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涛

回归乡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检察风云》：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您认为，之所以不是农村振兴战略，也不是农业发展战略，而是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有很多内涵，可否简要说明？

陈文胜：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走在了城鎮化前面。在中国现代化上半程的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关系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大多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主要是农村发展战略、农业发展战略。到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基本形成，标志着乡村中国进入了城镇中国的新时代。因此，在中国现代化的下半程，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破解一个重大的新时代难题：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这个大趋势难以逆转，如何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避免乡村衰落，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

所以，“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是一个空间概念还是一个行政概念？实质上，乡村是城镇化进程中进入城镇中国时代的城乡融合概念。世界上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已经没有农村的概念了，乡村就包括了农业农村农民。战略思路、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战略实施的切入点、突破口便是决定因素。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推进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到底在哪一个层面推进？乡村不仅在城镇化进程的城乡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人类回归大自然、回归乡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著名的大企业都在小镇，著名的高校都在小镇，日本的IT行业等很多新兴产业都往乡村转移，普遍出现了回归乡村运动。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为新兴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乡村的功能进入了多元发展的历史阶段，成为未来现代化极为宝贵的发展空间。乡村不再只是提供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其中的生态、文化、社会的价值优势对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因此，十九大报告把全部的三农工作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部署，以乡村为切入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不仅使战略指向更明确，落脚点、着力点和突破口更具体，而且重点更突出，明确了乡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统领地位。

乡村振兴的三大关键

《检察风云》：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什么？

陈文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要按照党中央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结合各地的客观实际，切实把握“振兴什么”“谁来振兴”“怎么振兴”三大关键问题。一是在“振兴什么”的问题上，将建设“美丽乡村”作为主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远景规划，以产业兴旺为根本、以生态宜居为要务、以乡风文明为关键、以治理有效为保障、以生活富裕为目标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二是在“谁来振兴”的问题上，将实现乡村自主发展作为突破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关键是要充分激发乡村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激发农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自主能力，在保持城乡各自独立性和差异化的前提下尊重乡村自主，让广大村民群众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三是在“怎么振兴”的问题上，将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变革作为主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就是要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在改革、转型、创新三个方面推动城乡地位平等、城乡要素互动、城乡空间共融。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探索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创新，确保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

《检察风云》：随着大量人口外出，现在农村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人才，没有人才，乡村振兴就很难，您如何看？

陈文胜：根据经济学的“收益递减规律”，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效益递减与工业效率递增、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不可逆转，分别以工业、农业为主的城乡差异性就必然长期存在，使农业的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共同命题。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会导致农业人口不断下降、人才不断流向城市，农民平均年龄的不断老化，不少村庄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如日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93%，而工农城乡差距至今依然存在。

尽管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产业效益的高低决定着乡村人才的去留。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把“产业振兴”摆在“五个振兴”中的首要地位。只有抓好了产业兴旺这个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突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人才资源双向流动，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使乡村产业的功能不断拓展、价值不断凸显，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不断提升，才能逐渐改变长期以来人才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乡村创业，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乡村公共产品与服务要服从农民需要

《检察风云》：现在有些基层形式主义盛行，问题主要出在哪儿？

陈文胜：在党中央全面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之时，基层干部“5+2”“白加黑”的工作与生存状态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执行最严格的中央“八项规定”，在纠正“四风”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些地方仍有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突出表现就是通过工作规划总结、检查督导、考核评比、大小会议与文件，在“一票否决”下扭曲为所谓的“压力型”乡村管理体制，乡村基层组织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精力来谋划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本来建立工作责任目标考核机制是层层传导压力、高效推进工作落实的重要举措，是确保各项决策在基层落地、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获得感的有效保障。脱离了工作实效，背离了群众是否满意这个根本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个别部门有任意的自由裁量权，造成权力越位。

所以，不少惠农政策，高层认为是为农民办好事，因一些部门不切实际搞一刀切，造成农民不接受，而基层干部迫于上级追责压力，为了完成任务不顾群众实际需要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

从根本上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必须推进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公共产品供给结构要从政府决定向群众主导转变，考核导向要从注重工作过程向工作结果导向转变，职能边界要从属地管理向职权管理转变，治理机制要从单一治理向多元制衡转变，基层组织建设要从领导群众到发动群众转变。简而言之，就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侧要服从农民需要，交由农民决定。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