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一

当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一个普通的乡村时，清帝国正处于最后的平静时期;当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时，清帝国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社会变革席卷了每个角落：昔日的缠足女人走入学堂，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阅读报纸、杂志成了日常习惯，人们在茶馆里、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戏台上的名角们将《定军山》《长生殿》留在电影银幕与密纹唱片上;因为火车、轮船、电报的普及，再遥远的乡村都可以感受到时代之脉搏。思想的变化更是惊人，尽管很多人熟记四书五经，遵从三纲五常，此时却宣布抛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读者，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他则是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我进入新闻业后，他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没有谁能像他一样，用笔与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我感觉，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

这种情况与近代历史的动荡和断裂有关，也受困于中文历史书写的特征。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开启现代传记写作，这一传统从未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没有一位中国人像博斯韦尔观察约翰逊博士那样描述一个人，更不会像爱默生一样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个人更像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而非自成一个世界。

这也与观察角度有关。梁启超常常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但他其实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在纽约拜访了摩根，邀请罗素、杜威访问中国，在战后的欧洲与柏格森探讨现代性的困境。

二

2015年9月，在被书架上的梁启超注视了两年之后，我写下第一行字。接下来的三年里，这次写作变成了一桩彻头彻尾的苦役。

这个旅程比想象的更為艰难。梁启超的作品以及他参与的政治、社会转型的广度与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个人与时代之关系也难以把握。英国作家菲利普·圭达拉的警告始终在耳边回响：“传记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北面的边界是历史，南面是小说，东方是讣告，西方则是冗长沉闷。”

对于在西方思想与文学滋养中成长的我来说，汉学与宋学之争、公羊学的兴起是一片充满荆棘的森林，甚至仅仅文言写作就让我头痛不已。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时刻，是吃力而盲目地拥抱新潮流的一个开端。我受困于中国历史书写对个人情绪与性格的习惯性忽略，使得作为儿子、丈夫与朋友的梁启超在个性的展现方面显得过分单薄。

出于畏惧，最初的计划被拆解成三部曲。这一卷有关他的早年岁月，从出生到戊戌变法的失败，短短二十五年中，他从一个边陲之地熟读四书五经的少年，蜕变为将孔子改制与明治维新嫁接一处的年轻变革者。他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在这个时期展现无遗。他不顾功名等级的限制，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上海的四马路上，他驾驭印刷资本主义的新浪潮，成为一种新文体的开创者。他迫不及待地将思想转化成行动，是公车上书的策动者之一，并在学堂中鼓动年轻人的反叛意识，随后卷入百日维新的派系斗争。

不管梁启超多么杰出，未来将怎样声誉卓著，此刻仍是历史的配角，作为狂生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出场。在彼时的中国学术与权力地图上，他们都是边缘人。但边缘赋予他们特别的勇气，令他们成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了解一个帝国晚期读书人怎样应考，怎么理解外部知识，听什么戏，朋友间如何通信、宴请，审查之恐惧如何无处不在，你就很难体味这种反叛之价值。

写作不可避免地带着当代意识。在触发这本书产生的旧金山，梁启超也曾在一个世纪前到来。他四处演讲，出席宴请，接见华人领袖。他感受到这里的人“爱乡心甚重”“义侠颇重”，更看到了不洁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力与现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宪、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国，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单衣——“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种“新民”、一套新的价值观，任何变革都是无效的。一个世纪过去了，华人后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长，这座城市开始热烈期待引入中国投资人……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会感到梁启超的一些忧虑与困惑仍顽强地存在着，能激起回响，已经富强起来的中国也在探寻某种内在与外在的秩序。

（摘/雷静宜）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