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鹏 俞雷

[提 要]旅游成为休闲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备受欢迎的文化休闲旅游中，民俗以其丰富性、特色性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或者兴于乡村旅游或者兴于文旅创新，但旅游市场的特性和民俗的特性使民俗旅游发展呈现非均衡性和差异性，特别是乡间民俗，由此影响民俗文化的认知与传播，通过辩证分析休闲旅游时代乡间民俗复兴的域限，以期为乡间民俗复兴的突破提供一点思考。

[关键词]乡间民俗;复兴;休闲旅游

[作者简介]刘德鹏（1985—），女，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俞 雷（1980—），男，宜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江西宜春 336000）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价值链视角下江西非遗品牌科技支撑体系研究”（GJJ170914）;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江西古村落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研究”（YG2018 2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旅游社区社会资本的测度模型、演化机理及时空效应研究”（41871126）

中国已进入休闲时代这一说法尽管还存在某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各地已呈现不同程度的休闲趋势与特征。其中，旅游是休闲时代一种重要的生活形态，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休闲旅游中，文旅项目备受欢迎。由此，以文化促旅游、以旅游兴文化既成为理论倡导，也成为现实选择。在诸多文化现象中，民风民俗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从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与变迁，地域民俗的特征与成因直至新时代关于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新话题，休闲旅游时代民俗发展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述评

关于“民俗”的概念，中外学术界众说纷纭，但具有群体性、特殊性、模式性特点。它的存在、表现，渗透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归纳而言，有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意识民俗三大种类（巴兆祥，2013）。以民俗为内容，开展各项旅游活动，已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成为历史文化旅游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少数民族风情旅游无论在理论还是业界受到最早最多的关注。以CNKI检索，罗汉田最早在1995年提出专项旅游必须重视民俗文化，之后研究从少数民族旅游开发，传播少数民族文化（邓永进，2001）到旅游商品化下文化变迁的问题（张晓萍，2007），这类开发策略和效果评判一度是宏观研究的主流。随着民俗文化与旅游的不断深化，而今学者的关注点转向精准扶贫（王耀斌等，2018）、文化传承（刘婷，2016）、各类民俗事项的个案研究，如节庆（刘德鹏，2015）等。

休闲是关于生活方式的概念（楼嘉军，2013），在关于其概念、本质、现象与规律的理论阐释中，有关休闲与旅游二者间的区别与联系已有理论共识。在我国，两者之间的学术研究与架构时间并不太久，通过CNKI检索，休闲与旅游的文献出现最早是在陈传康、何佳梅在《以优良区位开发旅游的城市案例研究》一文中（1992年）提出“城市周边旅游的开发，是在城市外围乡村或山林水地，营建适应‘康体休闲、亲近或回返自然的旅游世界”，由此将旅游与休闲联系起来。1995年，陈传康在《旅游研究与实践》（现名为《旅游论坛》）发表《森林公园与康体休闲旅游》，将休闲旅游并列一题。随着《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的实施，休闲旅游成为研究热点之一。而民俗也就成为休闲旅游发展中的一种资源，早在2004年召开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第二届“海峡两岸休闲农业与观光旅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个别论文开始以休闲、民俗、旅游进行主题讨论，之后的相关研究并未突显休闲与民俗的直接关系，民俗多被置于乡村旅游的因素。近年来，以SWOT分析法探讨某地民俗文化休闲旅游开发（杨佩群、蔡金兰，2018），将民俗与休闲创意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刘晓英，2018），让民俗文化与乡村休闲旅游得以和谐共生（周忠良，2018）成为新议题。

民俗多被视为一类需要保护和传承的文化，其开发利用多被置于乡村旅游的话语下，最新的研究将民俗与休闲旅游相关联，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形式和体验的模式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为主，且以某省或某地的个案研究为主，但这种民俗与休闲旅游相结合的主旋律是否仅有地域性而无规律性，民俗与休闲旅游的互兴互助是否具有限制性或条件性，在能融则融、能近则近的现实中，二者之间的融合的基点和边界何在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当下，我们不禁思考民俗复兴的根本是什么，有旅游的地方一定能够带火民俗吗，休闲旅游能否促进民俗复兴，其域限何在。本文试图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究这一问题。

二、乡间民俗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风俗习惯是一种传统，它形成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尽管民俗属于风俗的范畴内且概念范围较小，但有共同特征，学术上混淆使用较为常见。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仅多彩的民族有多彩的民俗，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风俗也存在差异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本文特别以乡间二字突显民俗的地域性，在休闲旅游兴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散落在乡间的民俗犹如遗落的珍珠，有待深入挖掘与弘扬;而乡间这种空间也蕴含了新时代下民俗的特殊性。

（一）地域广泛性与旅游地相对集中的非对等性

乡间民俗依附于村寨村民的生活形态中，因此，村落布局形态能够反映出乡间民俗的空间状态。在我国，平原地带的村落分布相对集中，丘陵山丘地带村落多呈现散而广特征，中西部山区的许多同村住户相隔较远。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数据，我国村民委员会单位数559186个，乡10872个，镇20883个，街道办事处8105个。尽管乡村旅游发展迅猛，但絕大多数的村落并未受到旅游的影响，一方面源于农村产业的布局，另一方面源于供给与需求的对接。根据吴必虎等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的研究，乡村旅游地随客源城市距离而衰减，84%的旅游地集中在距其一级客源地城市中心100km以内的地区，最密集区和次密集区在20公里和70公里左右。因此，地域分散性与旅游地相对集中的特点使得诸多乡间民俗的受到非对等的关注度。

（二）民俗原生地与市民消费需求空间、时间的错位性

民俗是某一地域世代相传并传承至今的文化事项，只有民俗地才是身临其境的空间，某些民俗有时在特定的时间才表现出来。对于走出乡间的贴上城市化标签的原村民而言，民俗更多的成为一种记忆;对于充满好奇的探求知识的城市居民而言，乡间民俗缺乏空间的便利性和时间的巧合性。在民俗原生地与市民消费需求空间、时间的错位中，乡间民俗整体性传承或被打破，呈现选择性的关注与记忆。

（三）博物馆展示与真实性追求的矛盾性

在县级以上的博物馆，有专门的民俗展示区，这些展示区以文字说明、图片放大或物件摆设的方式，讲述本地的民俗现象。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确实为人们了解地方民俗、重塑民俗文化情怀提供了场所。但这种静态的、密闭空间的展示方式缺乏生动性和互动性，加上赶时间等因素，多数观众驻足了解的时间非常短暂。但人们对真实性的追求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原生文化空间中的文化体系才是真实的，也就是强调文化的主体、客体、中介体的传统性与全面性[1]，真正的民俗终究是植根于民俗传承群体内心的一种信仰与行为方式上的习惯，真实的场所、真实的村民、真实的氛围是激发观众感官的强化剂。

因此，博物馆展示内容的真实性与观众身临其境真实性诉求的矛盾性使得乡间民俗的传承发展路径有限且艰难。

三、乡间民俗复兴于休闲旅游时代的域限——模式识别理论视角

实践证明，成功的乡村民俗旅游绝非各种民俗的堆砌而是选择与创新，但在选择的过程中夹杂人的主观性、功利性;大众旅游者的旅游体验的结果是碎片化记忆和一知半解的印象。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信息加工（或讯息处理）是从模式识别开始的。没有对刺激模式的识别，就没有对信息的储存和进一步的处理。模式识别（或形之辨识）（pattern recognition）是指对刺激模式的觉察、分辨和确认，一般可分为感官登记（或感官收录）、知觉分析和综合、语意分析和综合、决策和核证等阶段。模式识别既依赖于从感觉输入的信息，即自下而上的加工（或由下而上处理）（bottom-up processing）;也依赖于人脑中已经储存的信息，即自上而下的加工（或由上而下处理）（top-down processing）[2]。

首先，雷同化开发与个性化需求的对垒将导致民俗识别的模糊性。旅游资源开发本是本着资源价值和市场需求，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将潜在旅游资源改造成旅游吸引物，并促使旅游活动得以实现的一种活动（田里，2015）。资源的旅游价值可以评估、其旅游市场需求可以调研，但当今旅游市场上，资源的利用和呈现模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像袁家村火了之后，无数的似袁家村兴起，复制之路缺乏特色，游客游之寡然无味，甚至某些地方为了丰富本地活动，不惜移植外来资源，全然不顾消费群体的个性化意向。市场的供给与消费者需求的选择与涤荡下，只会降低民俗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其次，短时性展演与长期性发展的文化现实会导致民俗文化内涵核正的错位性。“舞台化展演”是旅游场景下民俗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定时定点的舞台表演形式即便能够将民俗内容固化并呈现艺术性，但受展演时间和场地的限制，展演内容多流于形式，例如云南民俗村，以复原陈列的手法展示少数民族风情，游客在有限的空间内可欣赏到25个少数民族的村寨景观、歌舞艺术、节日景观、手工艺技能、服饰景观等。但短時性展演难以展示出分支民族的差异性、民俗演变的历史性，精准专业的文化型旅游者暂时不是当代旅游者主体，大众旅游者看到了民俗文化的符号，却鲜知景观符号背后的意义。

第三，乡村民俗旅游中的旅游者体验与居民生活的时空竞争会导致民俗主体识别的非神圣性。民俗的产生、发展与传承源于群体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体现，是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能为人所意识的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精神生活条件的依赖以及促使人通过社会性的自觉活动创造这些条件而得到满足的要求，是一个不断满足而又不断产生、日益丰富、无限发展的动态开放系统。”[3]民俗主体与异地旅游者的同时空性会导致某些民俗活动流失神秘性，会导致年轻一代的当地居民对民俗文化属性与边界的认知越发迷茫。

第四，民俗生活化与旅游者零碎化感知的非对称性导致民俗识别碎片化。民俗是一种大众文化，人民大众既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大多反映和体现着一个地区或民族的民俗行为。民俗旅游开发实质上就是将民众所掌握及民众言行所表现的民俗旅游资源转为民俗旅游项目和产品[4]，这种转化是有选择、有条件的转化，游客对民俗感知较难的呈现系统性。

四、休闲旅游背景下乡间民俗复兴的突破

基于上述，乡间民俗的特殊性、复杂性及其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困难，有必要在民俗载体、民俗主体、民俗与旅游的时空上进行有效对接，以影响旅游者模式识别的因素为基础，打通休闲-旅游-民俗体验间的心理机制。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科学开展城市周边乡村民俗旅游，形成旅游者与民俗主体的文化心理共同体。已有研究表明，周末、小长假以近距离旅游为主，城市周边乡村民俗往往成为本地区市民的休闲选择，这种同地域的方便性与熟悉度非常影响游客休闲旅游的行为模式，游客对同区域民俗常以“闻而见之，知之为更知”为主，逗留的时间、消费的选择更加从容，亲子、教育成为民俗旅游的主要动机，这有利于促进游客与区域民众的同理心，促进民俗地域复兴。

二是加强旅游地居民的民俗文化认知，增强民众民俗文化自信。民俗的生命力在于民俗主体的信仰、在于它被生活化的状态，但快生活时代许多民俗遭到简化或被遗忘，青年一代的民俗信仰和知晓度普遍不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由此导致的部分民俗主体缺失文化自信;而旅游化使民俗处于生活化与商业化的双重环境中，因此，实质有效的培训、教育课程的贯通中小学，增强旅游地居民的民俗文化认知，增强区域居民文化自信十分必要。

三是旅游与表演并重，拓展民俗弘扬路径。在我国，乡村数量众多，民众文化丰富多彩，能够开展旅游、且已开展旅游的乡村数量越来越多，发展的层次与水平参差不齐，游客数量与体验度各有差异。受游客追捧的地方不仅民俗丰富多彩而且一定要交通便利，以袁家村为例，外地游客无论是火车还是飞机抵达周边地市，中转汽车后必走昭陵旅游专线抵达袁家村，袁家村也正在借助这样一条旅游通道，为游客到访提供便利。为了让交通不便的乡村民俗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弘扬民俗有必要创新，有必要精选一些可艺术化的民俗走向更宽广的舞台，通过“静止的村寨，流动的艺术”形式，拓展弘扬路径。

四是借鉴成功经验，坚实民俗旅游的平台。民俗的复兴可以始于旅游但绝不能囿于旅游，袁家村旅游兴于民俗、火于民俗，但长效发展、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的根本是产业链之路，2017年《农民日报》刊载“袁家村从发展乡村旅游起步，经营规模逐步扩大，经济效益不断提升，品牌价值更加凸显，第三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直接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从手工作坊到加工工厂再到连锁加工企业，第二产业跟随第三产业走;第二产业的发展不断增加对优质农副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以此实现产业共融，不仅为农民发展提供长效机制，也进一步坚实了民俗旅游的发展平台。可见，民俗发展的旅游平台不是“修条路、喊一喊、游客到了看一看”那么简单，保障农民利益、激发农民热情，才是民俗最好的展示载体。

五、結语

休闲旅游与民族文化振兴的时代下，民俗复兴可谓天时地利，但民俗的旅游复兴的路径仍然存在诸多争论和急需解决的意识、主体、影响度等诸多现实问题，因此须不断反思与总结当前民俗旅游发展中的问题与经验，并加强对特殊地域民俗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刘德鹏，张晓萍.后现代旅游背景下古镇旅游的真实性创造——以云南省楚雄州彝人古镇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6）.

[2]彭聃龄，张必隐著.认知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3]孙树文，李艳.感觉域限：人的需要态势及转化的一个主观视角[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1）.

[4]巴兆祥.中国民俗旅游（新编第2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5]楼嘉军.论休闲与休闲时代[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熊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