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喜娥

绿色基础设施具有广泛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公共价值及生态价值[1]。然而，作为一种典型的拥挤性公共产品，绿色基础设施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绿色基础设施存在一定的“外溢效应”，不付费者与付费者同样享有绿色基础设施带来的益处，不能阻止不付费者的消费，即“搭便车者”也可受益，易导致集体行动困境。消费者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按照自己的方式无节制地消费绿色基础设施，打破供需平衡，从而导致“公地悲剧”[2]。此外，绿色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有利的影响或收益无法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很难计入开发者的成本，大大影响了开发者的建设热情，导致我国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以政府为主，企业和公众参与程度较低[3-4]。

绿色基础设施经济收益的非直接性，使得其社会、文化、生态价值的货币化成为推动项目规划设计的重要问题。政府、公众、社会组织都可能成为绿色基础设施的受益者，应从多元主体视角进行正外部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本文将绿色基础设施除直接经济成本和收益外的价值，统称为社会效用，包括环境生态足迹的降低、居住环境的提升、交通状况的改善、文化生活的丰富等多个方面。城市发展不可避免伴随破坏环境的行为，如为抵御自然灾害，获取更多建设用地等，随着可持续发展、生态发展理念的深入推进，必须权衡绿色基础设施开发的经济收益与综合利用的机会成本[5]，从而，绿色基础设施社会效用的评估成为首要问题，也是提高企业和公众参与程度的有效手段[6-7]。

条件价值法基于调查研究，通过问卷构建一个公共产品可交易的虚拟市场，探究特定群体可能的支付行为，是一种估计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直接方法[8]。CVM已广泛应用于各类型非使用价值评估中，但大多停留在水、空气、生态多样性等自然资源层面[9-10]。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应用CVM评估旅游资源的非使用价值、环境价值、耕地资源保护非市场价值、文化遗产资源价值等方面[11-14]。针对绿色基础设施的应用研究也已展开，如在城市规划中利用CVM评估公园的改造价值，得出公园改造的整体与个体收益，以及政策建议[15]，或者评估湿地的非使用价值，对比湿地环境保护和开发价值[16-17]，但综合考虑环境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分析鲜见。

本文将环境和社会因素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框架中，应用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评估绿色基础设施的社会效用，探究影响人们对绿色基础设施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为城市管理者决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1 社会效用评估方法概述

社会效用在成本—效用分析中经常被忽略，因为评价主体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为主，且社会效用无法直接通过市场价格反映，与市场机制存在一定冲突。此外，社会效用的经济价值的评估存在一定难度，分析方法和程序相对复杂，可操作性较低。

对社会效用感知利益，个人偏好是评估的重要来源，进行社会效用评估，首先应明确经济主体的偏好受评估对象影响的程度。偏好无法直接通过经济方法度量，只能通过非直接的方法，用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作为收益，以接受补偿的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 Compensation，WTA)作为成本度量[18]。从而，绿色基础设施货币价值和外部性与“消费者剩余”息息相关，也就是个体可能的最大支付与实际支出之差。消费者剩余实际上代表了理论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异，当理论价格大于实际价格时，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行的。条件价值法是基于消费者剩余的公共产品经济价值评估方法。

图1 苏州金鸡湖景区区位图

样本群体通过访谈直接表达对公共产品供给变化的最大WTP，或最小WTA。绿色基础设施的价值包含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前者是直接使用的效用，后者是被动价值，虽然有的群体并未直接使用，但也可以获得其效用，并愿意为之付出。条件价值法可同时估计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对绿色基础设施显然更为适用。

1947年，经济学家西利西·温查普(Ciriacy Wantrup)意识到土壤侵蚀防治会产生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正外部效益，这种效益无法直接测定，提出了采用直接调查访问法了解人们对公共物品的支付意愿，形成了CVM的雏形。1963年，罗波特·戴维斯(Robert Davis)首次应用CVM研究美国缅因州一处林地的休憩、狩猎的娱乐价值。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汉纳蒙教授(Hanemann)分析了CVM的经济学基础，提出了CVM与随机效用最大化原理和支付意愿等的联系。此后，CVM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完善，成为评价非市场公共物品与资源经济价值最常用的有效工具[19]。

CVM是从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让被调查者在假想的市场环境中回答对某物品的最大WTP或最小WTA，采用相应的数学方法评估其价值。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人为保持效用不变会进行支付。CVM就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引导出被调查者的补偿变化，这个变化表示的就是个人的WTP。总价值T为：

其中，N是假想市场的大小(人口数、家庭数量等)，E(WTP)是被调查者WTP的期望值。

2 苏州金鸡湖景区社会效用评估

2.1 金鸡湖景区概况

金鸡湖景区位于中新合作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中部，地理位置为东经120°40′、北纬31°21′左右，东西最宽约2.7km，南北最长约3.5km，总面积11.5km2，其中水域面积7.4km2(图1)。金鸡湖属太湖的一个支脉，周围共有进出水河道10余条。金鸡湖地区是苏州工业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位为公共的城市湖泊景区，将其打造成为以水见长、集休憩娱乐为主的城市综合性公园，通过环湖区域的开发利用，为城市居民提供怡人的生活环境和休闲娱乐空间。苏州以古典园林闻名于世，金鸡湖景区拥有丰富的现代化建筑景观、优美的城市湖泊风光、多元化的国际都市风情，这些现代文明要素与苏州传统的古典园林、水乡古镇等文化旅游资源形成重要互补，作为典型的绿色基础设施，金鸡湖景区的社会价值已真正得以体现，具有很高的典型性与代表性，研究结果对其他绿色基础设施社会效用评估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金鸡湖环湖区域考虑旅游开发功能以及土地开发收益的平衡，结合基地特色，环绕金鸡湖设置了城市广场、湖滨大道、水巷邻里等8个特色景区，分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特点，由一条连续性的开放空间系统串联起来。金鸡湖复合了经济、景观、公共活动、交通节点等多种复杂功能，对整个城市的面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金鸡湖景区的规划基于公共利益为先导的理念——即金鸡湖是市民的金鸡湖，湖滨是城市的公共资源，立足于公共资源受益者首先应是公众的理念。

2.2 研究方法

社会效益评估的主要目的不是根据帕累托最优原则评估所有社会成本和收益，而是评估潜在利益相关者可以从目标区域改造获得的感知利益和成果。因此，通过CVM评估的社会效益仅仅是项目的效益之一。与传统的评估方法不同，CVM涉及对社区认为不受控制的环境治理效益的评估，即包含生态环境相关方面改善的货币价值。然后，基于个人WTP的调研结果，得出对目标区域改造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的货币价值。

CVM方法的应用首先是向目标区域周边的利益相关者提交相关问卷并获取结果。本文基于开发前的金鸡湖景区，设定2种不同的情景：1)对金鸡湖景区实施绿化，改造水质，维持区域原貌；2)对金鸡湖景区实施保护式开发，保护与发展并重，传达绿色基础设施在社区中的价值，打造成开放的城市湖泊公园。

本文采用重复投标博弈法(Iterative Bidding Game Technique)问卷格式，受访者决定在特定条件下，如果有获得具体物品的机会，可为此物品支付的价值。此问题可通过开放式格式、重复投标格式、支付卡和二分选择等不同的方式提出。在投标博弈中，受访者面临若干轮离散的选择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即是开放的WTP问题。这种形式有助于受访者思考，最大限度获得其真实偏好。问卷步骤如下：1)设计价值评估问卷；2)定义随机样本；3)采访获取数据；4)描述性数据分析与解释；5)评估因环境污染、公共空间破坏等导致的社会效用减少的货币价值；6)评估因目标区域开发导致的社会效用增加的货币价值。

上述步骤中，价值评估问卷设计是关键，即以正式方式列出问题以获得所需信息，旨在得出个人对目标区域的改变的估值。价值评估问卷可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概况介绍，使受访者认知价值评估的目的、目标区域的特征、不同的开发方式的内容和具体的价值评估情景。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基于重复投标博弈法，包含了一系列针对不同情景的具体问题，来获取受访者的最大WTP。第四部分是受访者的基本经济社会特征，以便确定调研样本对利益相关群体的代表性，以及WTP根据受访者特征的变化情况。

图2 意愿支付与不愿支付的原因分析图2-1 意愿支付原因分析图2-2 不愿支付原因分析

总而言之，WTP评估方法的效果是根据所宣称的货币价值来衡量的。重复投标博弈法中，每个人都可以从一系列预定金额中随机选出一个支付数额。本文问卷中，确定了4个起始值(通过对开放式引出格式的初步访谈)，逐一提供，这一定程度上强调了WTP对起点数额的轻微依赖。这种设定是合理的，因为受访者没有对金鸡湖社会价值估值的经验，因此，在设定价值中选择更能反映真实支付意愿。

对目标区域周边的利益相关群体进行分层抽样。第一层通过确定以目标区域为圆心确定的同心圆来获得，其中又细分为0～100、100～200、200～500m 3类。第二层在每一细分子类中，根据性别和年龄确定。本研究通过对受访者的个人直接访谈进行，于2016年3月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67份，去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36份，问卷回收率为87.2%。

2.3 结果分析

2.3.1 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特征

从性别来看，有效问卷中，男性有203人，占46.6%，女性有233，占53.4%，说明金鸡湖区域中女性比男性的占比要高。这一方面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角色有关，女性有更多的时间出游休憩；另一方面也与地区人口结构有关。2015年末，苏州工业园区人口男性占比49.8%，与调查结果基本相符。

从年龄层次看，受访者的年龄介于18～70岁之间，年龄段在25～39、40～55岁的受访者占比分别为35.09%、27.06%，共占比62.15%，反映了金鸡湖区域的发展活力，这与苏州工业园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占比63.7%偏差不大。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总体较高，大专及以上的占比达到41.9%。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 434元，而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 390元，可见金鸡湖区域人均收入较高。

2.3.2 支付意愿分析

有效问卷中，愿意为金鸡湖改造而支付费用的有325份，占比较高(74.5%)，平均WTP为165元。与期望不同，与金鸡湖的距离对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影响不显著。一方面，500m范围都是金鸡湖作为绿色基础设施的影响范围，故在3个距离层次上，受访者的支付意愿相似[20]；另一方面，政府对金鸡湖建设的宣传很到位，周边居民大多持支持态度，有强烈的支付意愿以改造金鸡湖环境。

受访者的支付原因中，大部分受访者是因为家庭、社会和未来的原因而支付，分别占24.92%、21.84%和17.85%(图2-1)。此外，只有4.92%的受访者是因为投标值比较低而愿意支付，从而，绿色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评估中蕴含了未来的考虑。在不愿意支付的原因中(图2-2)，30.63%的受访者认为投标值过高，其次是需要更多其他设施和使用人数少，分别占17.12%和16.82%。

2.3.3 WTP影响因素的多变量分析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相关性最强的是年龄因素。整体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支付意愿也相应增长，这可能是因为年龄与收入水平相关。例如，在40～70岁区间内，呈现双峰分布特征，即使绝大多数受访者的绝对支付金额超过120元，仍有28.8%的受访者不愿支付大于50元的金额，因为这个年龄段内，即使有支付意愿，许多退休人员的收入条件也不允许他们支付过高的金额。

基于此，WTP与工作类型息息相关，低收入群体的支付意愿(学生、家庭主妇、退休老人等)明显低于高收入群体(白领、教师、自由工作者等)。此外，群体收入的稳定性也对WTP有一定影响，有着稳定收入的群体支付意愿更高些。事实上，调研结果也支持这个结论。

此外，性别对WTP也有着显著影响，男性的支付意愿更高些。在问卷中，愿意支付80元以下的基本为女性(79.94%)，而愿意支付240元以上的基本为男性(75.35%)。不可忽视的是其中反映的收入差距，男性的收入差距要高于女性。显然，教育水平对WTP的影响非常显著，在主要的支付意愿中，低于80元的几乎都为高中以下，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收入水平与学历水平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为分析WTP的影响因素，建立Logit回归模型。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可用于拟合一个线性概率模型，但因变量WTP是离散的，其误差项的异方差性质使得Logit回归模型更为适用。从而，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为支付意愿衡量变量，受访者愿意支付为1，否则为0。B为支付值的对数，V为金鸡湖使用程度的衡量变量，若每月去一次以上为1，否则为0。I为受访者的年收入(千元)，a为年龄，S为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图3 WTP分布

变量B、I用来检验理性选择理论，V检验非使用价值的影响，人口变量A、S用以检验影响WTP的社会因素。Logit模型回归结果表2。

模型回归系数为解释变量的单位变化导致WTP的百分比变化[21]。因此，如果投标价值增加或受访者使用金鸡湖，则WTP将显著降低，分别约39.67%和201.14%。而收入每增加1元，WTP将增加约0.31%，年龄每增加1岁，WTP将增加4.25%。同样地，性别的影响也有11.11%。

2.4 社会效用增加值

毫无疑问，金鸡湖景区的开发一定会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WTP分布的估计是通过回归受访者对相应WTP的累积频率进行的。通过对不同形式的回归曲线的分析(线性、半对数和对数函数)，与其他2个函数相比较，对数函数似乎是可以最好地应用于数据的函数，R2等于0.92，是三者中较高的(图3)。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以苏州金鸡湖景区为例，利用CVM方法评估绿色基础设施的社会效用，得到如下结论。

1)对于苏州金鸡湖景区，平均WTP为165元，总WTP价值为1.162 3亿元，充分表明了对金鸡湖进行保护性开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作为决策者决策时的重要参考。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 =325)

表2 Logit模型回归结果

2)结果表明，WTP受年龄、性别和收入的正向影响，而受到出价价值和是否使用金鸡湖的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非常显著，可见，模型满足理性选择理论，即收入越高越愿意付出，而要价越高越不愿付出。此外，性别和年龄等社会因素确实对结果有明显影响。

3)是否使用金鸡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WTP的影响权重非常大，如果经常使用金鸡湖，则支付意愿将明显降低，这貌似有违常理，不经常使用金鸡湖的受访者却会为金鸡湖的改造开发支付更多，但实际上，恰恰说明了金鸡湖景区更高的非使用价值，有的群体并未直接使用，但也可以获得其效用，并愿意为之付出。从而，绿色基础设施的社会效用不一定建立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之上，即除了经济效益外，金鸡湖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同样会使人受益，而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地区，社会效用将会更大。

4)量化绿色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可以引起人们关注绿色基础设施的潜在经济价值，从综合增值效益方面为绿色基础设施争取地位，评估开发后绿色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效益影响，形成验证、反馈机制，为绿色基础设施的开发、绿色基础设施保护与规划提供依据。对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经济价值分析成果可为政府、开发商开发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形成以市场调控机制结合政府政策等形成新开发与再开发模式与设计引导。将绿色基础设施等这些由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建设带来的经济增值效益合理地还原并服务于城市公共建设，可实现外部效益的内部化，为政府和开发商之间收益的合理分配提供一定的依据。

3.2 结论

由评估结果和讨论可得，CVM方法是了解利益相关者对绿色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货币价值评估的重要方法，通过基于CVM的成本效益分析，可以有效地辅助决策。以苏州金鸡湖为例，虽然保护开发的意向明显具有重要的社会生态效益，但在决策阶段，通过实证研究的结果和结论，可为决策者提供理论依据[22]。本文的案例研究为相关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方法框架，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应考虑案例的具体情况，在模型设定等方面符合当地的经济社会特征和决策需要，从而使得结果更有针对性。此外，对样本的选择也是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为更好地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行更为细致的分层抽样、分地域抽样，结果的可靠性将更高。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