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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从穿衣吃饭看上海精神内核

2019-11-26黄若虚

文学教育 2019年22期
关键词:王琦瑶长恨歌弄堂

黄若虚

早在二十世纪初,上海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号称“东方巴黎”的国际化都会。时髦摩登、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儿女情长,它总易被折服于它魅力的人描绘成可以纵情驰骋的名利场,金钱与欲望则成为了它的代名词。

作为一位也对上海怀有浓厚情结的作家,王安忆却不同于他人。上海在她的笔下,在《长恨歌》里,既不见政治角度的解读,也没有经济层面的书写。作家只是把身姿降得很低,目光贴着地面,悉心记录下寻常巷陌、平民百姓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景象。

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在《长恨歌》中,对穿衣吃饭的叙写占据了极大的篇幅,而王安忆正是通过对这二者的描述来体现上海背后的风物人情,来表达她对上海精神内核的理解。

1.穿着——精细入微

锦衣玉绸和胭脂水粉就是女人的全世界,它们的光荣就是女人的光荣。在上海,穿着打扮是所有女人修炼一生的课程,衣服则是女人拥有的比那文凭重要得多的文凭。上海女人们穷尽一生精力去雕琢永恒的优雅,“你少见她们这样一丝不苟的人。她们对一件衣裙的剪裁缝制,细致入微到一个裥、一个针脚,她们对色泽的要求,也是严到千分之一毫的。”[1]为什么她们的那点心思只用在几件衣服上?因为那衣服就是她们的人生啊。在王琦瑶为参加上海小姐紧锣密鼓地准备时,那些细密的针线,暖的是她的心,那旗袍上的绣花,绣的是她的希望,它们都是与她共命运的。当她多年之后再看见那旗袍时,衣服已变成了光阴的蝉蜕,衣服蛀了霉了,她也红颜已老。

女人们之间别的贴心话不说,论衣谈帽就是她们的贴心话。王琦瑶与严家师母的友谊就是从竞争穿衣打扮开始的,而薇薇与张永红也是因为追求时装而结为朋友。商店橱窗是她们的流连之处,针头线脑是她们的生活道具。女人们乐于也善于把她们的才智用在衣着上,只须小小一点材料,她们就能把一件朴素无华的蓝布罩衫装点得别有韵味,简直妙不可言。

衣服这玩意,看似虚荣,可不简单,它里头就有着时代精神。正如衣服的潮流是循环往复的,二十年前时兴的样式又流行了回来,上海的历史不也是在不断更迭中重演,并总有它惊人的相似之处吗?人们穿衣时要顺着时尚潮流走,生活时则更是如此。他们对大的时代变迁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选择以美好的姿态来面对生活。

在那单调乏味,严重缺乏生活情趣的年头,这衣服里有着人们切肤可感的人生。讲究穿,是在物质基础上追求一点精神需要,是在柴米油盐上添一点精致优雅,是美化生活。

2.饮食——去芜存精

如果说穿是做人的面子,那么吃就是做人的里子。上海人对食物的讲究既能流露出他们的处事态度,也能体现出他们的生活方式。

王琦瑶第一回请严家师母和毛毛娘舅来家里做客吃饭时,她既没有抢去严家师母的风头,也无丝毫怠慢的意思,所有的菜都是清爽可口,又本本分分。饭后还殷勤地添了热茶,摆上瓜果,并递上自己精心准备的酒酿圆子,细致周到而含蓄体贴。

后来结识了萨沙,吃点心这事本是四人聚会的搭配,最后倒成了主角儿。他们会围着炉子烤喷香的年糕,天冷了就涮一锅羊肉,闲时则一人一把汤匙在炉上做蛋饺并排成花朵的样子……在帮王琦瑶磨糯米粉的时候,“萨沙体味到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种人生是螺蛳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式的。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1]围炉夜话,他们谈的不过是细滑的糯米圆子和醇厚的酒酿,说的不过是炒栗子和炒瓜子的清甜,白果的苦是一笔带过的。就像他们面对生活的苦,都是闭口不谈的,只珍惜眼下这口腹间的暖意。

在吃食上的精致讲究,并不一定是奢华的。就像王琦瑶一个人就着一碟海瓜子吃泡饭,是因陋就简,什么都不浪费的生计,力所能及的。不是薇薇那种专挑昂贵的点,贪求体面的。正如小说中感慨:“薇薇眼里的上海,在王琦瑶看来,已经是走了样的。”[2]薇薇那一代人根本不理解上海的精神,只是一味地表现出获取物质的世俗欲望。

一九六〇年的春天,虽说不上是饥馑,但却是个人人谈吃的季节。透过吃食的细微变化,我们就能窥见上海变迁的一角。土豆色拉可以卖好几天,奶油有了馊气,菜里的味精鲜得你皱眉,豆沙月饼里少有的豆沙是不去壳的。虽然食物的品质越来越粗糙和低劣,但物糙人不糙,上海市民们仍不会在吃食上糊里糊涂,而是尽力去追求从前那种一棵菜一碗面都是干净清爽的日子,去追忆那上海精而简的风味。上海的美味,不是依靠高端的食材和佐料,打动人心的,往往是市民们倾注在其中的对生活的敬意。

在上海,世界的缝隙就这么被细碎的吃食给填满了。无论时局如何转变,这里的人们都只把目光投向眼前,投向自己小小的生计。我们很难寻到时代在上海留下的裂痕,食物细碎的香味和咀嚼细碎的声音总能将这座城市砌牢。

3.生活——精进不休

在文章的开篇,王安忆用了大量的笔墨精细刻画了上海的弄堂。正如胡同之于北京,弄堂之于上海也就是它的精髓所在。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形变神不变,万变不离其宗,它依托着市民们的日常生活,承载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氛围和悠长的历史过往。穿衣吃饭,家长里短,无不滋生于此、繁衍于此。它,可以说是上海精神的摇篮。

与弄堂一样,这弄堂里的人也是千人千面,但又万众一心的。纵使江山易主,物是人非,这弄堂里的日子,依旧按着原来的步调走走停停。作者说:“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这里有烟火人气的感动。”[3]

他们是这城市的绝大多数,他们都是毫不起眼的平凡小市民。而往往就是这些普通人,反而最耐得住世事沉浮,经得起风云变换。作为历史中人,难免会像浮萍一样被时代的潮流冲击得飘摇不定。而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更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发生斗转星移的变化。若是没有一分荣辱不惊、随遇而安的心态,日子怎能天长地久地过下去呢?也许他们卑微低下、不惹人眼,但他们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他们的生命才是有温度的。什么样的叱咤风云和轰轰烈烈最终都难逃灰飞烟灭的一天,只有这些平平淡淡的人生才是踏实可靠,永不停息的。

陈思和说:“在这种不足为人所道的卑琐生活中同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认为这就是民间的力量。”[4]一粥一饭、一衣一扣仿佛就是生活的全部。世俗生活下滋养的是一群世俗的人,在生活的舞台上,他们看着别人呼风唤雨,而自己只守着眼下的生活安然度过一个个平凡的日子。他们讲究,但讲究的都是生活最基本的元素。他们悉心悉意,精打细算;心无旁骛、全神贯注;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

《长恨歌》中的故事,跨越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翻天覆地的四十年。王安忆曾说,上海的文化总是被切断。这是一座难以言说的城市,她有着前殖民地不光彩的历史,亦在不断的激变和更新过程中转变着自己的文化身份,让人很难在混乱的发展和躁动中把握住其中相对静态的上海精神。

但好在有城市中这群生生不息、随遇而安的小市民。正是他们一点一滴、一吃一穿的里弄生活,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转身,映衬出了独具特色的上海风情,构建起了整个上海的精神内核,让我们看到摩登上海背后的平凡真实与细腻安然。

从最初的江灯渔火到如今的车水马龙,数度的兵荒马乱里始终怀抱着一份宠辱不惊。回望上海的每一次变迁,有不堪的污点,也有辉煌的光芒,但经久未变的,是那随遇而安的态度与百折不挠的气概。

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一个个小人物,一桩桩家常事。弄堂里的世俗生活结结实实地贴近地面,不逐大富大贵,但求细水长流。这份平淡与真实既是上海市民的生活色调,也是上海沉稳的底色,历久弥新,是真正的华丽。而其余的一切,都是浮光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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