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到北京发展。

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有时脑子里会这样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十六岁，待了两三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回去了。

1994年，我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又回去了。

第三次进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了今天。当时进北京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发大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住在青塔，地方很偏僻，住的是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写东西时就拿一个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的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

在蒲黃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后剧团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结果我一连唱了两个月，一分钱没给。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我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行人只好走桥上面。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记得我刚弄剧场的时候，观众一直很少，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只要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说的是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唯一的观众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起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确实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大冬天，我们跑去广德楼演出，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下午场散了，卖了十几张票，把票钱全部拿出来，我又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才够给大伙买盒饭。起初，这是一件不赚钱又非常辛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因为不赚钱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坚持了下来。

后来我养了一只蝈蝈，蝈蝈装在葫芦里，叫得很开心。有人指责我：这么狭小的空间，把它放到广阔天地多好。但是，放出去它会被冻死，到底是冻死好还是关在葫芦里好？人活一世很难，有些事我不做有人骂我，做也有人骂我，我一张嘴劝解不了所有人，所以我释然了。

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人并不多，开心就笑，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我很希望八九十岁时，我跟于谦老师还能站在舞台上说相声。那时我们都老了，我这头发估计也都掉没了，于谦老师也是一脑袋白头发，白头发烫成卷，跟喜羊羊似的，大幕拉开，两个老人相互搀扶着走到台上来，那心情得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