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彪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中国小说史书的先例，在《史略》中鲁迅将中国的众多古典小说纳入其中，《三国演义》也不例外，而让人们特别注意的是，一向以来被认为是“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在《史略》中并没有得到认可。

一.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

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并不高，肯定性的评价是极少的。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三国演义》有这样的评价，“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慨，时时如见矣。”[1]鲁迅在这里直接引用前人对《三国演义》的评价，说明其同样也认同在虚实方面《三国演义》所出现的弊病。而对于人物描写，鲁迅觉得“亦颇有失”，认为作者在描写人物的主要特点时反而弄巧成拙使人物显得“不像”其该有的形象。

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并不多，除了《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一笔，还只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提及到过。《变迁》中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与在《史略》中的评价基本一致，只是在《变迁》中鲁迅更加具体的指出了他所认为《三国演义》存在的弊病。鲁迅将弊病分为三点，其一，虚实混杂的叙事容易招人误会；其二，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也没有，而写坏的人，又一点好处也没有；其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作者想要表现的和作者最终呈现给读者的不能一致。

在《史略》和《变迁》中，我们得以了解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不高是确有实事，而是否《三国演义》真就像鲁迅先生所评价的“一文不名”，还需要我们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进行审视，而不仅仅因为鲁迅先生本人的影响力而改变。

二.鲁迅评价的不合理性分析

1.《三国演义》中的虚与实

鲁迅对《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虚实安排不够满意，认为这样的安排容易招致误会，这样的说法显然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首先，《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就决定了其必然要面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史实不能离开艺术虚构，艺术虚构也离不开史实，只有二者形成良好的统一，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三国演义》“七实三虚”、实多虚少的安排经历了历史的检验，也得到了后代读者的认可，说明这样的虚实安排并没有产生如鲁迅所说的“招人误会”的状况。其次，“七实三虚”的安排，不仅仅只是分量上的区分，更是对小说和历史本质的区分，正如黄霖先生所说，“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历史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2]。《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借助基本的历史框架下重构的小说故事。因而“七实三虚”的虚实安排是作者经过构思而成，绝非信笔涂鸦之作。纵观《三国演义》之前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是对历史的通俗化。《三国演义》的一大突破之处也正在于恰好的运用了虚实安排，使虚构艺术得以运用，也为后代的小说创作开创了一条新路子。

2.写人的“好”与“坏”

鲁迅谈到《三国演义》写好人就把人写得简直没有一点坏处，写坏人则把人写得简直没有一点好处。鲁迅所谈到的这一点与《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有许多的读者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脸谱化”或者说人物形象“扁平化”，但是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其实也体现了人物复杂和矛盾的一面。“好的人”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

孔明、刘备、关羽等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也是所谓的“好的人”，然而在这些“好的人”身上明显有着不足的一面。孔明是智慧的象征，也是刘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他足智多谋，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直接促成赤壁之战的胜利，但是他却不听刘备的劝告，误用马谡，“失街亭”，导致“北定中原”的战略计划未能完成。关羽是忠肝义胆、勇武神威的代表，但是小说中也描写了他骄傲自大、刚愎自用的缺点，也正因为作者写出了他的弱点和不足，其人物形象反而更加真实，塑造得更成功，所以鲁迅在评价时也有“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慨，时时如见矣”的优良评价；而一向以谨慎谦虚、礼贤下士著称的刘备，也会乘着酒兴说出“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让刘表“闻言默然”，还会因为庞统长相丑陋而轻视其人。可见“好的人”也有“坏”一面，作者在描写时已注意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丰富性和复杂性问题，并且也明确的体现出了人物矛盾的一面。

曹操可谓是“坏的人”，清代毛宗岗就评价其是“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奸诈、自私是曹操的重要性格特征，但是作者并没有把曹操作为一个绝对的反面人物来进行塑造，小说中在表现其“坏”的一面时，同样也表现出其爱惜人才、机智豪爽的性格优点。曹操的性格使多维度、立体化的，不是可以简单的用“好的人”、“坏的人”来加以区别的。小说中各种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并不能武断的来用“好”、“坏”来认识，而是要充分的认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3.文章和主题的不符合

鲁迅评价《三国演义》写人“亦颇有失”，认为想要表现刘备的仁厚反倒让人感到虚伪，想要表现孔明多智谋反倒让人感到妖惑，而这种弄巧成拙也是为鲁迅所诟病的。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和文章最终呈现给读者感受是不一致的，因而出现这种结果。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一般创作者都力图能够达到自己想表达的思想和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感受是一致的，即“词能达意”，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有些出入。作者进行文学创作，读者进行文学接受，而“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就在客观上影响了每个读者所接受到的人物形象的差异化。作家的主观动机和艺术的客观效果不统一，是较为常见的，并不能完全加以否定。《三国演义》的这种不统一也成为小说的一大特色，不仅对于艺术效果的丰富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为读者接受《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提供了多种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们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的评价及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多次改变。如曹操的人物形象从“奸诈”多一点到“雄才”多一点，刘备的“谦虚仁德”多一点到“无能虚伪”多一点，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多一点到“妖魔化”多一点，每个人人物形象的性格要素在人们的观念中不断进行着转换。这何尝不是《三国演义》带给人们的一个惊喜。

三.总结

鲁迅分别对《三国演义》的虚实安排、人物形象塑造、主题与艺术效果等方面进行了批评，本文结合小说文本的实际，从客观角度对鲁迅的这些批评进行评价，发现鲁迅先生的评价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有些甚至是有失偏颇的。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极力批判旧文学，鼓吹进步和革命的，加上其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其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作品的批判是严厉的，是具有时代印记的。鲁迅以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角度，鞭辟入里地洞悉了几千年封建思想对中国人的束缚，而鲁迅对《三国演义》的批判，难免是带上了主观色彩，也是带有时代印记的。不可否认，鲁迅对《三国演义》的作者、版本考证方面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更应该用客观的态度来评价鲁迅对《三国演义》的“缺点”的批评。

注 释

[1]鲁迅：《鲁迅全集·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130页。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四卷，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