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 余深

为了赚快钱，她们出卖自己的子宫甚至卵子，做了代孕妈妈。代孕生子后，她们真的能接受与孩子“永不相见”的命运吗？真的能靠代孕摆脱贫困吗？这段经历，又会对她们以后的人生产生哪些影响呢？

根据网易新闻报道，我国每8对育龄夫妇就有一对遭遇不孕不育的难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每年约有20万试管婴儿出生。对一些不孕不育夫妻而言，代孕虽不合法，却成了他们拥有孩子的唯一希望。

那么，对于代孕者来说，除了赚钱，10月怀胎又给她们留下了什么，她们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呢？

生下孩子又不舍，代孕妈妈面临情感难题

从严格意义上说，代孕是指将受精卵植入代孕妈妈的子宫，由代孕妈妈代替完成怀孕生产的过程。但基于种种原因，也有人采取自然受孕的方式让代孕妈妈怀孕。

由于卵巢功能障碍，家住重庆市的郑敏与丈夫顾波婚后多年没有孩子。2015年初，顾波在“和谐D妈”QQ群认识了29岁的朱小月。朱小月是个农村女孩，家境贫困，为了帮两个兄弟娶媳妇，她选择做代孕。

3月24日，朱小月来到重庆市与顾波签订了代孕协议，双方约定了权利和义务：朱小月自愿为顾波代孕，在代孕期间，顾波每个月支付工资4000元，另需支付代孕补偿金30万元，存入朱小月指定的银行账户。结清全部费用后，朱小月不能对孩子主张任何权利。

之后，郑敏开始打促排卵针，但她的卵子无法与顾波的精子形成受精卵。无奈之下，郑敏劝丈夫与朱小月同居，通过自然方式受孕。2015年11月初，顾波租了一套房子，与朱小月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频繁的肌肤之亲，让朱小月渐渐对仪表堂堂的顾波产生了感情。确定怀孕的那天，朱小月抱着顾波亲热地说：“这次用的是我的卵子，我是孩子的妈妈，你是孩子的爸爸！”顾波却慌忙推开她：“你想多了，我们只是合作关系！”然而怀孕时间越长，朱小月对腹中的孩子感情越深。

2016年8月中旬，朱小月以郑敏的名字住院，生下一个女婴，取名顾馨。在《出生医学证明》上，顾馨的母亲是郑敏，父亲为顾波。8月18日中午，郑敏把约定的30万元补偿金打给了朱小月，然后趁她午睡，从医院抱走了孩子。

朱小月醒来后发现孩子不在，顿时失魂落魄，着急地问身边的顾波：“我的孩子呢？”顾波没有回答，递上一份弃权书示意她签字。“你们太狠心了，孩子刚生出来，就这么着急地把她抱走？”顾波说：“我们已经付清尾款，咱们的交易完成了，从此以后你和孩子不能再见面！”朱小月气得把弃权书撕成了碎片，将笔扔在地上，顾波转身离开了医院。之后，朱小月不停拨打顾波的手机，但是对方已经关机。

出院后，朱小月四處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是一无所获。2016年11月下旬，她获知了顾波夫妻的住处，顾波开门后，朱小月强行闯了进去，郑敏和孩子均不在家。“我要见孩子！我的女儿呢？”顾波拿出合作协议的复印件说：“看看清楚，你与孩子没有任何瓜葛，更没有见她的权利。”“我不管，反正我是女儿的生母！见不着孩子，我就不走了！”顾波强拉硬拽把她赶出了家门。几天后，朱小月再次登门时，顾家已经人去楼空。朱小月不甘心，辗转查到顾波的身份证号码和工作单位，向顾波提出定期探视顾馨的要求，遭到对方拒绝。

2017年6月，朱小月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起诉，提出每月探望顾馨4次，每次探视将孩子带回生活两天，寒暑假将孩子接回和她共同生活一半假期的主张，并要求顾波对她的探视予以协助。

法院审理认为，顾馨的出生是基于一场对价交易，从其生育的过程看，孩子实为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应受到同等法律保护。朱小月作为生母虽享有探望权，但顾馨自出生后，一直在顾波和郑敏身边生活，已形成完整和稳定的家庭环境，现在孩子尚不足两周岁，心智发育不完善，目前的状态不适宜朱小月行使探望权，故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朱小月又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维持原判。

针对此案，江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方晓霞强调，在允许代孕的国家，对代孕所生孩子的归属，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美国按照契约确定亲子关系，即委托方为代孕婴儿的父母，代孕妈妈与婴儿没有关系。我国禁止代孕，法律不可能涉及代孕孩子的归属问题，一旦代孕妈妈主张亲子权利，其尴尬的身份对她实现权利将会带来障碍。

孩子性别是个坑，代孕妈妈的收入没保障

2014年，谈露的生活从天堂跌入地狱，她的丈夫赵小庆被查出患有肾功能衰竭，每次做肾透析要花2000多元。为了帮丈夫治病和还债，谈露一个人打几份工，但还是杯水车薪。

2016年9月，谈露在江西上饶的一家酒店做保洁时，认识了住客苏富平。39岁的苏富平家境富裕，和妻子育有两个女儿，想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妻子却已经难以受孕。经过生殖专科检查，他没有生育障碍，所以萌生请人代孕的念头，“钱多些也没关系，关键是找一个可靠的代孕妈妈。”

“对啊，我可以做代孕妈妈啊！”谈露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当晚就将这件事告诉丈夫。想到夫妻俩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赵小庆同意了。他直接找到苏富平，提出妻子可以代孕，但是苏富平和谈露不得有身体上的接触，而且无论生男生女都要付款。苏富平同意了：“是不是儿子，听天由命吧！”

经过一系列的前期准备，2017年5月22日，苏富平与谈露、赵小庆夫妻正式签订了代孕协议，约定代孕费用为35万元，按照代孕进度分4次支付。苏富平先支付谈露夫妻8万元，完成受孕手术后付7万元，怀孕5个月付10万元，孩子落地后再付10万元。另外，苏富平还要每个月给谈露生活费3000元。协议签订后的第五天，谈露的银行卡收到8万元转账，苏富平还支付了生活费1.8万元，赵小庆打了收条。

2017年8月，谈露在湖南的一家专科医院接受试管助孕手术，并移植了两枚胚胎，成功怀孕。9月4日，她拿到了第二笔费用7.9万元，其中包括3个月的生活费。但一个月后，苏富平却突然宣布终止协议。

2018年6月，苏富平向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赵小庆和谈露返还不当得利17.7万元。谈露已经怀孕，苏富平为何要停止履行协议呢？双方各执一词。

苏富平的说法是，移植了两枚胚胎后，经过检查确认是双胞胎，谈露要求必须额外再付20万元代孕费。他没有同意，谈露就悄悄离开了医院。之后她自行做了人工流产。

谈露当庭反驳，提交了医院的书面诊断，证明她在怀孕3个多月时是自然流产，是双胞胎女婴。谈露说，在她怀孕后，苏富平先后3次请人为其抽血，并送至境外机构鉴定婴儿性别。在确定她所怀的是双胞胎女儿后，苏富平立即表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接受试管助孕的孕妇，必须住院检测至少满5个月，否则极易流产。因苏富平不再付费，她便在怀孕3个月时离开了医院。

2018年8月22日，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谈露返还苏富平支付的部分代孕费5万元，赵小庆承担共同返还责任。

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王萍解释说，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精子、卵子）、合子（受精卵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苏富平和谈露夫妇签的代孕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系无效的民事行为，双方互不享有权利和义务。

苏富平支付的17.7万元中，有2.7万元是谈露代孕期间的生活费，不应返还。其余15万元是代孕费，鉴于谈露已经实际接受试管助孕治疗，她的身体所受伤害较大。同时，为了代孕，谈露放弃工作没有收入。苏富平在其妻已经生育两个女儿的情况下，主动找人代孕，不排除其求子的愿望，在得知谈露腹中是双胞胎女儿时，他产生放弃代孕的想法符合客观逻辑。因此，苏富平的主观过错程度更大，所以判决谈露夫妇酌情返还5万元。

2018年12月，谈露接到法院执行局的通知后，借债履行了返还义务。对这段代孕妈妈的经历，她很后悔：“早知这样，不如老实打工。”

大学生做代孕妈妈，赚快钱留长痛

由于代孕能在短期内获得较高的收入，有些未婚女孩也心动了，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25岁的楚依红大学毕业一年后，通过婚恋网与家住江苏省镇江市的范林相识。因为范林已经33岁，父母急等着抱孙子，所以两人决定闪婚。婚后，楚依红却迟迟没有怀孕，范林带着妻子去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楚依红曾经流过产，输尿管粘连，精子和卵子无法结合而不孕。

相亲时，楚依红告诉范林，她从未谈过恋爱;登记结婚时，她填寫的婚姻情况是未婚，怎么会流过产？范林非常生气，认为自己是被骗婚了！在丈夫的一再逼问下，她终于说出了真相—她曾经做过代孕妈妈。

楚依红的老家在河南农村，是贫困户，靠着社会捐助和学校的助学金她才读了大学。2014年大三下学期，她在校外实习时，接到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电话，对方声称可以提供无抵押贷款。马上就要开始求职了，可自己连一件像样儿的衣服也没有，连手机都是买的二手的，怎么能给用人单位留下一个好印象呢？

无抵押贷款正好可以解她的燃眉之急，如果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还本付息都没有问题！于是，楚依红向贷款公司提供了身份证和学生证，出具了两万元的借条，拿到了1.8万元的现金。她用掉其中的一万元，留下8000元用于每月的还本付息。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后期没能按期还款，小贷人员通知她，算上违约罚款要还6万多元，否则就到学校追债，让她毕不了业！楚依红惊慌失措，一筹莫展！

2015年1月，楚依红在网上发现了一个代孕的中介网页，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她迅速与中介公司签下协议，约定代孕费36万元。此后，她便随同委托人到医院接受了试管助孕手术，扣除中介费实得首付款7万元，她用这笔钱偿还了债务，顺利拿到了学位证书。怀孕5个多月时，楚依红流产了，对方不再支付剩余的代孕费用。身心疲惫的她，在毕业一年后，匆匆把自己嫁了。

楚依红把这一切和盘托出后，范林却更加愤怒。因为楚依红是大学生，还比自己小8岁，范家非常满意，给了楚依红父母12万元彩礼。没想到为了7万元，楚依红就把自己的身体出卖了！

范林当即提出离婚，并要求楚依红通知她父母返还彩礼。楚依红说：“我自愿净身出户，但返还彩礼的事我真的做不了主。”范林找楚依红的父亲交涉，楚父的态度强硬：“你们都结婚快两年了，彩礼你说退还就退还？”

2019年2月12日，范林走进镇江金山法律服务所，委托律师起草了诉状，要求与楚依红离婚，并主张楚依红及其父亲返还彩礼12万元。经过律师调解，双方各让一步，楚家退给范林5万元。随后，楚依红和范林去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从始至终，楚依红一直低着头，她哭着说：“我真的没想到，做代孕妈妈会毁了我一辈子……”

与自然受孕相比，通过试管技术实施代孕，流产和出现并发症等风险的几率要大得多。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卢光琇曾向媒体披露，代孕后发生的流产会造成20%的女性不孕，这将给她们今后的生活造成很大的麻烦。

关键是，代孕还存在法律风险。2001年，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由于代孕行为的非法性质，首先，代孕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代孕协议违背公序良俗，法院会认定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其次，代孕妈妈违反了我国的婚姻法，不享有母亲的地位和权利，不享有对孩子的探视权，孩子成人后对代孕妈妈也没有赡养义务;最后，如果在代孕过程中发生人身伤亡等意外，代孕妈妈或其亲属在向委托方主张赔偿权利时，自身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所以，无论有多少苦衷，希望广大女性不要把代孕当成赚钱的捷径，代孕会给女性留下一生的痛苦和遗憾。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