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竞 曹 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2011年颁布了《城市历史景观建议书》(HUL)，从“表征-内涵”特征关联与“空间-时间”历史层积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历史环境可持续保护与发展问题，并提出识别、评价、保护、管理的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操作方法[1]。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对卫藏地区历史城镇发展背景与过程的综合分析，识别、探索其景观特征与层积规律，为该地区历史景观的文脉传承与保护管理提供依据。

1 城市历史景观的核心议题与分析方法

20世纪后半叶，资本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发展加剧了世界各地历史建成环境与地域文脉背景的割裂，拉大了传统物质空间与现代生活需求的鸿沟[2]。为此，教科文组织提出价值延续、包容发展、动态演进的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思路，将历史景观的特征识别与层积解译作为保护操作的核心议题。

1.1 保护对象的特征关联与历史层积

城市历史景观作为“地域自然、经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下层层累积的景观产物”[1]，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在历史城区层面的拓展，包含更为广泛的城市背景与地理环境，具有“表征-内涵”特征关联与“空间-时间”历史层积两大关键属性。一方面，受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动力因素影响，城市历史景观的功能属性、土地利用、空间尺度等特征与影响动力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历史景观历经岁月洗练，广泛积淀了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与文化基因，在时空谱系上具有层积性。因此，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研究应以更加广阔、开放的思路去认知、识别和统筹各种类型、不同时期的景观遗产资源，应对标准化保护方式地域针对性与发展适应性的不足[3-5]。

1.2 保护分析的特征识别与层积解译

为延续城市历史景观遗产的地域特征与文化基因，其保护研究需首先做好景观特征识别与层积解译的基础工作。一方面，历史景观特征是地域环境与功能行为相互作用的产物，唯有形态特征提取与文化基因挖掘同步进行才能识别、发现其核心价值，找到保护着力点；另一方面，历史景观由不同时期的特征要素层积、演进而来，具有时空结构与脉络关联，但却层叠、隐藏于景观表征之下，难以直接认知。为此，其保护研究还需对历史景观演进过程进行层积解译，解锁地域文明的基因密码，使之在现代景观营造中得以延续。

2 卫藏城市历史景观的要素构成与层积关系

城市历史景观的特征识别与层积解译需首先明确研究分析的景观要素与时空关系。为此，本节将结合卫藏地区的典型建筑、景观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卫藏城市历史景观的要素构成与层积关系。

2.1 表征要素与文化基因

历史景观由表征要素与文化基因共同构成。表征要素为观察者所见的外在物质形象，文化基因则为促成表征形态特征的内在动力，两者相互影响、融为一体。就卫藏地区而言，城市历史景观的表征要素由典型藏式建筑(宫殿、宗堡、寺庙、民居等)、特征性藏传佛教景观与仪典空间(灵塔、经幢、玛尼堆、晒佛台、辩经场、转经道等)、高原环境要素(雪山、河谷、高原植被等)与卫藏行为景观(藏族百姓、僧侣的衣着体貌特征与传统习俗等)构成；地域文化基因则受高原河谷环境、政教合一体制、藏传佛教信仰三方面主导因素影响，在漫长时空演变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6]。其地域景观特征的识别需关联上述两大系统，梳理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

2.2 层积阶段与层积载体

从时间维度看，城市历史景观的形态表征与文化基因于发展过程中动态演进、有机融合。其特征提炼需将各种表征要素与基因因子投射于历时变化的景观载体，剥离各历史时期景观断面的层积特征，以此建立两大系统的时空关联，解译城市演进的历史脉络。就卫藏地区而言，其历史景观层积演变大致可分为吐蕃王统、分裂割据、萨迦帕竹政权、甘丹颇章政权以及西藏和平解放后城镇化时期5个阶段。上述阶段分别呈现了该地域中城市文明初生、衰退、发展、成熟和转型的5种典型发展状态。在不同阶段状态下，卫藏地区各历史城镇的格局、宗堡与寺院簇群、典型宗教场所与标志性宫殿、寺庙建筑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变化，成为卫藏历史景观演进层积的空间载体，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全方位呈现其形态与基因的演变规律。

图1 卫藏历史城镇分布及其河谷部落景观特征(肖竞摄，曹珂绘，地图引自Google earth)

3 卫藏城市历史景观的价值关联与特征识别

城市历史景观的地域特征由物候、历史、人文背景等因素综合塑造。本节以拉萨、江孜、日喀则等卫藏历史名城为例，关联分析高原河谷环境、政教合一制度以及藏传佛教世界观对卫藏城市历史景观的影响，以此识别其地域特征。

3.1 河谷部落景观

卫藏地区的城市景观首先受到所处高原环境的影响。青藏高原地广人稀，用地以高寒、高海拔为主，远古时期藏族百姓多以游牧为生，唯有少量居民在水量充沛、海拔较低、气候相对温润的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雅砻河、年楚河等河谷平原中从事农耕生计②[7]。于是，上述地区逐渐成为藏文明的发源地，大量历史城镇与宗教聚落围绕流域水系串珠发育，奠定了卫藏城镇体系的格局[8-9](图1)。受长期游牧生活传统影响，拉萨、日喀则、江孜、泽当等城市即在河谷平原中建设，在20世纪中叶前也仍保持着松散的部落式空间结构，与汉地农耕聚落集中、紧凑的空间肌理大相径庭：民居建筑未经系统规划，围绕宗堡宫殿、大型寺庙簇状集聚，各簇群间以自发性道路相互连接，其间伴有大量农田、湿地景观，呈现出有机、离散的状态；雍布拉康、布达拉宫、江孜宗堡等象征统治者权力的地标建筑则选址建造于凸起的山丘之上，如“部落”首领俯控河谷，凸显出地位的尊崇；贵族宅邸在土地利用上也极为松散，住宅围墙内部有大量自然空间，住宅与住宅之间相隔甚远，如同一处处帐篷，是游牧景观的典型符号性元素。综上，半聚居、半游牧的河谷部落景观是卫藏地区历史城镇的典型特征，反映了高原河谷环境与游牧部落遗风对该地域城镇聚落发展的深刻影响。

3.2 政教双核结构

于长期政教合一统治下形成的双核空间结构是卫藏城市历史景观的又一特征。这种社会治理模式自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将佛教引入藏地后逐渐孕育，历经萨迦政权与甘丹颇章政权继承发展，成为卫藏地区历史上重要的制度模式[10-11]，并形塑了相应的城市景观。格局层面，拉萨、日喀则、江孜、萨迦等城市的整体结构分别由布达拉宫-大昭寺、桑珠孜宗堡-扎什伦布寺、江孜宗堡-白居寺以及萨迦南北寺等政教建筑群共同控制，其他功能性与居住性建筑围绕政、教中心聚集发展，形成特征显著的两大组团；簇群层面，拉萨哲蚌寺甘丹颇章、甘丹寺斯东康、江孜白居寺十万佛塔则与上述寺院中的措钦大殿(议事厅)构成寺院空间的政教双核，在建筑等级、形制以及空间位置上被凸显，并被分别饰以象征政权和教权的红白两色(图2)。这种双核象征最终在布达拉宫红、白宫殿的建造中达到巅峰，折射出卫藏地区特殊的制度背景。

3.3 圈层向心秩序

最后，受藏传佛教文化观浸润，卫藏城市历史景观还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向心特征。其原型来自以印度佛教曼荼罗图案圈层嵌套式组织结构阐释宇宙秩序的理想模型——坛城[12]。在江孜，白居寺以十万佛塔的建筑造型再现了曼荼罗的图案原型；在山南，桑耶寺以乌孜大殿、四辅殿、太阳月亮神殿象征须弥山、四大部洲、日月双轮，在整体布局中投射出坛城世界的结构秩序；在拉萨，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囊廓、八廓、林廓3层转经线路成为净界、治界、象界三大圈层的象征；哲蚌寺则进一步将上述圈层秩序内化到寺院“喇吉-堪布-吉根”的三级组织结构上，并体现在“措钦-扎仓-康村”三级空间单元中③[13-14]。上述城市景观对坛城模型的继承与再现不仅呈现了宗教事务对藏地城市景观的影响，也反映出佛教传播“前弘期”与“后弘期”卫藏地区信众对教义思想理解的转变和升华(图3)。

4 卫藏城市历史景观的时空梳理与层积解译

城市历史景观的特征与形塑机制伴随城市演进发展过程不断变化、层积。为此，本节进一步结合卫藏地区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从时间维度对卫藏城市历史景观进行“层积解译”(表1)。

4.1 吐蕃王统时期的孕生与聚核(公元前127—公元841年)

图2 卫藏城市历史景观政教双核结构特征(肖竞摄，曹珂绘，地图引自Google earth)

图3 卫藏寺庙建筑对佛教世界观的再现方式(肖竞摄、绘，部分底图引自参考文献[8、13])

吐蕃部族与王朝时期是卫藏城市文明的孕育期。雅砻河谷的雍布拉康、琼结地区的“青瓦六宫”以及吉雪沃塘(今拉萨)的红山宫先后建成于该时期，奠定了吐蕃文明通过在山巅建设统治建筑强化、突出王权的宫殿营造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6世纪后，吐蕃政权为传播佛教思想、巩固王权统治，又相继在辖域内建设了桑耶寺、墨如寺以及“十二镇魔寺”等众多寺庙，兴起了“前弘期”卫藏佛寺建设的热潮，初步奠定了藏地佛寺以曼荼罗图案为原型的基本形制，并逐渐孕育出藏地城市政教双心的空间聚核机制(图4、5)。

4.2 分裂割据时期的衰退与分化(842—1264年)

9世纪，朗达玛灭佛事件激化了卫藏地区佛教与苯教势力的矛盾，吐蕃王朝因此覆灭，佛教传播亦受冲击，卫藏城市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丧失，地区陷入400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在此期间，卫藏地区“采邑”势力④纷纷独立，形成割据政权[15]。上述地方势力虽秉承传统手法在各自辖域内建造了大量宫堡与宗寨，但高耸的堡墙、强化的高碉哨口以及内部加建的暗道系统均显示出该时期因战乱割据而造成的建筑功能与景观变化。另一方面，因灭佛事件而流亡各地的大批佛教僧众逐渐与地方势力融合，形成了宁玛、噶举、萨迦等流派分化，进而孕育出敏珠林寺、楚布寺、萨迦北寺等特征各异的地方佛寺，丰富了卫藏地区佛寺景观的多样性[16](图4)。

4.3 萨迦帕竹时期的复兴与整合(1265—1641年)

1265年，萨迦教派结束了卫藏地区的分裂割据局面，开创政教合一统治模式，将萨迦作为卫藏统治中心，并于1268年在服务于佛事活动的萨迦北寺对面兴建作为萨迦政权办公地的萨迦南寺，奠定了萨迦的城市双核。之后，1354年帕竹政权建立乃东王朝，将疆域划分为十三“宗”，并在各宗政府住地兴建和扩建宗堡[17]。于1354和1365年相继兴建的桑珠孜与江孜宗堡均延续了分裂割据时期地方宫堡建筑的防御性特征，并进一步拓展了原有空间规模，设置了供宗本⑤、军队以及其他附属仆役人员办公、训练和居住的房间、仓库、监狱，反映出该时期卫藏宗堡建筑空间组织的系统化[18]。此外，伴随1409年格鲁派的创立以及之后40年间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大型僧院⑥的建设，拉萨地区人口再度集聚，促进了下一阶段卫藏城市文明的发展(图5)。

4.4 甘丹颇章时期的发展与成熟(1642—1950年)

伴随教派势力在卫藏地区的不断壮大，格鲁派于1642年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分别将拉萨与日喀则作为政教统治中心，悉心经营。在此期间，卫藏地区的中心城市恢复了发展动力，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以及桑珠孜宗堡、扎什伦布寺和贡觉林卡等一大批宫殿、寺庙与园林建筑开始兴建和扩建，并逐渐发展形成今日之规模[19]。另一方面，受新政权扩充人员编制、鼓励邦部贵族与家眷迁往城市任职以及噶厦联合政府⑦成立等一系列政策、外交因素影响，城市中精英阶层人口快速增长，大量贵族官邸、拉章⑧与公共建筑陆续建成，使卫藏地区城市建成环境更加聚合、致密(图4、5)。

图4 布达拉宫唐卡、壁画中记录的卫藏城市营建历史(肖竞编绘，资料引自参考文献[16])

图5 卫藏地区典型城市历史景观的层积解译(曹珂绘)

4.5 现代化发展期的扩张与冲击(1951年至今)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汉地大批援藏人员、物资持续输入，卫藏地区正式进入城镇化阶段。半个世纪间拉萨城区人口从甘丹颇章政权鼎盛时期的3万人激增至55万，建成区用地从1km2拓展至43.1km2，泽当、江孜、日喀则等地增速亦远超之前千百余年。在此背景下，卫藏地区的历史建成环境景观受到了巨大冲击：高原河谷中的河流、湿地、田园逐渐被现代化建设填充，追求轴线对称与宏大尺度的现代道路取代了有机路网，河谷部落式景观特征消失；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扎什伦布寺等虽作为文化遗产受到大力保护，但伴随人民政府、大学、医院等新兴功能聚核的出现，曾作为城市灵魂的宫殿、寺庙与仪典空间在功能价值与精神气质层面失去了过往的统治力，在身份转变中尴尬地保持着物质空间的延续。上述矛盾与冲突投射、层积在该地区的城市历史景观中，反映了一种空间秩序的重构与文脉的断裂[20](图6)。

图6 卫藏城市标志性历史景观变迁(肖竞摄、编绘，历史照片引自参考文献[8])

表1 卫藏地区城市历史景观演进、层积过程梳理

5 结语

综合全文分析，在高原物候环境、政教合一制度传统以及藏传佛教观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卫藏城市文明形成了一套适应和匹配其历史地理背景的完备生活习俗、精神信仰与审美标准[21]。长久以来，这些习俗、信仰与标准一直为藏地的君王、民众、僧侣、匠人所遵循、沿袭，作用于其改造利用自然环境、设计创建人工环境的城市营建活动中，造就了卫藏地区城市具有地域性与层积性的历史景观。但在现代化与城镇化建设时期，卫藏城市建设过度依赖外地资本、人力以及技术的支持，使得现代文明的价值准则、技术规程在以强援弱的过程中悄然凌驾于地方传统智慧与建造技艺之上，进而导致城市千百年来有机层积的历史景观出现了文脉的断层，赋予其史诗气质的历史环境背景被现代建设所吞噬，特征性景观要素与其孕育机制的内生逻辑关联被彻底割裂。因此，对于卫藏城市文明的历史保护与未来发展而言，识别其地域景观形态与文化基因的特征关联，解译其历史景观的层积过程，是制定科学、在地保护更新方法的关键[22]。“文化生长自一种习俗和信仰体系之中”[23]，唯有充分学习、理解、融入卫藏文明固有的习俗传统与信仰轨迹，才能恢复其原生动力机制，持续推动该地区城市文明长久、健康发展。

注释：

① 古代藏区被分为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多康六岗三大版块。卫藏四茹即以吐蕃族为主体的伍茹、约茹、叶茹、茹拉部族活动范围，大致等同于今拉萨、山南与日喀则地区辖域范围。

② 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吐蕃”政权在藏语中意即“高原河谷平原”，印证了其发展的自然环境特征。

③ 藏语中“措钦”意为“全寺的政殿”、“扎仓”为僧侣学经单元(学院)、“康村”为僧侣起居生活的僧舍区。与之相应，“喇吉”为全寺的管理委员会，在“措钦”大殿议定寺院总体事务；“堪布”主管所辖扎仓僧众的学经活动与相关产业；“吉根”则为“康村”长老，总管“康村”大小事务。

④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一些部族在承担税法、服从赞普敕令的条件下，仍享有继续统辖领地的权利，这些区域被称为“采邑境界”(地方势力范围)。

⑤ “本”在藏语中意为“人”。“宗本”即地方“宗”政权的管理者。

⑥ 每座寺院平均人口3 000～5 000，占地15hm2上下，规模远超之前寺庙，相当于现代城市中的大学。

⑦ 1720年，清廷涉足西藏地方政务，设立噶伦联合政府。1751年乾隆朝更名为“噶厦”政府，并设驻藏大臣参与执政，于拉萨、日喀则等地建立馆所。

⑧ “拉章”原指藏传佛教宗教领袖的住地，后逐渐演变为宗教领袖办理政教事务的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