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保

一.“逃离”日本

石上玄一郎1910年出生于北海道札幌市，原名上田重彦。因父母早逝，6岁时回到父亲的故乡岩手县盛冈市，由祖母抚养长大，1927年进入旧制弘前高中学习，同年级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太宰治。石上在高中时代就有左翼倾向，临毕业前因参加弹劾校长的运动而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之后，他继续参加非法活动，一度被捕，此后便远离政治活动，专心于文学创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随着战况的逐渐恶化，纸张的配给受到限制，文艺杂志被迫缩减版面，石上感到靠文笔已经很难支撑自己的生活。不仅如此，当局对言论的控制也越来越严，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1942年，石上在《中央公论》10月号上发表了以科学与人道主义的对立为主题的小说作品《精神病学教室》，被当局认定为是“厌战主义者”，命令其对部分章节进行改写。

石上玄一郎意识到命运已经不受自己的掌控，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要不作为部队报道班成员奔赴前线，撰写为军国主义呐喊助威的报道，要不被征用到军工厂，制造用于杀人的武器。

虽然这两者都是我不情愿的，如果非要选一样的话，我还是决定做报道班成员。同样是从军，我宁愿加入印度独立军……这样多少还算符合大义名分，我这样想。[1]

就在这时，身在上海的“中日文化协会”理事林广吉（1898-1971）向石上发出了邀请，于是，石上玄一郎于1944年4月经朝鲜半岛来到上海，就职于“中日文化协会”。石上在上上海迎来战败后一度不想回到日本，直到1947年1月才回国。

“中日文化协会”成立于1940年7月，是日本军部和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共同策划的所谓中日文化交流机构，总会位于南京，石上赴任的是上海分会。“中日文化协会”名义上是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感情融合为目标的团体，实际上到战争后期，这里成为了在日本国内不得志的文化人的避难所。

石上玄一郎在《彷徨的犹太人》序言中称自己离开日本为“逃离”。

虽然说“逃离”有些夸张，但逃离日本对于我来说就是逃脱军国主义的牢笼。[2]

上海分会的理事长林广吉本身也是“逃离日本”的一员。林广吉是近卫内阁的智囊团体“昭和研究会”的成员，由于昭和研究会总是与军部对抗，加上其成员尾崎秀实（1901-1944）牵涉佐尔格间谍案被捕，其他人也感觉到了危机的来临，所以林广吉离开了日本来到上海，担任位于法租界内的“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的常务理事，名义上是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实质上是为了躲避军部的追究。

就在石上玄一郎到达上海两个月后，曾作为辎重兵随军辗转华中战场的武田泰淳（1912-1976）为了逃离日本国内闭塞的言论环境，经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小野忍介绍也获得林广吉的邀请来到上海，加入“中日文化协会”，任职于出版部。武田晚年的回忆性作品《上海的萤火虫》中提到的“小说家E君”的原型就是石上玄一郎。

二.“难民”意识与犹太问题研究

当时的上海物资相对充足，也不用担心空袭，与日本国内比起来生活安定得多，但始终有一种不安萦绕在石上玄一郎的心头。这种不安来自石上对于战争黯淡前途的担忧，他隐隐感觉到，眼前的安逸生活也许不会持续太久。为了排解内心的隐忧，他经常去杨树浦犹太难民经营的小酒馆，或者“法国村”（指法租界——笔者注）边上的吉普赛人的居酒屋，从那里获得内心暂时的安稳。

石上在一篇纪念武田泰淳的文章中写道：

面对当时暗淡的世态，为了排遣阴郁的心情，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吉普赛人或犹太人的小酒馆里。[3]

石上还明确表示不想看到日本人的身影：

我讨厌看到那些穿着土黄色的国民服、绑着裹腿、腰上挂着手枪到处行走的日本人的身影。所以我特地选择他们很少去的地方溜达，那就是犹太难民居住区或者吉普赛人部落。[4]

当时任东亚同文书院教授，同时也是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的小竹文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从协会回来后，两人（指武田泰淳和石上弦一郎——笔者注）经常一同出去。他们去的地方多是法租界的脏兮兮的小酒馆,中国人、俄国人、德国人、犹太人，不问国籍，就是不去日本人的地方。[5]

在这里，日本人是占领者、统治者，同是来自于占领者国度的石上玄一郎他们，本可以像其他日本人一样，享受统治者的特权。而实际上，他们确实享受到了日本人身份带来的好处。武田泰淳晚年回忆作品《上海的萤火虫》中，O博士夫人对来家中寄宿的武田说：“日本人有特别配给的大米，所以不用担心，只要支付菜钱就可以了。”[6]中日文化协会的办公场所以及武田寄居的小竹文夫的住所等，都是原租界的欧美人留下来的豪宅和别墅。

明明是日本人，是占领者，可石上他们却偏偏不去日本人集中的地方，而是去贫民窟的小酒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们混在一起。他们刻意把自己与占领者身份的日本人区别开来，通过这样的行为来保持与军国主义的距离。同时，“逃离”日本的石上玄一郎，从白俄、犹太人、吉普赛人这些所谓“失去国籍的人”的身上似乎找到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他的思想和行动为自己的国家所不容，内心实际上也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难民吧。

即便来到了上海，石上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军部的控制。由于经常去犹太难民集中区，他被日本警察盯上了。因为当时日本与美国是交战国，犹太人被当作美国的间谍，再加上石上有参加左翼活动的前科，引起了当局的怀疑。一位在日本大使馆工作的高中时代的友人特地打电话过来提醒石上注意。友人说：“你我都是有前科的人，还是不要因一些不必要的小事引起他们的怀疑吧。如果你想研究犹太人问题，由我们跟领警联系，让他们带着你去。”[7]这句话提醒了石上，成了他开始真正关注并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契机。

三.作品《彷徨的犹太人》

犹太难民的流亡生活引起了石上玄一郎对犹太教的历史和犹太人命运的思考，他开始阅读和研究《圣经》。多年以后，石上完成了一部特殊的作品——《彷徨的犹太人》，初版于1974年。《彷徨的犹太人》可以说是石上对于圣经《旧约全书》的考证性解读的成果，同时又穿插有自身上海时代经历的回忆，具有文学性色彩。

“彷徨的犹太人”本是一个关于犹太人流浪命运的传说。传说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赴刑场的途中，想要在一个犹太鞋匠的门前停留休息，却遭到殴打和羞辱，因此犹太人受到了耶稣的惩罚，从此背负上了永世流浪、不得安息的命运。而通过传说的不断演绎，也间接加深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矛盾、对立和仇恨。

不过这部作品并非是对犹太人流浪历史的记录，而是试图对犹太民族的宗教、风俗、伦理进行探究，从根源上寻找“犹太问题”的原因。作者以自己战争末期在上海的亲身经历——即与一位叫做叶利亚的犹太青年的交往为经线，以基于《旧约全书》的文本研究的犹太研究为纬线，从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的角度对犹太人问题的根源进行了考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例如，关于犹太人对于猪的禁忌，石上认为是源于他们的祖先对于农耕民族抱有的自卑感所产生的集体无意识。历史上，游牧民族有一种农卑思想，即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优越意识。犹太人的祖先认为，他们过着如风一般自由不羁的生活，而农耕民就像可怜的囚徒一样被束缚在土地上。但现实中，农耕民族的物质文明是他们所远远不及的。因此，他们在固守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同时，内心却产生了对农耕民族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逐渐反映在对农耕民族特有的家畜——也可以说是农耕民族象征的猪的厌恶和禁忌上。为了弥补这种自卑，他们信奉“绝对唯一的神”耶和华，他们忍受着流浪的苦难，相信迫害他们的异邦民族终将受到末日的审判。

石上玄一郎在战败前夕的上海，专注于对犹太人命运的思考，可谓具有特殊的象征性意味。正如学者德永恂所言：“对于石上来说，‘彷徨的犹太人’并非同情的对象，而是自省和自律的镜子。”[8]1970年12月出版的《石上玄一郎作品集》第二卷月报中，收录有林广吉的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的交往”，林在文章最后说到：“我至今都不明白，石上君从那些他所热爱的、受排挤的、贫穷的人们那里到底带回来了什么。”[9]数年之后的1974年，石上玄一郎的这部《彷徨的犹太人》，不知是否能够解答林广吉的疑问。

注 释

[1]石上玄一郎.彷徨えるユダヤ人［M］.東京：第三文明社，1991：16

[2]石上玄一郎.彷徨えるユダヤ人［M］.東京：第三文明社，1991：18

[3]石上玄一郎.冷徹と温情の人［J］.海，1976(12)：120－123

[4]石上玄一郎.彷徨えるユダヤ人［M］.東京：第三文明社，1991：18

[5]小竹文夫.上海にいた作家たち［J］.群像，1956（6）：190－193

[6]大橋毅彦 趙夢雲等上海1944－1945 武田泰淳『上海の蛍』注釈［M］.東京：双文社出版.2008：36

[7]石上玄一郎.彷徨えるユダヤ人［M］.東京：第三文明社，1991：20

[8]徳永恂.「彷徨える」人石上玄一郎の肖像［J］.ナマール（16）2011：21－30

[9]林廣吉.四十年来の交り［A］.石上玄一郎作品集第二卷月報，1970：1－2

说明：文中引用的日语文献均系作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