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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欧时期周恩来的思想教育工作研究

2019-11-18刘光磊王菊

世纪桥 2019年9期
关键词:周恩来

刘光磊 王菊

【摘 要】旅欧期间周恩来参与创建了旅欧党团组织,将学习马列主义、分析中国实际问题作为党团员的必要活动,开辟了《少年》和《赤光》两大宣传阵地,在旅欧学生和华工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扩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经过总结、提炼逐渐升华为系统的思想教育工作理论,在随后的大革命中为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周恩来;旅欧时期;思想教育工作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9-0033-03

一、建设旅欧党团组织,注重对党团员的教育

1920年,怀揣着“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运用之于吾民族间者”[1](P.8)的理想,周恩来离开祖国远赴欧洲求学。但一战后凋敝的欧洲社会和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让周恩来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也深切地感受到工人阶级具有的强大革命力量,经过长久而审慎的思考,周恩来最终认定,“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1](P.452)。1921年2月中旬,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标志其正式加入了党组织,实现了从思想到身份的彻底转变。

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便开始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青年团的组织。1921年,在赵世炎、周恩来的组织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诞生。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少年共产党内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并出版了内部刊物《共产主义研究通信集》,方便了会员进行马列主义的学习与研究。他还主持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少年》以“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1](P.502)为自身任务,刊载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译文、宣扬马克思主义、抨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章。周恩来作为主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等多篇文章。

1923年2月,应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全体会议,宣布改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在会上被推举为执委会书记,他依旧将教育团员作为旅欧青年团的“头等大事”。在由他负责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他强调:“本团于执行委员会之下设共产主义研究会,凡团员均须加入研究。”[1](P.497)同时他在递交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工作“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1](P.501),“接触欧洲的共产主义实际运动,考察学习并介绍其活动方法,这是旅欧青年团的第一使命”[1](P.516)。聂荣臻曾回忆道,旅欧党团组织“把训练工作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每周都事先布置好学习内容,给大家指定一些书籍看。一到星期六,吃了晚饭就开会……联系实际,畅谈学习体会”[2]。足见周恩来对旅欧党团员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视程度。

二、以报刊为平台,在思潮交锋中教育党团员

主持旅欧党团组织期间,周恩来着重强调要“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1](P.501)。这种“宣传教育”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性特征:

第一,为《益世报》撰稿,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落后与国际社会的残酷黑暗。周恩来到欧洲后应天津《益世报》的邀请,成为《益世报》的通讯记者,以“周恩来”“恩来”“周翔”“翔宇”等笔名发表了56篇通讯文章。他向国人报告,一战之后“中等阶级人既无团体之协助,又受经济现状之压迫,其失业与窘困者又不知若干人矣”,“失业者之所以增多,由于商务之停滞,生货之缺乏,资财之不足,税则之重敛,物价之腾贵,工厂之倒闭”[1](P.13),这极大颠覆了国民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印象。并且,周恩来通过对英法主导下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报道,描绘了英法等战胜国对德奥等战敗国的经济掠夺和无理欺压,说明“报复侵略,仍为国际中重要条件,肆行无忌”[1](P.63),在以大欺小、实力至上的国际社会中“岂尚有吾积弱之国发言地耶”[1](P.193)。这些报道客观上打破了一些人的虚假幻想,启发了国人奋发以图自强。

第二,创办《少年》,在同错误思潮的论战中宣扬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在当时,受旅法学者吴稚辉、李石曾影响,无政府主义在旅法学生中的影响很大,这些受影响的学生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并通过机关刊物《工余》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对一切暴力革命活动,妄图抹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性。面对这种错误思潮的冲击,周恩来在《少年》第二号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以锋利的笔触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1](P.459)。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中,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将信仰共产主义抹黑为宗教迷信的言论,周恩来驳斥道:“别的社会主义派别,或者还可容留宗教思想,唯独共产主义者对此种‘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倚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宗教却深恶痛绝”[1](P.464)“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1](P.465)。通过这些不懈论争,包括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陈乔年在内的大批无政府主义者得到了教育,无政府主义在旅欧青年中渐渐失去人心,至1923年末《工余》杂志停刊,宣告共产主义理论在这场论战中取得了最终胜利。

第三,主持《赤光》,细致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宣扬革命救国理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其机关刊物由《少年》改名为《赤光》,并从内部刊物转为公开发行的刊物,周恩来等在创刊词中指出“我们现愿诚恳而忠实的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拐角迁拘而不可能的途径”[1](P.525)。作为一个定位为“评论时事”的刊物,周恩来在为《赤光》撰稿时十分注重贴近中国社会现实,在《军阀统治下中国》中,他通过历数国内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得出了“这一干军阀、官僚、政客们的反直运动,不但一时不是曹吴对手,便是真能倒曹倒吴,他们又何尝不可继续曹吴的卖国工作”的结论,强调“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并预言 “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1](P.529)。在《革命救国论》中,周恩来则以土耳其和俄罗斯为例,说明了“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的现状,并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在帝国主义之下“有了这一干图私的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再加以专做牵线人的外交系、做掮客的洋行买办和趋炎附势的滥官僚”,这些人是“中国人民遂匍伏在枪弹底下讨生活”的元凶。而“海外华侨”、“劳动阶级”“中国智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在这其中“全中国的劳动阶级……是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 [1](P.535-536)。周恩来的这些观点通过报刊广泛传播,解答了青年心中对革命的疑惑,有读者作了一首同样名为《赤光》的诗,盛赞《赤光》“是烛奸之火,是兴奋之剂,是惊醒冬虫的霹雳,是更新万象的春气”[3]。

三、重视工人运动,坚持不懈对华工开展思想教育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党团负责人高度重视对华工的组织和思想教育工作。在《少年》第二期《告工友》一文中,周恩来指出,之所以国内外反动政府忌惮学生而不顾念华工权益,就是因为“因为勤工同学有团结有组织,声势浩大,而劳工朋友没有”,因此他呼吁“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更须认清对象,好轰轰烈烈地做将起来。”[1](P.469)在《论工会运动》中,周恩来向华工们细致讲解了工会运动的目标、工会的组织与行动、工会与工人党的关系等问题。他指出,工人们“尤要认一个忠实的工党来作工会的指导,使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好源源不绝地走入工党”,并进行以“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为目标的工会运动 [1](P.483)。在周恩来等人的启发和帮助下,1923年1月,华工们在巴黎成立了旅法华工总会,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

为了消解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对华工的影响,周恩来除了以《赤光》为平台展开了对两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外,还积极参加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的集会,同曾琦、李璜等反动思想代表人物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在辩论中,周恩来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雄辩的口才,屡屡驳斥曾、李等人的错误观点,许多华工的思想觉悟因此得以提高。在周恩来长期的思想教育影响下,华工会中的先进分子如袁子贞、马志远、陈彭年等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至1924年秋,旅法华工组织“新工人社”致函《赤光》社,表示:“中国之沦为半殖民地,即是十九世纪国家主义所赐。解脱方法,唯有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打破一切掠夺本国无产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4]足见周恩来领导下的旅欧党团组织对华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取得了丰厚成果。

参考文献:

[1]周恩来早期文集(1921.10-1924.6):下卷[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聶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    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3.

[3]贾林青.周恩来编辑《赤光》的特点和意义[J].编     辑之友,2011(03).

[4]周佩莲,周兴旺.中共旅欧支部与华工[J].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03).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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