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那艺 贺京同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成为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演变趋势。以行为经济学导引的大量学术研究，渗入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宏观经济学，乃至金融学、管理学、环境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广阔领域。然而，早期的行为经济学与占据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呈竞争关系，一度导致行为经济学边缘化。但近30年来，二者的关系从竞争走向互适，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形式被广泛接纳与应用。

这一前后反转的内部演进动力在于：一方面，随着新古典理论面对的社会经济关系愈发复杂，其单一的理性人模型难以应对新的经济实践问题，客观上需要重新审视其理论的实证基础；另一方面，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也为理论界重构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基础提供了可行条件。这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并使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由最初的相互竞争逐步走向互适与统合，充实了西方主流学派的主观主义心理分析。厘清这一经济思想史重大事件背后的内在动因与深刻意涵，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过去数十年间的演变逻辑与趋势特征，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及经济理论构建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行为经济学的缘起：新古典经济学主观主义研究的困境

一般认为，行为经济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更多来自心理学的实证基础，以提升经济理论的解释与预测效力。但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尤其自新古典经济学出现以来，它其实一直在寻求如何于理论中引入关于人类主观心理动机的一般性假设，这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对其理论的实证基础不断进行推寻和调整的过程，而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即是这一进程在当代的重要表现。

所谓主观主义研究，系指从主观有意识的动机出发来探讨个体经济行为，再进而拓展到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这一研究倾向在英国古典经济学时代就已显露端倪。如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就对决定人类行为的各种心理动机表达了极大兴趣，而杰里米·边沁则试图构建一个基于主观心理计量的效用理论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然而，彼时的心理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法为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研究提供可靠的实证基础。因此，古典经济学只能将其理论体系更多地建构于“客观”法则之上，强调技术与生产条件对经济现象的决定作用，而对于经济系统中的人的主观心理因素，仅停留于对自利动机的简单描述上。

然而，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心理学在德国的兴起，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逐步确立。这使得以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等为代表的“边际革命”者，有机会借鉴这一新兴学科的实证证据，提出应以可量度的效用最大化作为一切经济问题的分析起点，从而构建了一个完全基于主观心理学经验法则之上的理论体系。

在这种早期的新古典理论架构下，效用的可量化测度一再受到强调，因为这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实证基础是否可靠的保证。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未发展出一套测度效用的科学方法。而如果效用得不到精确测度，那么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将变成建立在不可检验假说之上的空中楼阁，其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学命题将难以具备可靠的实证依据。为了应对这一理论困境，新古典经济学不得不对其实证基础做出进一步调整，转而主张应将经济理论构建于可观测的个体行为特征之上，而不应构建在难以观测的主观感觉之上，但直至心理学自身完成了重大转变之后，这一主张方为切实可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兴起，成为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于美国兴起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并不关注心理变量的测度和分析，而是以探索人的行为规律为研究目的。行为主义者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只是外界刺激下的可观测反应，因此心理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而不是个体的内省过程。由于对“刺激-反应”的考察可在实验室内实现重复观测，因此在经验上确保了其理论的科学性。但使用“刺激-反应”的简单公式，难以说明人类高级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同一刺激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不同反应，因此部分行为主义者提出应在“刺激-反应”之间加入“中介变量”，用以强调个体行为的目的性，即如果行为目的是确定的，那么同一刺激会由于环境变化而引发不同的行为反应。

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前半期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放弃了对效用的测度与考察，转而试图将理论建立在可实际观测的经济行为之上。约翰·希克斯等提出，由于效用是不可测的，所以应当舍弃对边际效用的依赖，转向以边际替代率作为分析起点，这与边际效用分析是等价的，并且具有可观测性。保罗·萨缪尔森强调，应将可观测的个体行为作为经济学的经验基础，并认为个体的均衡选择可恰好显示其偏好，所以内在的心理过程是无需观察的，对个体实际经济行为的观测可作为主观心理分析的替代方式。与行为主义者引入“中介变量”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还利用“效用最大化”来表述经济个体从刺激（约束条件）到反应（经济行为）的行为目的性，此即所谓的“理性行为”。但此处的“效用”已经不再是内省式效用，而是不带任何苦乐意义的、满足完备性与传递性的偏好排序。

可见，新古典经济学从内省式心理学转向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际上体现了其主观主义研究方法的转变，并具备了新的实证基础来源，即现实中可观测的基于个体主义框架的经济行为。及至20世纪中叶，新古典经济学已基本完成了行为主义式的理论构建。其后，它开始致力于数学上的形式化表述，以图确立和巩固其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然而，此时的心理学自身却正在酝酿一次对行为主义的内部“革命”，即认知心理学的兴起，旨在揭开大脑“黑箱”，并考察感知、信息加工、记忆等心理过程如何通过交互作用而形成表观行为。可见，认知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与行为主义心理学截然不同，它试图回归早期心理学对内省过程的考察，并注重借鉴新兴学科如计算机技术等建模方法。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经济实践问题，也要求经济学家必须通过考察个体的内在心理过程，才能提出解决方案。这自然促使部分学者重新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主义趋向，并尝试基于认知心理学来重构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基础，从而催生了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及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

早期的行为经济学家以乔治·卡托纳与赫伯特·西蒙为重要代表。其中，卡托纳的研究最初与探寻通胀背后的心理动因有关，而西蒙试图探索现代公司的组织基础和决策依据，并为公司管理者提供“决策辅助系统”。尽管他们试图解决的经济问题各不相同，但均需对个体决策的内在心理过程进行考察，这一使命无法在行为主义的新古典范式下完成，而需要从行为主义心理学转向认知心理学。但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仍停留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基础，因此不可避免地与行为经济学在基本学术观点上产生了分歧。

在新古典的行为主义理论体系下，个体的经济行为被置于“刺激-反应”模式之中来理解，并借助“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性模型，表述从“刺激”到“反应”的“中介过程”，这一逻辑链条的完结被称为“理性行为”。对此，卡托纳指出，“效用最大化”实际上是对个体心理过程进行一种机械化设定，目的是为了使观测到的行为规律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这样就确保了在同一环境的刺激下可以出现不变的行为反应。从本质上说，“效用最大化”并非是为了对心理过程做出恰当描述，而是服务于行为主义的分析方式。因此，卡托纳强调，如果忽视真实的内在心理过程，那么“就无法对经济行为做出完整描述，我们对行为的理解将受到限制，对未来行为的预测将出现错误”。

与卡托纳类似，西蒙也指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行为”模型仅仅是“用于预测行为的仪器”，并非对个体决策过程进行合理描述，故而其中的“理性”被设定成一种“全智全能的荒谬理性”。为此，西蒙引入“有限理性”来指代“人类在认知与计算能力方面的所有局限”，以代替新古典的“理性”概念。西蒙认为，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有限理性”的个体并非一步到位地实现“效用最大化”，而是以“满意化”为目标而做多步骤的叠进思考，以此对任务环境做出反应和适应。这意味着在“刺激-反应”之间可能不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所以，只有对个体的程序式心理过程实施模拟，才能深入理解经济行为的形成原因。

然而，当这些早期行为经济学家正形成其批判性观点时，同时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却仍僵化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取向，因为这有利于构建一个基于一般均衡的分析体系。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均衡是任何经济学模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对经济行为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重要前提。为了构建这样一个均衡体系，必须使用数学语言来精确描述每一个经济学论断。有时，对数学上的形式化追求甚至压倒了对论断本身内容的关注，这被马克·布劳格称为经济学的“形式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方法论引导下，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主观上采取了对认知心理学的漠视态度，因为对心理过程的考察和建模过于复杂，无法满足数学上的形式主义要求。相反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分析法由于带有机械主义的精准特点，可更好地适用于一般均衡分析体系的构建。

在“形式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加快了数学化进程，并迅速占据了经济学的绝对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来自行为经济学的质疑与批评，自然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选择性忽视，不被视为严格的经济学问题，相关学者也受到排挤。直至进入20世纪70年代，这一局面才逐渐改观。

创刊于1972年的《行为经济学杂志》，被视为行为经济学话语地位上升的标志。随后，行为经济学开始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些情势上的转折，一方面是由于行为经济学重新调整了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对关系，不再试图取代新古典范式，而是将自身置为新古典理论的拓展形式；另一方面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学科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新的实践难题，客观上也需要借力行为经济学的观点与方法。在此过程中，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逐渐由分歧走向互适，促使原有的以新古典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在内涵上得到扩容。

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转变与互适

面对来自“形式主义革命”的冲击，一些新生代的行为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应当如何调整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他们不再像卡托纳或西蒙那样明确表露对新古典“理性行为”模型的公然拒绝，而是寻找一个新的研究起点，在实验室条件下考察个体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理性行为”模型。这类研究最初源自心理学家沃德·爱德华兹发起的一系列“行为决策研究”实验，并在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那里得到了更具经济学色彩的发展。

在爱德华兹最初的设想中，由于选取的实验对象可被看作潜在的理性者，因此大部分偏离“理性行为”的实验结果，都应是带有均值回归特征的难以预测的随机误差。然而，其中许多实验却发现，大量违背“理性行为”模型的行为偏差是系统性的并且能够预测。因而，如果接受观测结果的真实性，那么就必须承认“理性行为”模型不是对正常个体一般行为的描述。对此，卡尼曼与特沃斯基提出了一条新的处理思路，即不要纠缠于“理性行为”模型是否正确，只需将其视为个体行为的某种“规范性”模型或一种“理想”行为规则即可。于是，研究者的任务就不在于调和观测到的系统性偏差与“理性行为”模型的关系，而在于针对这些行为偏差构建一个更为拟实的描述性模型。换言之，他们不像早期行为经济学家那样明确拒绝新古典的“理性行为”模型，但也不接受该模型是对个体行为的真实描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理想情形，可作为一种参照理论或零假设。这逐渐成为新生代行为经济学者普遍采取的研究思路。

可见，这种思维框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主义方法具有显著差异，并且也对卡托纳、西蒙等早期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与更张。自此，行为经济学开始逐步对其早期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进行调整，无论在理论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尝试将自身表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形式而非替代形式。这充分体现了行为经济学试图在更一般的理论框架内，与新古典经济学调整关系的倾向，从竞争转向了互适与统合。另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在自身学科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新的实践难题，不得不松动了立基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建模约束，积极回应了行为经济学的这一调整。

首先，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以小罗伯特·卢卡斯和托马斯·萨金特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发展出所谓的理性预期均衡以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但这一预期理论实质上属于宏观层面上的行为主义模型。其中，代表性的行为主体被建模为给定决策规则下的“情境-行动联结体”，并不涉及对预期形成过程的考虑，只是直接假定个体可有效利用一切信息并做出平均意义上最准确的预测。这导致该理论在实际运用中面临诸多技术性困难，迫使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得不转向行为经济学，以求解决之道。如萨金特即指出，由于未考虑预期的形成过程，理性预期均衡无法自我说明其收敛轨迹。卢卡斯发现，有时会存在多条符合理性预期的通胀路径，这与行为主义的基本思想相悖，因为在给定环境下的同一刺激只应引发一种反应模式。为解决这一矛盾，卢卡斯提议可在模型中嵌入适当的个体认知机制，以求“锁定”于一条具体路径，从而使模型的预测更为确定。

其次，在解析博弈论方面，尽管其所基于的纳什均衡不同于一般均衡分析，但它却假定博弈的参与者具有无限认知能力，这在本质上仍然是行为主义的。因为它回避了对参与者内心真实推理过程的考察，目的在于维持刺激（收益矩阵）与反应（纳什均衡选择）之间的稳定关系。但恰恰是这些强式的行为主义假定，导致对某些类型的博弈如无限次重复博弈或协调博弈的预测，会出现多均衡情形，而解析博弈论自身却无法指明哪个均衡会实际出现。与卢卡斯建议类似，研究者发现，若在模型中植入认知机制来模拟参与者的动态选择，就可从多个均衡中“精炼”出唯一均衡。

最后，金融学领域的有效市场假说也遇到了经验证据的极大挑战。根据该假说，由于投资者均为“期望效用最大化者”，任何资产估值都能合理反映其风险，所以不存在“击败市场”的可能性。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当投资者购买低市盈率的“价值型股票”时，却会比购买“增长型股票”获得更多回报。按照有效市场假说，这可能是因为“价值型股票”具有较高风险。但相关计量估计结果发现，“价值型股票”的内含风险其实更低。对此，有效市场假说的捍卫者辩称，投资者至少在平均意义上是无法击败市场的，这意味着资产交易价格应与其内在价值相一致。然而，来自封闭式基金市场的证据显示，基金价格并不总是与其背后的净资产价值相一致，而是通常按照一定的折价或溢价进行交易，且此种对基本价值的偏离往往是系统性的。对此，行为经济学主张对个体投资者的行为建模中，应引入认知心理学变量予以处理，尤其是直觉推断法、判断偏差和决策参照系等内容，来对基于计量检验方法的经验证据与有效市场假说的差异进行解释，此即行为金融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

以上基于宏观经济学、博弈论以及金融学等多层面的讨论表明，当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将其分析体系扩展用于更多问题领域时，就不可避免地受限于它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本质，不得不转求认知心理学的方法与依据，从而与行为经济学在实证基础上达成了潜在一致。这促使新古典经济学开始考虑与行为经济学的合作可能。肯尼思·阿罗曾提议，应将行为经济学引入主流理论体系并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但更进一步说，行为经济学并非仅是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它还在深层次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内涵。这源自于行为经济学对自身主观主义方法与实证基础的进一步调整，使之得以借助更多认知科学证据，反思新古典式的市场激励机制。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政策设计的拓展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政府政策设计，主要以“理性行为”模型为前提，将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作为设想中的政策干预对象。从本质来说，这种干预手段的理论基础依然是行为主义的，认为特定的政策手段可通过个体“效用最大化”的中介作用，达到预定的干预目标。然而，这种干预思路未考虑个体决策背后的认知进程，其政策效果往往难以实现。对此，卡尼曼与特沃斯基认为，如果可以构建合理的任务环境来“干预”个体的认知进程，那么就能推动其行为向“理性行为”趋近，这就涉及到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即决策个体对事物的认知强烈依赖于某一“参照系”，并以此形成其偏好序。如果“参照系”发生变化，将经由个体的认知进程而改变其偏好，进而改变其决策。据此，行为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于政策设计的新思路，通过改变那些能够影响个体“参照系”的外生变量，来引导市场主体选择那些福利水平更高的行为，或是达到更优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政策设计被理查德·塞勒形象地称为“助推技术”或是“选择情境构造”。

近十多年来，塞勒等行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助推”式政策设计，已在多个国家引发关注并用于实践，可视为行为经济学当前最为瞩目和最有潜力的发展内容之一，广泛涉及财政税收、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资助、贫困扶助等领域。这类政策设计不但拓展了新古典主义的政策工具箱，同时由于无需采用传统的实物或货币激励措施，又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社会执行成本。

然而，这类认知干预式的政策需以深刻了解个体的认知机制为前提，以此才能确保政策设计具有可靠的实证基础。但行为经济学所依托的认知心理学，在最初却难以为此提供清晰的实证证据指引。早期认知心理学对认知机制的考察方法是，首先对个体信息处理过程进行精细化的实验观测，继而概括出心理过程的基本特征，然后使用若干算法规则对其进行建模。显然，这一方法最终仍归于对认知机制的抽象描述，本质上还是偏于假说范畴，无法为政策设计理论提供更稳固的实证支撑。

为了突破在表述认知机制方面的局限性，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借鉴神经网络、构建认知模型的新趋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认知心理学又通过与神经科学相交叉，将行为、认知和脑机制三者有机结合，从分子、突触、神经元等微观层次和系统、全脑、行为等宏观层次，全面研究人和动物的信息加工过程，探索决定认知活动的神经机制乃至生物学机制，认知神经科学因而兴起，这为行为经济学如何在决策模型中加入认知机制提供了可能性。就目前的研究进展看，其中最具启发意义的是关于大脑模块化的探讨。人脑在不同情境下会使用不同的认知系统，并且不同的认知系统之间可能存在冲突、竞争或互促，这必然外显于个体的行为决策。其对行为经济学的启示是，可通过构建一个内含多元认知系统的一般性模型，来表达个体的认知机制。其中，新古典的“理性行为”模型代表一种“认知无误”的极端理想状态，从而可被内化为多元认知系统中的特例形式。

上述这种处理认知机制的方式，一方面使新古典与行为经济学在更坚实的认知科学实证基础上得到统合；另一方面也为行为经济学强调的认知干预政策，提供了自然科学层面的证据支撑，即当各种外部信息或激励条件发生变化时，个体所面对的“参照系”将发生变化，经由某些认知系统就会改变个体的外显偏好，并使之偏离“理性行为”。因之，如果政策设计者能够对市场主体施以合理的“参照系”，就可“助推”其行为向着更符合社会福利要求的目标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