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华+张倩

摘要：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建造与贮藏《四库全书》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当时清廷完善陪都宫殿使用功能的需要。作为皇家藏书楼，文溯阁在建筑规制、建筑功能和理念上，既是仿照江南著名藏书楼天一阁，以“天一生水”为理念进行建造的，又根据传统的做法和陪都宫殿建筑的特殊身份而多有发展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特色。

关键词：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建筑特色

沈阳故宫是国内仅存的两座皇家宫殿建筑群之一，始建于1625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创建和使用的宫殿。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清朝正式由盛京迁都北京，盛京皇宫作为陪都宫殿，继续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特殊重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传旨于盛京旧有宫殿之西，建造专供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溯阁及其配套建筑；四十八年（1783年），全部工程竣工，盛京皇宫形成东、中、西三路并列，太祖、太宗、高宗三朝建筑共存的基本格局。

文溯阁的建造与贮藏《四库全书》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完善陪都宫殿使用功能的需要。作为清代皇家藏书楼，文溯阁是乾隆皇帝仿照江南著名藏书楼天一阁，以“天一生水”为理念进行建造的，其建筑特色及内部构造与盛京皇宫其他建筑存在很大差异，与文渊、文源、文津三阁相比，亦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文依据文字史料和实物存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溯阁建造的缘起、建筑理念与特色进行梳理、探讨和总结。

一、文溯阁建造缘起

（一）为《四库全书》提供庋藏之所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主持编纂的我国历史上卷帙浩繁的一部丛书。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实际上是出于加强文化统治和炫耀“盛世武功”的需要。《四库全书》的书名由乾隆皇帝钦定，“总名之日《四库全书》，盖以古今之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谕各省访求遗书”诏令编纂《四库全书》。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诏开《四库全书》馆，开始编修，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宫，陆费墀为总校宫，下设纂修宫、分校宫及监造宫等400余人，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瀚海，盛况空前。四十六年（1781年）编纂初成；五十二年（1787年），七部《四库全书》全部抄写完成。该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收书3461种，计有79309卷，36000余册，约7.7亿字230万页，存目6793种，总计93551卷。

为长久妥善保存这部“浩如烟海，委若邱山”的皇皇巨著，乾隆皇帝在编纂初年，就开始考虑庋藏问题，认为“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在藏书地点的选择上，弘历显然早已心有所属，“辑《四库全书》分为三类，一刊刻，一抄录，一只存书目。其刊刻者，以便于行世，用武英殿聚珍版刷印，但边幅颇小。爰依《永乐大典》之例，概行抄录正本，备天禄之储。都为四库，一以贮紫禁城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非常明确地指出在四处宫苑禁地建造皇家藏书楼存贮《四库全书》，并亲自命名，说明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的推崇和重视。四阁，除了文渊阁沿用明代旧称外，唯有“文溯阁”之名没有出现。

（二）完善陪都宫殿使用功能

兴建文溯阁，除了为《四库全书》提供贮藏之所这个主要原因之外，完善陪都宫殿使用功能也是助力文溯阁兴建的因素之一。

清朝入关之时，原藏于盛京皇宫的文献和文物大多被带往北京。但出于陪都功能的需要，盛京皇宫继续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是“闲人”不得擅自靠近的皇家禁地。其日常的管理、守卫和修缮都是由盛京内务府和盛京工部负责。由于国家初建，政局不稳，财政状况窘迫，对宫殿的维修仅限于主要宫殿的抢救性修补，盛京宫殿的使用功能基本丧失。

从康熙时期开始，这座本已无人居住的“旧宫”有了新的功能，即作为皇帝东巡祭祀祖陵瞻仰和驻跸之处。康熙十年（1671年）、二十一年（1682年）、三十七年（1708年），圣祖玄烨三度远赴盛京祭祀祖陵，因当时宫内没有合适住处，第一次只能驻跸于崇政殿前小厢房内，后两次驻跸于盛京内务府佐领三宫保家，因此在宫内停留的时间也很短，举行的活动也很有限。

乾隆八年（1743年），高宗弘历初次驾幸盛京旧宫后，便对此“国初圣迹”倍加依恋，这位颇具好大喜功性格的皇帝，一贯强调“以祖宗之心为心”，他在有感于盛京宫殿的粗犷简陋和祖先开基创业之艰难的同时，也产生了规划整修宫殿、丰富盛京宫殿的使用功能，使其更加符合他的审美要求的想法。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凭借当时国家政治稳定，财力充裕，乾隆下旨对盛京皇宫进行大规模增修改造工程：在原有大内宫阙大清门至清宁宫一路建筑两侧增建了谒陵期间皇帝、皇太后等人居住的行宫，增建“恭贮”皇家秘籍的崇谟阁、敬典阁，建设各类珍宝库；同时下旨运送数万件宫廷文物至盛京皇宫贮藏，并将东巡驻跸期间升殿、祭神、筵宴等礼仪活动列入国家礼制之中。但是乾隆皇帝对陪都宫殿的规划并未就此结束，对于具有强烈汉文化意识且文化艺术修养极深的爱新觉罗·弘历来说，几次东巡的驻跸经历让他很清楚地意识到，陪都宫殿的文化功能亟待补充，文化娱乐区域，藏书、读书之所亟待建设。于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弘历第三次东巡盛京后，拟在旧宫内建造一座藏书楼及其附属建筑的构想便已在心中形成。此时恰逢《四库全书》编纂即将完成，仿范氏“天一阁”而修建的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等已先后告竣，盛京太庙移建工程也已竣工，盛京皇宫文溯阁及其附属建筑的筹备工作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于是便有了以文溯阁为主的西路建筑组群的动工兴建。建成后的文溯阁及其相关建筑群，构成了与原有“大内宫阙”、“大政殿”两路建筑并列的西路建筑，极大丰富了陪都宫殿的功能，使盛京皇宫真正由单纯的“国初旧宫”转化成“旧宫”与“行宫”并存、建筑艺术风格迥异的皇家宫殿建筑群。

二、“天一生水”与文溯阁命名

（一）《四库全书》藏书楼建造理念

《四库全书》编纂伊始，贮藏四库的藏书楼设计模本也在鉴选中。在推荐的许多著名藏书楼之中，弘历对浙江宁波天一阁的成功经验尤为关注，一方面因为天一阁在应诏献书时积极响应，所献书量多质精，曾被赐予《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另一方面更因为其藏书之房屋、书架造作甚佳，藏书留存久远等原因，深得乾隆皇帝青睐。于是专程派曾任热河总管的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宁波询察，“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尺丈，呈览。”随后，乾隆皇帝担心寅著唐突前行，范家不予配合，也为了表达自己的真诚之意，特意嘱托寅著“未至其家之前，可豫邀范懋柱，与之相见，告以奉旨。因闻其家藏书房屋、书架，造作甚佳，流传经久，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故令我亲自看明，具样呈览，尔可同我前往指说，如此明白宣谕，使其晓然，勿稍惊疑，方为妥协，将此传谕知之，仍著即行覆奏。”

遵从乾隆皇帝旨意，寅著立即对范氏天一阁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考察，并对天一阁的建筑结构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天一阁，在范氏住宅之东，坐北向南，左右砖甃为垣，前后簷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聍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聍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先绘图具奏。得旨，览。”

寅著的这份奏报，清晰地说明了“天一阁”藏书楼从命名到建造，都是围绕“天一生水”的设计理念进行的。首先，依据《周易》之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的说法命名。汉郑玄《周易》注曰：“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水于北”。其次，天一阁坐北朝南，为上下两层硬山式砖木建筑，上层象征天，设计为一大通间，以书柜、书橱相隔，以体现“天一生水”之意；下层象征地，为并列六间，以合“地六”之数。表明“天一阁”在建造之前，阁主人已经有了“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理念，并据此建筑此阁。

乾隆皇帝看到这份奏报和图纸后，认为天一阁确实代表了当时私家藏书楼的最高水平，特别是被天一阁“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设计思想和建筑理念深深吸引，因为它和紫禁城的修建理念源于同一主旨思想——《周易》。在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后，鉴于天一阁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弘历决定，按照天一阁的设计理念和建造模式，分建七阁藏贮《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避暑山庄文津阁第一个开工建造，其他六阁紧随其后。其中避暑山庄文津阁、圆明园文源阁、紫禁城文渊阁、盛京皇宫文溯阁，因在宫中禁地，也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浙江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因位于江南，故称为“南三阁”。

（二）为文溯阁命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文溯阁工程竣工，在“北四阁”中是最后建成的一阁。作为陪都宫殿藏书楼，特别是专门用于收藏汇集历代典籍精粹、囊括传统文化精华的《四库全书》藏书楼，乾隆皇帝予以了高度重视，“辑四库之书，分四处以庋之，方以类聚，数以偶成。文渊、文源、文津三阁之记早成，则此文溯阁之记，亦不可再缓，”弘历选择最后为文溯阁作记，其目的是体现其“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之情。并且专门为建造在陪都禁地的最后一阁命名——文溯阁，“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也就是说，不但内廷四阁的建造仿照天一阁“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建筑理念，内廷四阁之名，亦取法天一阁，体现其“天一生水，以水克火”的理念。不仅如此，乾隆皇帝“以水喻文，愿溯其源”，进一步阐述了文溯阁命名的深层文化意蕴。“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于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间何洩，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这就是说，源为端，渊为尾，津为径，溯为由渊至源之行。也就是说，溯，为逆流而上，追求根源。文溯之意即是在书籍中追求天理的根源，至于在盛京宫殿设文溯阁，乾隆认为“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在乾隆皇帝看来，宏文崇典、图书教化为历代王朝之立国根本，文溯阁的命名不仅蕴含了古代典籍的浩瀚丰富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是告诫自己要善于本着溯涧求本的原则，不忘祖宗开创基业的艰辛，给子孙树立遵从天理的楷模。文溯阁东侧碑亭内乾隆《御制文溯阁记》特别对文溯阁的兴建缘由、“文溯”之意及编纂和贮藏《四库全书》的情景予以记载。

三、文溯阁建筑特色

文溯阁位于盛京宫殿区西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开始建造，（一说为乾隆四十七年，依据为乾隆四十七年正月的一道谕旨：“乙卯，谕：由内库拨银七万两，交荣柱等带往盛京，建盖文溯阁应用”。综合各方面史料，笔者更倾向于乾隆四十六年这一说法。）翌年五月，文溯阁主体建筑完工。与之相关联的戏台、嘉荫堂、文溯阁宫门、仰熙斋、碑亭等建筑组群也相继完成。

文溯阁落于半米高的高台之上，整个建筑平面为矩形，坐北朝南，面阔六间，进深九檩，建筑总长26.23米，总高15.683米，总宽16.10米，建筑面积720.7平方米。作为皇家藏书楼，文溯阁在建筑规制、建筑功能和理念上，既参照了天一阁的规制，又根据传统的做法和陪都宫殿建筑的特殊身份而多有发展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特色。

第一，台基的高度。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台基的高低除了稳固屋基、防水避潮、调度空间等本身技术功能之外，与封建等级制度紧密相连。历代对台基的高度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文溯阁和天一阁的不同之处。天一阁的台基很低，而文溯阁作为皇家藏书楼，坐落于半米高的台基之上，既彰显其皇家建筑的尊严与崇高，又强化了阁的宽阔感、稳定感。

第二，居中为尊。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建筑组群在城市中的轴线位置、建筑庭院在整个建筑组群中的布局位置、建筑单体在庭院中的坐落位置，等等，这些位置的确定，表明了尊与卑、正与偏等一系列差别，这些差别不仅被赋予了等级的语义，甚至被上升到国家尊严的高度。根据清代宫廷建筑的规制，要保证在文溯阁内中心位置为皇帝设座，也就是说，要保证皇帝的宝座在西路建筑的中轴线上，以表现皇权“九五至尊”的地位。但是文溯阁虽为皇家藏书楼，其建筑格局并没有采用宫殿建筑通常的奇数开间，而是按照乾隆皇帝“书楼四库法天一”的旨意设计的，面阔必须为6间，以符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防火理念。这样一来，文溯阁的中心就偏离了西路主轴线约0.85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筑设计师们巧妙地采取“五奇六偶”的方法，即仍以明间为主，把面阔最大化，从视觉上明显感受到明间是主体，次间和梢间依次减缩，另在这5间主体房的西侧设计出一个楼梯间，面积约为1.7米，不足梢间的一半，明显居于附属地位，这样文溯阁仍以东部明间为主体，其中线与整组西路建筑的主轴线一致，既符合了封建社会“居中为尊”的思想，确保皇帝宝座处于建筑的中心线上，满足了皇权至尊的宫廷建筑礼制的要求，又形成了面阔6间的格局，符合了天一阁“地六”之义，同时还解决了上下楼的通行问题，实属宫廷建筑群中独具一格的平面布局。宝座的设定完全是为了满足皇家藏书楼中皇帝阅览的功能要求，在天一阁建筑中是没有的。

第三，外观装饰以冷色调为主。文溯阁与盛京宫殿其他建筑黄琉璃瓦铺心，绿琉璃瓦铺边，朱红门墙的暧色格调和喜庆氛围截然不同，整个建筑及装饰色彩以冷色为主调。这是遵循了我国古代在建筑装饰色彩的运用上以“五行”定色的传统习惯。文溯阁作为藏书阁，除需要一个静谧、清雅的环境外，更重要的是防止火患。按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水可制火。“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水色为玄”，玄，黑色，黑代表水。所以该建筑在色彩搭配上采用了黑、绿为主的深色基调。其建筑屋面采用黑色琉璃瓦，辅以绿瓦剪边，迥别于天一阁的青砖布瓦。各条屋脊、吻兽及博风砖等也多采用绿色调琉璃构件，饰以海水流云纹饰而非行龙纹饰。各垂脊不设置仙人、走兽等琉璃饰件，代之以云头状的琉璃构件装饰。廊柱、檐柱饰以绿色，门框、窗框饰以黑色，在裙板、绦环板等处兼施少许白色，门窗直棂饰以绿色。这样，一方面用以象征水从天降，居高临下，以水压火，满足人们祈求书籍平安无患的心理愿望；另一方面根据藏书阁之功用的需求，融清新淡雅与读书求索之乐为一体，为其创造出一个庄重、典雅的气韵氛围。

第四，阁下单层出廊。盛京皇宫楼阁林立，虽然形式不一，但从结构上看，均为层口出廊。文溯阁却不然，既有别于天一阁建筑结构，也有别于盛京宫殿内的其他楼阁结构。观其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上下两层中，一层比二层前后各多了一列檐柱，前后出檐也比二层房檐向外延出很多，构成了下层前后有廊，上层无廊的结构形式。放眼望去，下放上收式的独特造形，也使建筑增添了稳重的质感。

第五，独特的檐下彩画。文溯阁檐下彩画以青、绿、白为主调，其每间外檐的檩、垫、枋的正中都绘有苏式彩画，但在包袱两侧又没有画卡子，而且包袱非常见的半圆状而是曲尺形，比一般包袱还要大许多，显示出苏式彩画的形式灵活和别出心裁。彩画以白色书卷、蓝色书函为图案，又间绘河马负书，表明中国图书源远流长，这是由古代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引申而来，说的是六七千年前，龙马跃出黄河，背负河图；神龟浮出洛水，背负洛书；伏羲根据河图洛书绘制了八卦，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这种传说对后人的绘画及图案的创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图案也是为了从观念上防止火灾，避免藏书楼失火而使珍贵书籍受到损失，与文溯阁的功用十分吻合，寓意着强烈的象征性。文溯阁的其他一些彩画装饰与建筑的结合也非常巧妙，如檐下绘制的各种透视角度不同的一函函古书，使人对建筑功用一目了然。总之，文溯阁的彩画工艺无论在色彩运用上，还是图案选择上，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们高超的技艺和巧妙的构思，檐下彩画虽内容不多，但高雅别致，都是我国古建筑彩画中所鲜见的。

第六、独到的券门设计。文溯阁两山设置的有琉璃门罩装饰的券门也很有特点。我国传统的硬山式建筑通常都不在两侧山墙上设置门窗，但文溯阁作为两层硬山式建筑，两山的青砖墙一直砌到山尖，如果不在山墙上做一些装饰，两面山墙便会显得单调呆板，整个建筑的艺术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设计师不但用绿色琉璃装饰了两山墙的博缝及挑檐石，还在文溯阁一层出檐部分的山墙两侧分别开辟了精巧的券门。券门用白石砌筑成拱形，其上端饰有仿木构绿琉璃垂花门罩，单檐庑殿顶，檐下六攒琉璃斗拱、额枋及垫板的画池内饰有琉璃彩绘，浮雕“白马负书”、游龙、水浪及花卉等图案。画池的四个立柱上浮雕篆书“万寿无疆”四字。门罩两侧为琉璃垂莲柱，使单调的山墙增加了艺术光彩。券门下设有五级垂带踏跺，由此可直接进入檐下房廊。券门及其装饰的设计作用有三：首先方便了通行，有关人员不用绕道文溯阁前面进阁；其次增加了建筑主体的透视感，视线通过券门可以看到廊前的柱子、隔扇门窗及檐下彩画等景物；再次由于券门开通和装饰，使得山墙不再显得沉闷，提升了整个建筑的艺术效果。

第七、室内结构的独特设计。这是文溯阁最大的创新与发挥。文溯阁参考天一阁的结构形式，从外观上看是重檐两层各6间，其内部却是上、中、下三层，这种“明二暗三”建造方式俗称“偷工造”，即利用上、下楼板之间通常被浪费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了一个夹层，俗称“仙楼”，这样全阁上、中、下三层都能用来贮藏书籍，扩大了使用面积。

文溯阁上层除西侧楼梯间外，主房五间整体为一个大通间，每间用书架隔开，每间6扇窗，南北开窗，用落地罩在南北两面各辟走道，窗边有回廊相通；一层明间面阔约5米，东西次间 、梢间约为4.35-4米，西侧楼梯间面阔约1.7米，进深约13米；明间与东西次间的正面均不设槛墙，各按木质隔扇门共三开6扇，门上饰有雕刻图案，门心板上方置有直棂窗；东西梢间用书柜间壁成两个单间，正面比明间和东西次间探出约1米，设木质直棂窗6扇；北侧有内廊约2米，明间、次间与内廊之间设置夹纱槅扇作为隔断，有门与明间、次间、梢间相连通，给人一种前后掩映的多变格局。通空的门窗不仅通风良好，光线也可以直接照射进去。对楼内阅读的人来讲，因建筑屋顶妨碍采光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设计者的设计智慧随处可见。

设计十分巧妙的二层为东、西、北三面环壁的“凹”形夹层，夹层的东、西两侧各为一间，同一层东西梢间格局相同，外侧设有木栏杆，栏杆两侧各设花格窗4扇，上置花格横眉，构成一组形如花罩式的半封闭空间，以帷幔遮挡；夹层北面靠墙壁放置一排书架，构成一个藏书的小环境，同样以帷幔遮挡；书架前方约2米处设有木栏杆，上面亦饰有花罩，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长廊（长廊的下部就是一楼北侧的内廊），并由此将东、西两梢间贯通；正中三间空敞，与一楼构成一个两层高的共享空间，即室内大厅，通高5.56米，其中一层净高2.85米，二层净高2.71米，正是用来放置书架的最佳高度。这种结构的处理，不仅美观大方，节省工料，而且使阁内空间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也使一楼大厅没有压抑感，站在一楼的门口或大厅内就可以看到二层楼上的书架，在二楼上又可凭栏俯视，达到理想的透视效果。这种对空间利用的创造性发挥，反映了清代宫廷建筑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使文溯阁成为盛京皇宫内别具一格的皇家藏书建筑。

除了文溯阁建筑本体所具有的特色之外，文溯阁与文渊、文源、文津三阁相比，还有一点不同，它是“北四阁”中唯一没有与水、石、松相伴的一阁。推测其中原因有四点：一是因为盛京宫殿是太祖、太宗创建的宫殿，所以乾隆皇帝对新建项目还是持谨慎态度的，虽然在此添建行宫及藏书楼等系列建筑，但都是以增加陪都宫殿藏品（实录、玉牒、四库全书）为主要目的。二是乾隆皇帝在新建建筑中，很注意与入关前建筑在风格上的协调，力求“规制简朴一遵家法”，尽量保持其基本功能即可，其他锦上添花之作可免则免。比如文溯阁屋顶形制为硬山式，这是一种比较朴素的形制品格，保持了与入关前清太宗时期崇政殿屋顶形制的一致性。三是盛京宫殿面积相对狭小，客观上也不具备凿池、砌桥、堆石、遍植松柏的条件。四是可能与北方气候有关，春季风沙，冬季严寒，无法保持水的储存与流动，因此也无法呈现幽雅深邃的园林氛围。这也正是陪都宫殿藏书楼的独特之处。

四、余叙

文溯阁建成后《四库全书》送至阁中的时间，乾隆皇帝《题文溯阁诗》（乾隆四十八年作）自注云：“昨岁壬寅仲春《四库全书》第一分告成，奔置文渊阁。今癸卯春，第二分全书亦竣，敕总校内阁学士陆费墀送至盛京，奔置此文溯阁”。从所述中可以清楚地知晓，第一分《四库全书》尊藏紫禁城文渊阁，第二分缮竣的《四库全书》即送往盛京旧宫文溯阁贮藏，表明乾隆皇帝对先皇开基创业的敬重与仰慕。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总管内务府先后共分五批将《四库全书》连同《古今图书集成》陆续运抵盛京入藏文溯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总校宫陆费墀奉命赴盛京，依照《四库全书排架图》将全书按序陈设上架；五月二十日，除部分留空书函外，全部书籍上架完毕。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弘历第四次东巡入盛京时，6144函36000多册《四库全书》、5020册《古今图书集成》已全数运抵文溯阁内入藏，并将《御制文溯阁记》碑立于文溯阁东侧碑亭，至此，书阁合璧，文溯阁开启藏书历史。

为保护文溯阁及其《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经盛京内务府奏准，特增设文溯阁衙门管理文溯阁事务，设九品食俸催长一员、食饷催长一员，掌《四库全书》之藏，隶属于盛京内务府。每年八月将文溯阁内书籍晾晒一次，每年四月从盛京工部领取潮脑66斤、野鸡尾毛掸10把、短把鸡毛掸8把，以供保管图书之用，并及时上报文溯阁应行修缮事宜。清代《四库全书》入藏文溯阁后的百余年间，由于清政府的重视，阁书与建筑一直保存完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内忧外患，使得七阁《四库全书》亦多灾多难，七阁全书仅存三部半。而文溯阁《四库全书》虽保存基本完好，但也经历了许多磨难。1915年11月，民国政府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运至北平古物陈列所，导致文溯阁与《四库全书》第一次书阁分离；1925年，奉天省政府在各方努力争取下，使得文溯阁《四库全书》复归奉天，在对文溯阁加以修缮后，复将《四库全书》入藏阁中，结束了十余年来“书阁分离”的历史；1935年，伪国立奉天图书馆认为文溯阁年久失修，渗漏现象严重，为了保护阁内藏书，于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楼新书库，称为“新阁”。1937年6月，“新阁”竣工，文溯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入新阁，导致书阁复合10年后再次分离。1966年，基于中国同苏联关系的紧张，为确保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安全，经中央文化部批准，历经频繁迁移之苦的《四库全书》踏上西行甘肃之路，并最终落户九州台“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沈阳故宫的维修和保护。1949年，建立了“沈阳故宫陈列所”；1954年，经国家批准设立了“沈阳故宫博物馆”，并设古建部等机构十余个，专门从事古建筑的维修、保护。六十多年来，国家拨出大量经费用于沈阳故宫文溯阁等古代建筑的维护和修缮，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残垣断壁、杂草丛生、满目疮痍的旧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溯阁等西路建筑群全部得到修缮，恢复历史原状陈列，正式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