轨者，除了无辜的孩子。偷情的是出轨者，独守空城的也是出轨者。契佛对他们报之以理解的同情，仿佛不出轨就不能算作人。并非契佛对人性过于悲观，所以才降低底线;也并非契佛对人性过于大度，所以才无原则同情。契佛在红尘里打滚久矣，他爱这红尘俗世，不由自主成了世俗的经验主义者，那些无量的直接或间接经验里，谁又不是出轨者呢？所有的人都曾经出轨，所有的家庭都可能面临出轨后的二次甚至多次重组。事实上，出轨是必要的，未经重组的家庭是不牢固的，出轨并非家庭的碎石，而是家庭的粘合剂——正是出轨，使得道德伦理与传统变得不可舍弃与逃避，一切体面与光鲜都基于此。这就是契佛式的辩证法：要想持久地体面与光鲜，就得短暂地没脸没皮如过街老鼠。如此辩证法基于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存在即合理。复制式现实主义的确有悖于批判现实主义，像一个饱经沧桑后与囚禁和狱卒和解的老人。

不能不说契佛式家庭充满了虱子与蛆虫，但并不抽象地苍凉与破败，他对家庭的一切暗黑肮脏如数家珍，他无不予以讽刺，但他接受一切存在的，所以，出走的会回归，远离的会趋近，裂痕会抚平，伤痛会消逝，家庭高于一切个体冲动。这具有一种强迫性，既是观念的逻辑使然，亦是契佛本人的执拗使然，因此，契佛的笔触充满了令人惊诧的激情——出轨者们无论出轨还是回归，无不饱含激情。它们有效地丰富了单调的人性亦有力地复杂了简单的生活，无论家庭里爬满了多少虱子与蛆虫，对于家庭动物而言，这样的人生还是值得过的。这是看透后的温暖，亦或是受够后的妥协？是宽宏大量，亦或是无可奈何？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此活着，肤浅而狭隘，仍能充满激情;一地鸡毛，仍能充满温暖。

契佛的家庭千疮百孔，不止是观念意义上的，有着具体细节的支撑，是真正生活化的。同时，契佛的家庭也不是平面的，它建筑在历史的河岸，尽管契佛无意正面书写历史的流淌，但家庭的基座与墙壁却时常承受着历史河流的冲刷撞击，那些爬满家庭的虱子与蛆虫最初蕴育于流经门前的历史河床，而后才经由人心爬满庭院。这正是一切出轨都是必要的历史合理性，这也是传统被热爱又被怨恨的理由。道德伦理的程式化与日常化在历史的流变中更是失去了超验性，抽象的人性在具体的运动中顺应了历史的轰鸣震荡——出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历史河床的运动载体，唯有承受过出轨的历史之河冲撞的家庭才能稳如泰山，因为正是在承受如此冲撞中，传统得以去芜存精，道德伦理得以新陈代谢。

这就是契佛比张爱玲更重要的地方。他们都不深刻，但他的溫暖胜过张爱玲的荒凉。他不写历史而历史成为人性的动力;张爱玲甚至会让人活在历史的巨变中，但历史不是动力只是事件。张爱玲的主人公们活在历史巨变里仿佛活在日常经验里，契佛的主人公们活在鸡毛蒜皮里也承受着历史的侵蚀。他的肤浅与狭隘漂浮在历史的流里因而更丰富也更复杂，更合理也更生活。他没有虚假的深刻，只有真诚的坦荡，他深知家庭就是监狱，人生就是囚禁，生活就是服役，但他无可救药地爱着这人生与生活。他直面这一切，一一经验而后接受。他不批判也不辩护，存在着就是最大的合理性。这就是生活，它的本相就是泥沙俱下藏污纳垢，人可以折腾，但无权选择。

契佛式的人生，是没有理想的人生。他的家庭世界里，那些为激情驱使的人们用劲全部力气出轨而后回归，他们每周都有酒宴、聚会、舞约，但他们总能全力以赴回味无穷，他们的生命与活力全部围绕着家庭的原点与社区的周长旋转。这是最普遍的现实主义人生，人们把囚牢当舞台，把服役当生活，竭尽全力忘记所有的不快，享受每一份被咀嚼过无数次的程式化的快乐与兴奋。契佛曾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喻为被囚禁的阿特拉斯，这并不恰当。在古希腊神话里，泰坦巨人阿特拉斯是一切道德伦理的恶梦，也是一切人类生活的否定。他哪怕只是耸耸肩，也会天崩地裂，一切存在的都会毁灭。安·兰德也曾把她笔下的主人公们喻为阿特拉斯，但这个阿特拉斯还保留着其巨大的破坏力，他以历史合理性为终极目的，以个体的自我实现为最高伦理，为此，他无视一切人间规条律法，他没法活在没有高远理想的世界里，他无法容忍蝇营狗苟鸡皮蒜皮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到了契佛笔下，他的阿特拉斯们便只能出出轨而后死乞白赖地渴望回归了，他的激情相比那位泰坦巨神，是如此大而无当，不合时宜。但这正是契佛的辩证法：日常化程式化的生活，没有理想的人生，更需要激情。相比天崩地裂的毁灭，不顾一切的冲撞，一往无前的创造，甘心服役囚禁，在出轨与回归之间游荡的阿特拉斯，才是人类生活需要的阿特拉斯，他的激情正是服役之所需，谁更勇敢，天不知，地不知，但契佛知，知契佛者或许知。

梁卫星，作家、学者，现居湖北仙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