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博物馆）

2018 年中国钱币学研究在诸多方面有进展，利用一些新资料、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如纸币纤维材料和颜料的技术研究，金饼、金锭、银锭、银饼等早期贵金属货币问题，以及明代金锭、白银货币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同时，一些新的钱币资料的出土，为钱币史和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以下对具有代表性者进行介绍。

一 钱币学研究

今年的钱币学研究，出现了以往少见的对纸币材料和颜料的科技分析，对科学认识纸币制造技术和辨伪有重要学术价值。李涛以明清和民国时期的五件纸币和当票为研究对象，利用拉曼光谱技术和赫兹伯格染色法，对印刷颜料和纸张的纤维进行了鉴别分析得出：明代纸币有红、黑两色，清代纸币有红、蓝、黑三色，民国纸币用普鲁士蓝作为蓝色颜料，民国当票使用人造群青为蓝色颜料；大明宝钞使用树皮纤维，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使用麻类和桑皮纤维，民国纸币使用树皮与针叶木的混合纤维，民国当票使用树皮类纤维[1]。备受关注的海昏侯墓出土的铜钱也经过了科技检测，为深入了解汉代铜钱的成分特征提供了更多实物资料。张吉等检测了海昏侯墓出土的五铢钱，为铸造组织，有大量铅颗粒与硫化物夹杂，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含铜约86%，成分与满城汉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部分五铢钱成分较为接近[2]。铜元的成色检测，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币制提供了基础。王显国等检测了一批传世的光绪元宝、大清铜币共37 枚，成分为铜锌、铜锡锌、铜铅锌，户部铜元成色偏低，早期铸造的成色较为随意，《整顿圜法酌定章程》颁布后，铜元成色趋于稳定[3]。

先秦至汉代钱币、钱范的研究仍受关注，对于方足布、刀币的类型、制作地点也有一些新见解。黄锡全以近年所见的一种小方足布和平肩平足实首布为研究对象，认为较之以前出现的布币，或形体有别、或文字有异、或发现有可以佐证过去发现中尚未得到确认的重要货币，不应一概视为“新品种”，平肩平足实首布是平肩弧足空首布经由平肩实首布演变而来[4]。冯括对燕明刀币背文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统计归纳和研究，首先梳理了甲型明刀的背文特点，然后着重对已成体系的乙、丙型明刀背文按起首文字归为八组展开分析和讨论，建立了明刀背文体系的框架，提出首字（组）与之下的文字可能代表不同的“管理—制作”层级、吉语类文字至少有一部分可能仅是工匠私名等观点[5]。陈旭在实地考察走访的基础上，对山东淄博安平故城出土的一批齐三字刀陶范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完整复原了齐刀币的制范铸钱工艺和流程，并与临淄安和庄、青州前范王庄、西辛战国墓三处齐刀范出土地的地理情况及标本特点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了这四处出土地的性质，推断安和庄遗址为主动废弃，安平城遗址为被动废弃，西辛墓出土刀范可能来自安平城或附近铸钱遗址，青州前范王庄出土刀范也可能自安平城东迁而来[6]。黄娟梳理了战国秦汉时期铜质钱范的考古发现与类型，并总结了相应的铸造工艺，认为竖式合范的不断改进提高了钱币质量和标准化程度，叠铸则使得铸钱质量和效率得以提高，文中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资料与分析，对深入研究古代铸钱工艺有学术价值[7]。

随着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汉代黄金货币资料的公布，学界对马蹄金、麟趾金的分类与定名问题有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同时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赵明根据文献讨论了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蹄型金的名称，认为汉武帝太始二年诏书中所称的“褭蹄”与颜师古注释所说的“马蹄金”并不是同一器物,若将两者类比,势必引起后世的误会，“马蹄金”是唐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对蹄型金的俗称，刘贺墓出土的蹄型金正确的名称应该是“褭蹄”,是当时具有某种升仙信仰等特殊含义的“协瑞”物,而不是普通的蹄型金，刘贺墓出土3种类型的蹄型金,根据其口部不同的花丝纹样,应名为“套珠纹褭蹄”“椭圆底褭蹄”和“素丝纹褭蹄”[8]。胡金华对河北定县出土的马蹄金、麟趾金、蹄形金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并认为其与海昏侯墓所出均属一类，正是《汉书》记载所言的马蹄金和麟趾金实物，是作为“协瑞”的纪念物，在太始二年制作用于赏赐诸侯王而出现的[9]。杨君对战国秦汉金饼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梳理，认为战国中空金饼可分为椭圆形和圆形两种,在海昏侯墓出土真正的马蹄金和麟趾金之前,一直被误认为是马蹄金和麟趾金，西汉主流金饼货币以西安谭家乡出土的金饼和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为代表,其特点是正面密布龟裂纹,并普遍打印“V”形戳印[10]。

对汉代西域钱币“汉龟二体五铢钱”及其他钱币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和认识。李树辉对“汉龟二体五铢钱”的名称有新看法，认为“龟兹五铢”是滑国仿照五铢铸行的货币，铸制时间在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至6 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间,应定名为“滑国五铢”，所谓南朝梁“两柱五铢”“四柱五铢”、北齐“常平五铢”(背日月星)、北周“两柱五铢”“五行大布”(背日月星)及此前所称之“突骑施钱”均是乌古斯部族于5 世纪末至唐武德四年(621)之前铸行的货币，背面呈日形、月形、日月(即所谓“月孕星”)形和日月星形图案的“开元通宝”(包括“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是唐初至五代时乌古斯部族仿铸的钱币[11]。周倜考释了汉代西域马钱的现存实物及发行经过，各种不同的马钱背后反映了西域国家政治文化变迁，对从钱币角度研究汉代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12]。东汉时的银饼，之前关注较少，这些资料对深入研究白银的社会价值具有学术意义。黄维以常德汉寿县出土金银饼和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出土银饼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银饼的铸造工艺，并结合文献，认为此时的饼状白银并不是器饰，不仅可以作为财富储藏，而且可用于交换其他物资[13]。另外，成桉详细梳理了考古发现的西汉时期“辟兵莫当”“日入千金”二种压胜钱的出土资料与形制特征，以相关泉籍记载为佐证，考辨了辟兵、千金钱的钱文读法，认为辟兵钱与匈奴关系密切，是一种简单朴素的辟兵诉求之物，千金钱的吉语性诉求明显，出现应晚于辟兵钱，此二钱穿孔形制应归于花穿一类[14]。

两晋南北朝的钱币研究，出现了一种相对较长时段的整体视角。朱安祥全面梳理了魏晋南北朝的货币运行情况，认为两晋长期不铸钱币的原因,可能是司马氏故意执行的一项货币政策,其目的在于维持现有货币的价值,从而有效地保障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两晋时期独特的货币流通渠道,加速了统治阶层聚敛财富的速度,同时刺激了他们的贪欲,并直接导致社会上奢侈性消费行为的普遍增长，面对多重社会矛盾,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均无法及时地制定切合时宜的货币政策,使得南朝货币经济始终游走在紧缩与膨胀两种极端的边缘,最终走向了全面失败[15]。唐代回鹘文钱币上的文字研究继续受到关注。杨槐释读了一批回鹘文钱币上的文字，并讨论了这类钱币发行的历史背景和铸造时间等问题，对研究唐代西域历史有一定学术价值[16]。唐代钱币研究方面，通过多方面的资料来研究当时西域钱币，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袁炜通过考古资料、传世文献、出土文书和钱币实物考释了《大唐西域记》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述的西域钱币，该文对系统了解唐代西域诸国钱币和中亚、南亚、北亚钱币的流通情况具有参考价值[17]。

宋金时期的纸币与钞版仍是研究热点。刘森从北宋钞版中右边的“千斯仓”三字着眼，并联系《清明上河图》中的“十千脚店”，认为二者所处的时代是吻合的，现存北宋钞板为小钞钞版，小钞版与《清明上河图》可互为佐证，二者均创造或创作于宋徽宗崇宁末至大观年间[18]。戎畋松等系统考释了金代钞版的现存实物，比较了各钞版的文本内容，认为金代的交钞制度会随时势状况变化和市场流通情况来做出调整和变动，并非一成不变，还专门论述了通州会子钞版的铸行与其背后的政治历史背景，对研究金代货币制度和社会经济有重要意义[19]。

蒙古汗国在称元之前，曾铸大朝通宝，对此钱的性质与铸地学界多有争议，有必要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周克林系统研究了大朝通宝铜钱，认为应属于地方流通货币,为阔端系诸王铸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流通市场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所需，反映了蒙古汗国时期地方势力发行货币的历史情况[20]。

明代金锭、金银冥钱等反映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习俗，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王纪洁以明定陵出土的一批金锭为切入点，梳理了其出土情况及铭文内容，结合文献资料厘清了明代京城铺户的设置情况，介绍了明代北京铺户的买办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表现形式，重点探讨了明朝历史上的“纳银代役”现象，认为明代白银的货币化促使铺户可以“纳银代役”，定陵出土金锭上铭文字样就是实物买办改成折银征收的直接证据[21]。陈璟介绍了安徽省安庆市一座明代“万历五年”墓葬出土的两枚金冥钱“积玉堆金”“天下太平”的基本情况，认为这两枚金冥钱分别出土于墓主口部，应是“口中含币”丧葬习俗的延续，男性墓主属于一般士人阶层，使用金冥钱口含下葬，或有违反当时丧葬仪规之嫌[22]。刘泽岚以明代40 例具有金银钱随葬的墓葬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随葬金、银冥钱的出土位置、制作方式和钱文含义，口含钱是葬俗中“饭含”的延续，垫背钱中的“北斗七星图”是道教元素在丧葬中的体现，金、银冥钱的制作因墓主身份不同差异明显，冥钱的钱文包含对生者命运关怀的吉语钱文、对死者往生天界期许的压胜钱文和模仿行用钱的钱文等[23]。

四川彭山江口镇明末战场遗址出水的西王赏功钱的发现和研究，对澄清相关学术问题有重要意义。霍宏伟以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出水的西王赏功金银币为标准器，叙述了西王赏功钱币的收藏与研究史，对一些传世品的真伪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24]，学术观点值得参考。

明末及南明钱币的研究继续深入。刘舜强针对“崇祯通宝”“弘光通宝”和“隆武通宝”钱不是当朝铸造，而是永历皇帝在云南补铸的这一论断，通过对《明史·食货志》和《明末滇南纪略》中相关史料的梳理，认为云南地区存世的大量三朝年号钱分别是明代崇祯朝（1627-1644 年）和明朝灭亡后云南地方留守政府奉“弘光”（1644 年10 月-1645 年6 月）、“隆武”（1645 年6 月-1647 年3 月）两朝年号铸造的货币，并不是永历帝1655 年后在昆明补铸的钱币[25]。其他明代钱币也受到关注，对于传世的“洪熙通宝”钱，费磊追溯了传世实物和文献著录，考证了其流传过程，认为并非洪武通宝改刻，不能轻易否定其存在，不排除明献陵中存在这种钱币的可能[26]。

银元的铸造与发行，在利用钢模和文献资料的分析上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孟祥伟对中国钱币博物馆藏民国袁世凯像壹元银币与孙中山像壹元银币两类造币钢模进行了研究，通过整理相关历史档案资料，分别理顺了两类造币钢模的颁行经过，认为造币钢模统一颁行的意义，一是在于提高民众对新政权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二是在一定时期内，至少在法律上规范了民国货币的形制[27]。吴悦以《申报》为索引，说明安徽银元局舞弊案确有其事，介绍了局内人事和银元版式的变动，结合相关史料研究认为无纪年版安徽省造光绪元宝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湖北代铸[28]。

波斯萨珊朝银币在中国的发现和流转路径，又有了新的认识。刘昕、李宝军介绍了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大秦村遗址出土的三枚波斯萨珊朝银币，认为这三枚银币均属波斯萨珊朝卑路斯银币Ⅲ式，出土形式应为窖藏，性质很可能不是流通货币而是一般商品；银币质量偏轻，可能属于仿制币；其来源可能是行走在中原-山东道路上的行旅携带而来[29]。对于俄罗斯历史上的钱币，以往关注度并不高。张亚威介绍了俄罗斯历史上的几枚钱币，以及每枚钱币名称的历史背景和涵义，为系统了解俄罗斯钱币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背景知识[30]。

对钱币文献体例和流传经过的研究本年度也有所涉及。《泉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记录钱币的专著。邓亚搜集了存世《泉志》大陆、台湾、日本等地所藏诸版本，以时间为主线，全面整理了《泉志》在文献中的著录、抄本、刻本，指出现存抄本中以“永乐大典”本最早，刻本以“秘本”最早，“津本”的传播更广，隶释斋刻本内容最全面、校勘最精审[31]。《癖泉书室所藏泉币书目》成书于民国年间，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钱币类典籍的专科目录，是我们了解魏晋以来泉学典籍的重要资料。陈祺撰文记述了《癖泉书室所藏泉币书目》这部泉籍的编撰背景及作者宗惟恭的生平，系统介绍了该书的体例和内容，认为该书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首创之功，最明显的局限表现为分类尚欠精审且记述过于简略[32]。京以宬著、孟祥伟译《〈清钱编年谱〉评介》，是对布威纳先生所著《清钱编年谱》一书的述评文章，认为诸如“该书应该在文本和图像之间建立更好的关联”等需改进[33]。

泥质钱币反映了古代埋葬习俗。李春雷、李荣辉就考古出土的的各种泥钱进行了分类整理，指出泥冥钱是为死者准备到冥界使用而制作和埋藏的，这种随葬冥币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看，泥货币钱流通势必引发通货膨胀；古人以泥土制钱的原因除满足各种生活需要外，也是由于泥土的易塑性和易得性[34]。

二 货币史研究

上古玉器是否为货币的问题被重新提出。何驽提出一些玉器具有货币的性质，认为陶寺文化玉器是作为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可能是用于地区间贸易支付的大额货币，由于玉器种类多样，而且仅限于一定的社会阶层使用，玉器可用于交换，或限于礼品赠送与互换，或限于某些特殊的用途[35]。玉器是否具有商品经济中充当固定等价物的意义，以及普遍性，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该文提出的玉币观点有待商榷。

宋、元、明纸币及白银货币问题仍是货币史研究的热点，从货币史的整体视角进行研究也更加深入。王文成以南宋末年李曾伯所撰《救蜀楮密奏》所记载的钱引、银会为例，论述了当时四川银会替代钱引的过程，认为南宋末年纸币严重贬值、铁钱失去纸币准备金功能，银两不仅取代铁钱成为川蜀新纸币—银会的价值基准，而且已成为钱引、银会、东南会子等纸币共同的价值标准[36]。管汉晖考察了元代纸币的运行，认为多省起义产生的财政压力是纸币发行数量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赏赐对纸币超发的作用并不显著,而随着银本位执行力度的减弱,尤其是钞本由金银变为纸币后,财政压力促使货币超发的效应更为突出，严格的银本位有利于维持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但在军事活动造成的财政压力下,稳定的贵金属本位制度难以长期维系[37]。邱永志提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源头可追溯至明初国家最终奠定的货币体制，货币体制的背后是广阔的“洪武型”社会经济体制，其形成又需要放入元明变迁的历史纵深中来观察[38]；源于民间的稳定通货白银因需求进入市场,形成“良币驱逐劣币”之势，行钱地区多出现“银进钱退”的现象,但并未完全替代铜钱，未行钱地区,白银及多种实物货币充斥，货币流通在地域上依然呈现分割化、细碎化等欠深度整合特点[39]。他还认为明前期的禁钱政策对后来整个明代钱币的铸行运转、流通分配、技术承继等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很可能是造成钱法不振、通货不足、信用缺失的原因之一[40]。

关于清代货币的研究，不仅出现新的文献资料，而且有专门选取私铸钱角度来谈当时的货币问题。戴建兵报道了日文文献中关于中国货币计量单位“吊”，各地不一样，比如北京城里是十个铜子儿算一吊，山东一带五十个铜钱为一吊，这些材料为研究清代的币制与各地铜钱的价值提供了较高学术参考价值[41]。刘博健研究了清代前中期铜钱私铸问题，认为私铸者在隐蔽处铸造私钱,直接掺入制钱内行使,或者通过钱桌、钱铺、经济代为发卖,私钱顺着长江和大运河遍布各省，同时官局的工匠为了牟利,也参与到私铸中来[42]。清代货币材料的来源与国家控制研究进一步深入。马琦从清前期的币材危机出发,探讨清中期铜铅运销体系和币材供给格局形成的原因、过程及保障机制，认为清中期西南边疆矿业的兴起是政府应对前期币材危机的结果，形成了以云贵为源头、辐射全国、水陆联运的铜铅运销体系,持续长达一个多世纪，反映出清政府币材安全保障和战略资源调控的能力和水平[43]。

银元与近代一些金融机构发行的货币与流通券，见证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对研究区域货币经济提供了详细个案。熊昌锟考查了近代中国的银元，认为银元胜出的理论依据在于其形制统一、价值稳定,节省了一定的检验费用,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对传统称量货币的优势，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各省和中央政府的推动也是银元胜出的重要原因[44]。燕红忠研究了奉天官银号的设立过程，认为近代东北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的设立和最初发展过程,是日本金融资本、东北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业行会之间对货币发行权的争夺和博弈过程,并对清末和民国时期东北地方金融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日后军阀割据提供了经济基础[45]。“振兴煤矿工资签”是在五湖咀振兴煤矿内部使用、定期结算的代金竹筹，是旧中国企业家实业救国的重要物证，目前所见实物和图片有六十三枚左右。俊岭梳理了现存“振兴煤矿工资签”竹筹的基本信息，介绍了“振兴煤矿工资签”发行人周文贵的生平、振兴煤矿的兴衰，并对振兴煤矿存续期间相关历史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振兴煤矿工资签”发行总面额在奉小洋20000 至80000 元之间，此竹筹极有可能是振兴煤矿委托江南苏州制作[46]。董昕、毛帅从东北九省流通券的筹发、对杂币的收兑、流通与通胀、与根据地流通券的竞争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发行的原因，东北地区的经济形势和通货使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主因。同时也总结了其发行对东北经济的影响[47]。汪洋将奉天公济平市钱号发行的纸币分成19 种，后又根据五枚券、十枚券、二十枚券、五十枚券和一百枚券五种面值，对发行数量进行考察[48]。王学文考证了黑龙江一家地方公司官帖发行的历史背景、发行流通以及收回等问题，为研究东北经济史提供了实例[49]。

三 出土与发现

本年度较新颖的钱币考古出土资料并不多，较重要的主要是秦汉时期钱币与相关实物，以及四川彭山江口镇明末战场遗址出水的金、银货币。

先秦货币的考古报道很少。艾亮披露了近年钱币市场上出现的一批尖首刀的基本信息，并将这批尖首刀铭文分九类逐一进行了介绍，推测这批尖首刀或为燕国中期铸造，性质可能属于鲜虞刀类。这批尖首刀出土于河北保定地区，数量大致在2000-4000 枚上下，保存状况非常好，未见流通磨损，铜质优良，锈色艳丽，铭文丰富，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刀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50]。需要注意的是，这批钱币资料不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所得。

两汉时期的钱币与钱范继续出现。四川阿坝汉代石棺墓出土五铢钱、海贝和摇钱树枝，这些钱币材料对研究当时西汉政府与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51]。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直城门大街出土西汉时期五铢钱范23 件，其中1 件为范模，其他均为背范，还有少量半两钱与五铢钱，这些背范上所见钱币排列与数量形式多样，铸造浇道清晰可辨，体现了不同的浇铸方法[52]。西安北郊大明宫中央广场汉墓出土新莽时期小泉直一218 枚，内外均有廓，另一座东汉墓出土五铢铜钱45 枚[53]。山东出土了一批新莽时期的度量衡器，有重要学术价值。广西钟山县张屋村汉、晋墓葬出土较多铜钱，完整者有两汉五铢，磨郭五铢、剪轮五铢和布泉，这批出土钱币对研究当时西南边疆地区铜钱的流通有学术价值[54]。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出土新莽时期铜衡、权、方版（有“黄金”“布”“铜泉”等铭文），以及一枚半两钱，这批铜度量衡器为研究王莽的货币与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55]。

宋朝钱币在国外进一步被发现。俄罗斯库页岛曾发现较多中国铜钱，有北宋咸平元宝、元丰通宝、政和通宝等，还有日本古钱宽永通宝，其中咸平元宝在我国北宋铜钱中保存下来的并不多，这批铜钱对研究宋代至明清时期东北亚的贸易和经济交流有重要学术价值[56]。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大量明代银锭、银饼，以及大顺通宝铜钱和各种金银器，这些银锭上有铭文，为当时各地的税银，这批资料对研究明代货币和经济政治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57]。江苏常州武进区明墓出土较多明代、宋代、唐代铜钱，有永乐通宝，弘治通宝、宣德通宝、万历通宝，绍圣通宝，太平通宝，皇宋通宝，咸平通宝，淳化通宝，熙宁元宝，景佑元宝，开元通宝，以及一些银质冥币，这批材料为研究明代铜钱类型，以及在明代流通的前朝钱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58]。浙江象山县“小白礁I 号”清代沉船出水银饼2 件，为椭圆形饼状，灰黑色，其中一件直径4.2 厘米，还有雍正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等铜钱9 枚[59]。袁炜介绍了贵州省博物馆馆藏钱币，其中大明宝钞壹贯钞版，宝黔局咸丰重宝当十钱，以及清代“尚节堂”馒头形小银锭，竹枝纹银元等，是较为珍贵的地方钱币实物[60]。

四 2018 年出版的钱币学类书籍

2018 年，与中国钱币学有关的书籍，主要有《三千年来谁铸币：50 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61]，《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货币卷》[62]，《中国货币通史》[63]，《货币与文化》（第二辑）[6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钱币卷》[65]，《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钱币选录（全1 册）》[66]，《戴志强钱币学文集(续编)》[67]，《中国铜元谱》[68]，《中国钱币大辞典·民国编·商业银行纸币卷》[69]，《中国历代钱币》[70]，《昭武遗珍：唐安西都护府地区货币研究》[71]，《货币里的中国史-历代钱币的源流和图释》[72]，《泉志(外三种)》[73]。

注释：

[1]李涛：《中国古代纸币及当票的颜料与纤维》，《中国钱币》2018 年第1 期。

[2]张吉、刘晟宇、胡东波、杨小林：《新建海昏侯墓北藏椁内青铜器及其埋藏环境的初步分析》，《南方文物》，2018 年第2 期，126-127 页。

[3]王显国、李延祥、周卫荣：《晚清户部铜元成色问题探讨》，《南方文物》，2018 年第3 期，88-94 页。

[4]黄锡全：《谈谈近年所见两种布币》，《中国钱币》2018 年第3 期。

[5]冯括：《燕明刀背文体系研究》，《中国钱币》，2018 年第4 期。

[6]陈旭：《齐刀币制范及铸造工艺的新研究》，《中国钱币》，2018 年第5 期。

[7]黄娟：《考古发现的铜质钱范与战国秦汉时期铸币工艺的演变》，《考古》，2018 年第5 期，109-120 页。

[8]赵明：《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蹄型金的定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 年第11 期，62-73 页。

[9]胡金华：《河北定县40 号汉墓出土黄金货币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2018 年第3 期

[10]杨君：《战国秦汉金饼货币类型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 年第11 期，46-61 页。

[11]李树辉：《“汉龟二体五铢钱”正名》，《敦煌研究》，2018 年第6 期，114-121 页。

[12]周倜：《汉代西域马钱与其它货币及背景的探讨》，《新疆钱币》，2018 年第2 期，1-8 页；2018 年第3 期，1-8 页；2018 年第4 期，1-8 页。

[13]黄维：《出土东汉银饼实物刍议》，《中国钱币》2018 年第2 期。

[14]成桉：《汉辟兵、千金钱再考》，《中国钱币》，2018 年第6 期。

[15]朱安祥：《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郑州大学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

[16]杨槐：《回鹘方孔圆钱概说之二—单面回鹘文、双面回鹘纹钱币》，《新疆钱币》，2018 年第3 期，9-22 页。

[17]袁炜：《〈大唐西域记〉所见西域钱币考》，西安钱币博物馆，西安钱币学会编：《货币与文化》（第二辑），西安出版社，2018 年，292-300 页。

[18]刘森：《再谈北宋的小钞—世界最早的纸币钞版研究》，《中国钱币》2018 年第1 期。

[19]戎畋松，王勇：《金代“通州行尚书六部叁萬贯会子”铜钞版钩摭》，西安钱币博物馆，西安钱币学会编：《货币与文化》（第二辑），西安出版社，2018 年，31-50 页。

[20]周克林：《大朝通宝钱的性质、铸行地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 年第4 期，74-87 页。

[21]王纪洁：《从定陵出土金锭铭文谈明代北京铺户与铺行之役》，《中国钱币》，2018 年第6 期。

[22]陈璟：《安徽安庆明代纪年墓出土金冥钱》，《中国钱币》，2018 年第6 期。

[23]刘泽岚：《明代随葬金银冥钱刍议》，《中国钱币》2018 年第3 期。

[24]霍宏伟：《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8期，31-46页。

[25]刘舜强:《滇铸“崇祯”“弘光”“隆武”三朝年号钱考》，《中国钱币》2018 年第2 期。

[26]费磊：《明代“洪熙通宝”钱考辨》，《江苏钱币》，2018 年第1 期，1-7 页。

[27]孟祥伟：《馆藏民国银元钢模考述》，《中国钱币》，2018 年第5 期。

[28]吴悦：《安徽银元局人事变迁及铸币情况新探》，《中国钱币》2018 年第2 期。

[29]刘昕、李宝军：《山东东阿出土波斯萨珊朝银币及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18 年第5 期。

[30]张亚威：《俄罗斯货币名称的起源与涵义》，《中国钱币》2018 年第1 期。

[31]邓亚：《〈泉志〉版本新考》，《中国钱币》，2018 年第4 期。

[32]陈祺：《宗惟恭与〈癖泉书室所藏泉币书目〉》，《中国钱币》，2018 年第5 期。

[33]京以宬著、孟祥伟译：《〈清钱编年谱〉评介》，《中国钱币》2018 年第2 期。

[34]李春雷、李荣辉：《中国古代的泥钱》，《中国钱币》，2018 年第5 期。

[35]何驽：《华西系玉器背景下的陶寺文化玉石礼器研究》，《南方文物》，2018 年第2 期，36-49 页。

[36]王文成：《从〈救蜀楮密奏〉看南宋货币白银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4 期，115-121 页。

[37]管汉晖，毛捷：《本位、战争与通胀:元代纸币的运行机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2 期，109-124 页。

[38]邱永志：《元明变迁视角下明代货币白银化的体制促因》，《中国钱币》2018 年第1 期。

[39]邱永志：《国家“救市”与货币转型—明中叶国家货币制度领域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6 期，19-40 页。

[40]邱永志：《论明前期的禁钱政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3 期，32-44 页。

[41]戴建兵：《日文文献中的中国币制“吊”》，《江苏钱币》，2018 年第4 期，21-25 页。

[42]刘博健：《清代前中期私铸问题研究1644-1799》，黑龙江大学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

[43]马琦：《清中期的铜铅运销与币材供给》，《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6 期，54-66 页。

[44]熊昌锟：《良币胜出:银元在近代中国市场上主币地位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6 期，67-80 页。

[45]燕红忠：《外国金融资本与地方金融势力的兴起—以奉天官银号的设立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3 期，31-45 页。

[46]俊岭：《“振兴煤矿工资签”考》，《中国钱币》，2018 年第5 期。

[47]董昕、毛帅：《东北九省流通券述评》，《中国钱币》2018 年第1 期。

[48]汪洋：《奉天公济平市钱号及其发行纸币数量考》，《中国钱币》2018 年第2 期。

[49]王学文：《黑龙江广信公司官帖发行始末》，《中国钱币》2018 年第2 期。

[50]艾亮：《保定地区新发现的一批尖首刀简述》，《中国钱币》，2018 年第4 期。

[5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小金县文物管理所：《四川阿坝小金日隆汉代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8 年第10 期，4-24 页。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直城门大街试掘简报》，《考古》，2018 年第11 期，44-46 页。

[5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两座汉墓发掘简报》，《文博》，2018 年第2 期，13-24 页。

[54]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钟山县文物管理所：《广西钟山县张屋村汉、晋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8 年第1 期，32-44 页。

[55]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2017年J3 发掘简报》，《考古》，2018 年第8 期，3-24 页。

[56]武仙竹，徐佳甜：《库页岛访古》，《大众考古》，2018 年第5 期，26-34 页。

[5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眉山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IIT0767 发掘简报》，《文物》，2018 年第10 期，26-58 页。

[58]南京博物院、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江苏武进科教城明墓发掘报告》，《南方文物》，2018 年第3 期，45-56 页。

[59]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浙江象山县“小白礁I 号”清代沉船2014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8 年第11 期，66-68 页。

[60]袁炜：《贵州省博物馆馆藏钱币》，《贵州钱币》，2018 年第2 期，2-8 页。

[61]王永生：《三千年来谁铸币：50 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

[62]王纪洁：《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货币卷》，开明出版社，2018 年。

[63]姚朔民：《中国货币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

[64]西安钱币博物馆、西安钱币学会编：《货币与文化》（第二辑），西安出版社，2018 年。

[65]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 钱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66]南越王宫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钱币选录（全1 册）》，文物出版社，2018 年。

[67]戴志强著，戴越编：《戴志强钱币学文集（续编）》，中华书局，2018 年。

[68]段洪刚编：《中国铜元谱》，中华书局，2018 年。

[69]《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钱币大辞典·民国编·商业银行纸币卷》，中华书局，2018 年。

[70]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中国历代钱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71]郎锐、林文君著：《昭武遗珍：唐安西都护府地区货币研究》，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 年。

[72]任双伟：《货币里的中国史-历代钱币的源流和图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 年。

[73]洪遵：《泉志(外三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