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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海》删余稿价值探析

2019-11-20徐黎娟

图书与情报 2019年4期
关键词:四库全书古籍

摘   要:黄宗羲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他多才广学,学问渊博,经史百家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尤为显著。在其后半生,费时二十六年,编成《明文案》482卷,统揽有明一代三百年文章之大集,借文存史,有“绝笔于文海”之说。清代乾隆时代编修《四库全书》时,《明文案》被收入其中过万页。后在乾隆皇帝下令复查之时,对《明文海》一些“违碍”内容进行了删改和抽换,形成删余稿,现珍藏于河南省图书馆。删余稿的存在,佐证了清朝统治者为禁锢思想而肆意删改图籍的做法,更为研究《四库全书》纂修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其本身的文献价值与學术价值之外,又增加更为重要的史证价值。

关键词:黄宗羲;明文海;删余稿;古籍;四库全书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9071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the Redundant Draft of Ming Wenhai

Abstract Huang Zongxi is a great thinker and historian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e is knowledgeable in many disciplines, especially in history. He spent 26 years compiling 482 volumes of Ming Wenhai, a collection of Ming Dynasty articles, trying to preserve historical facts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More than 10,000 pages of this book were included in Sikuquanshu at first and later, when a review was made according to the emperor, some parts were deleted and replaced, resulting in deleted manuscripts which are now stored in Henan Provincial Library and included in national precious ancient books list. The existence of the deleted manuscripts proves that the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made arbitrary deletion of the books for the purpose of imprisonment. I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history of Sikuquanshu. Beside its own literature value and academic value, it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idence.

Key words Huang Zongxi;Ming Wenhai;remaining manuscripts after deletion; ancient books;Sikuquanshu

1   黄宗羲其人其事

1.1    黄宗羲其人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图一)。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黄尊素,万历四十四年(1616)考中进士,天启二年(1622)官至御史,为东林党人,是东林七君子之一。在明末天崩地解的乱世中,“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不畏强权,舍生取义,书写了明末气贯长虹的正气之篇。

黄宗羲是家里长子,在他出生前,他的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麒麟是中华民族上古时代传承至今的神兽,象征着吉祥幸福。因此,父母给他起乳名“麟儿”。父亲殉难后,黄宗羲悲愤欲绝,常至痛苦失声。但他更加刻苦自砺,等待报仇雪恨。及至崇祯登基,惩治阉党,黄宗羲赶赴京城,为父伸冤。他袖藏长锥,在刑部会审之时,当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哭祭于诏狱中门,浩气震动内外,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黄宗羲自此归乡之后,遵父遗嘱发愤读书,“以承东林之绪”[1]。少年时期的黄宗羲本就聪颖异于常人,且兴趣广博,加上他刻苦超人,披读史籍,孜孜不倦,潜心儒家,遍览经典,读尽家中所藏之书。后又游学江南,走访江南著名藏书家,如同里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南京黄氏千顷堂和常熟钱氏绛云楼。又因其为父伸冤的壮举,江南人皆感其言行,他所过之处,都得受礼遇,藏书无一不对其开放,亦翻阅殆遍。黄宗羲读到了许多人一般看不到的书,为其之后思想和学术成就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崇祯二年(1629),黄宗羲前往绍兴,拜父亲生前“砥砺性命之友”——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蕺山先生刘宗周为师,尽得蕺山之学。黄宗羲学业日进,年轻有成,以博学精研称世。及至明亡,清兵入关,南明政权成立,黄宗羲虽一腔热血,一马当先,但时事艰危,回天乏术,他不得不黯然南归,甚至于山中海上,隐姓埋名,“无年不避,不避一地”,“身滨十死”。顺治十八年(1661),黄宗羲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

1.2    黄宗羲的学术成就

黄宗羲多才广学,学问渊博,经史百家无不研究,其史学成就尤为显著。清政府撰修《明史》时,“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康熙年间,曾命当地官员“以礼敦请”黄宗羲赴京修《明史》,被他坚决推辞。康熙帝又命令地方官员抄录黄宗羲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

黄宗羲的政治理想主要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之中,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坚持民本立场,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他的思想空前绝后,完全不受外来思潮影响,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可以说,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君主立宪思想,在黄宗羲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并深受其影响。

黄宗羲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110多种,1300余卷。所作《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内容丰富的哲学史专著,具有划时代意义,开创了我国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河、中国史学新体裁“学案体”,且臻于完善和成熟。

1.3    黄宗羲的历史地位

黄宗羲曾自云:“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说一生著述未必尽传,但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他声望高隆,被世人尊为梨洲先生。当时学人将他与弟黄宗炎、黄宗会一起,号称“浙东三黄”[2];与顾炎武、王夫之一起,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加上方以智、朱舜水,又称“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一起,并称“海内三大鸿儒”。他在当时学术界之地位,由此可窥一斑。光明网也曾刊文肯定了黄宗羲作为中国明清之际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著名现代学者马叙伦称道黄宗羲,是秦以后两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

2   黄宗羲与《明文海》

黄宗羲治学博大精深,气象宏阔,一生著述宏富,凡所当世学人传习领域,无有不涉。黄宗羲“经史并重、经世应务”的思想,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开创浙东学派,以三百年“明文正宗”居,著有《明儒学案》《金石要例》《弘光纪年》等多种史学著作。《明儒学案》达百万字之巨,被当时学者称其为研究明代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北斗之星。

黄宗羲前半生志在抗清复明,明亡后坚辞不就清朝之职,但他对清政府修纂《明史》还是十分关心。他虽然自己坚辞康熙帝的敦请,但是却同意儿子黄百家、学生万斯同等人应召赴京参加明史修纂工作,并在临别之际,亲自赋诗相赠,还将自己收集的很多资料交给他们,供他们修纂史书时参考。因此在二十五史的后二十一史中,《明史》可以说是写得最好的一部。黄宗羲的后半生大都在总结反思明亡的教训。为能给后人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他极尽全力搜集有关记载明代人物文章史事,几乎访遍了浙东、浙西地区的著名藏书楼,广搜博采,手自披览,采择编选,志在编纂一部统揽有明一代三百年文章之大集,借文存史[3]。

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开始着手编选《明文海》这部鸿篇巨制。据《黄宗羲年谱》记载,“康熙七年戊申,公五十九岁,始选《明文案》”[4]。也就是说,黄宗羲是在59岁之际,开始编纂《明文案》的。但因时局动荡,黄宗羲的编纂经历并不顺利,时断时续,“作缀不一”。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黄宗羲时年66岁,历时7年搜集披阅数千本明人文集,才完成《明文案》的编订工作,共计217卷,约360余家[5]。黄宗羲亲自撰写《明文案序》,讲述自己选编文章的意图、标准和目的。

黄宗羲自知《明文案》为初次成品,不可能全收明文,必有缺漏。为补所缺失遗漏之作,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羸弱,继续多方求索,广搜勤抄其他明人文集进行增补。他甚至在八十多岁之际,还亲自赶往江苏昆山徐氏藏书楼等地觅求珍籍,加以辑录。呕心沥血十余载,终于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黄宗羲84岁时,“得《文案》以外所未有者”计300余家,编辑而成《明文海》,前后共用时二十六年[6]。两年之后,黄宗羲病逝。

《明文海》共482卷,120多册,汇聚了一代名家文章精粹,体大思深。其秉承《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等历代文人治学精神,且选文既涉及各体,又兼顾各家,既不因人废文,也不因文废人,甚至游戏小说家言也一并收录[7]。这一博收并采的举措,使不少明文散失零落者赖此以传。因此,无论是选编数量、选本规模,还是选本质量等方面,《明文海》都堪称空前,四库馆臣称“考明人著作者,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黄宗羲自己自豪称之:“《明文海》选成,亦一代之书。”后世学者也誉其为“一代文章之淵薮”,故世有“权舆于《文案》,绝笔于《文海》”之说。

3   《明文海》删余稿证

《明文海》卷帙浩博,内容宏大,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史学价值,都非常巨大,在学界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因为《明文海》成书后未曾付梓,又绝少传抄,因而愈显珍贵。历史学家陈垣曾考证,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其收录万页以上的著作共有31部,《明文海》即为其中之一(图二、封面图)。

3.1    《四库全书》概述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设立“四库全书馆”, 任命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集举国之力,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有据可查的正式列名参与编撰工作的文人学者有3600多人,另外还有3800多名抄写人员。

为了编纂《四库全书》,当时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据统计,仅是征收到的图书就达13501种。另外,清政府内廷收藏的图书和明《永乐大典》中收入的珍本善本古籍,都是《四库全书》收书的来源。整个编纂工作历时9年,方才成书。这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分的重要古籍(其中一部分被列为禁书),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的所有学术领域。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44类,囊括了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著作。

3.2    《明文海》删余稿

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为消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加强文化统治,乾隆皇帝下令对已抄缮成书的《四库全书》进行复查,对一些书籍的内容进行了删改和抽换。而这些被删改、抽换的书籍内容虽不显示于《四库全书》,却大多以其他形式保存了下来,成为珍贵的史籍资料。河南省图书馆馆藏《明文海》删余稿(图十五),便是这次复查过程中抽换出来的内容之一[8]。

2009年6月9日,国务院又批准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计4478部,河南省图书馆馆藏《明文海删余稿》(不分卷)名列其中(图十一、图十四)。2011年11月28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河南省珍贵古籍名录(图七),《明文海》删余稿亦被收入其中(图五)。经过认真查证,河南省图书馆馆藏《明文海》删余稿计有散页135页,内容为《明文海》第74、75、76、77、224、227、228等7卷中的部分(图十)。删余稿不再分卷,基本上按照《明文海》原书的先后顺序装订成册。也许是装订之时粗心大意,其中有错乱颠倒之页。这些散页均使用上等开化榜纸,直行红格,每半叶八行,每行二十一字,以端楷抄就,在纸张、行款、印色等方面都与如今可见的四库文渊阁本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完全吻合。另外,《四库全书》有在每册首叶钤阁名印章(图三),末叶钤“乾隆御览之宝”印章(图十三)的做法,在删余稿中,卷224末叶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卷227首叶钤有“文渊阁宝”朱印,亦与之完全一致,均可证明这些散页确实是从原文渊阁已抄成的《明文海》中抽出来的。

经与现行使用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重印本中的《明文海》细致比对校勘,可以看出,删余稿分三种情况。

(1)整篇删除。包括两种情况,即有勾划整篇删除和未勾划整篇删除(图六、图十二),共计43篇。删除原因均是因为文字有“违碍”,不利于清政府统治,而不被容许存在于《四库全书》之中的。如卷75吴道南之《谥法议》、卷76袁黄之《苏州府赋役议》、卷224沈懋孝的《题宣和谱之前》等。

(2)虽勾划而未删除(图十六)。此种情况是指在删余稿中被勾划涂抹,但比对发现《四库全书》中照录不误。如卷 227曹于汴的《四库疑问序》,删余本均有多处朱墨涂抹,几乎达到影响阅读的程度。而在《四库全书》中基本照录,仅抽改一句,由“夫子不惑矣”改为“夫子年至四十而已不惑矣”。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四库馆臣们在此问题上意见分歧,有的馆臣认为此文应删削抽毁,并已下笔勾划涂抹,但另有馆臣认为不宜删除,最终总纂官把关定夺,只进行了修饰修改。

(3)对个别词句进行涂抹挖改(图八、图九)。这种情况在删余本中大量存在,既有因“违碍”而致,又有因润饰文章,纯粹为修改润色文章。召选的四库馆臣,在当时都可称一时一地之大家,其文字功底、学术水平等均有独特造诣,加之乾隆皇帝对编纂《四库全书》不遗余力,要求极严,因此馆臣们均异常负责,一丝不苟,一旦发现不准确的地方,均加以修饰,对一些为蛇足衍文更是毫不可惜,进行删除[10]。

4   结语

综上所述,《明文海》删余稿是历经劫难之后而保存至今的。删余稿的存在,也佐证了清朝统治者为禁锢思想而肆意删改图籍的做法,更为研究《四库全书》纂修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其本身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之外,又增加更为重要的史证价值。其被列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给予特殊保护,也是名副其实。

参考文献:

[1]  [清]黄炳垕.黄宗羲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  黄爱平.学必证明于史——清代浙东史学的文献特色与传承意识[N].光明日报,2018-11-17(11).

[3]  崔霞.黄宗羲《明文海》编纂始末考略[J].中国出版,2014(22):70-73.

[4]  童正伦.《明文海》的编纂与传本[J].文献,2003(3):173-187.

[5]  郭英德.黄宗羲明文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兼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文化意义[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88-93.

[6]  骆兆平.《明文案》《明文海》稿本述略[J].文献,1987(2):71-83.

[7]  武玉梅.《明文海》诸问题考述[J].文献,2007(1):105-112.

[8]  劉阳.《明文海》文渊阁本抽毁稿初探[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4):37-38.

[9]  王瑞.文渊阁四库全书《明文海》《日知录》抽毁本论述[J].兰台世界,2009(6):67-68.

作者简介:徐黎娟(1973-),女,河南省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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