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 悦

清朝皇帝从开基创业的清太祖努尔哈赤时起，即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

其后继者则是将吸收汉族文化与保留本民族传统并重，并把这种理念融入到对其后世子孙的教育中。清代高素质皇子的养成，颇为不易。

建立清朝的满族，旧称女真族，本是世代生活在中国东北山林间的狩猎民族，与汉族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不过，从开基创业的清太祖努尔哈赤时起，即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其后继者则是将吸收汉族文化与保留本民族传统并重，并把这种理念融入到对其后世子孙的教育中。

开国皇帝的延师教子

清朝奠基时期的太祖、太宗虽是驰骋疆场的马上皇帝，却都对发展本民族文化有过重要贡献。他们不仅是满文的创制和改进者、八旗学堂的创建和推广者，同时也开创了满族皇帝教子学文的先例。

早在努尔哈赤还是建州女真贝勒时，就把浙江绍兴人龚正陆招至帐下，授以「色夫」（后译为「师傅」，满语「教师」之意）名号。虽然龚正陆只是粗通文墨的汉族商人，但其长期在辽东经商，熟知满、蒙语言，努尔哈赤对他「极其厚待」（中国科学院、朝鲜科学院合编《李朝实录》，中国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命其掌管与明王朝、朝鲜往来的文书，兼教授自己儿子们读书，开内廷皇子学习汉文化之先河。

皇太极早年即受汉文化熏陶，是其诸兄弟中唯一能识汉字者（李民《建州闻见录》，《清初史料丛刊》，一九七八年）。他继位不久就将振兴文治、「参汉酌金」定为治国方略之一，建文庙、兴科举，设八旗官学，选派汉族儒生任教。皇太极曾颁布「劝学令」，命满族八旗贝勒大臣送家中八至十五岁的子弟入学读书，同时也让自己的儿子接受汉文化教育。其第五子硕塞，仿汉族文人之习，自号「霓庵」，雅好丹青，作山水画师法于元代倪、黄二家，「秀韵天钟，无尘世气」（冯仙等纂《图绘宝鉴续纂》）。第六子高塞，自号「敬一道人」，「好读书、善弹琴、工诗画、精曲理」（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五「谈艺五·敬一主人诗」，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多与流放辽东的明末文人、僧道交游唱和，有《恭寿堂诗集》传世。此二人作为清入关前的皇子，能有如此文化修养，很真实地反映了清朝奠基时期皇子教育的文化倾向。

待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初的顺治朝，战事频仍，诸制草创，且顺治皇帝二十四岁即告早逝，有关皇子的教育等项制度尚不完备。从康熙皇帝玄烨晚年追忆及后人转述中可以了解到，玄烨五岁即随朝站班，虽曾入设在懋勤殿的书房读书，但「国书」（满文）却是其祖母（孝庄皇太后）的侍女苏麻喇姑「手教」（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显然难称正规。及至康熙朝，国内局势日趋稳定，且玄烨在位时间长，皇子众多，内廷皇子教育作为宫内日常事务才渐有定例可循。

洋教士笔下的康熙教子

由于皇子深居宫禁，又是皇帝家庭成员，身份特殊，外界鲜有关于他们生活的详细记载。幸好在康熙朝一些颇受康熙皇帝优礼的西洋传教士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皇帝，并记录他们感兴趣的见闻，使人们得以了解清宫皇子生活的某些侧面。

康熙前期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其所著《康熙皇帝》一书中，根据他的观察了解，叙述了当时皇子教育的一些情形。首先，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公认的博学之士中为皇子严格挑选教师，以期他们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其次，康熙皇帝重视对皇子的道德和意志教育，在皇子们刚学会走路时就教他们骑马射箭，以这些训练代替娱乐和游戏。皇帝希望皇子们从小就在艰苦环境中得到锻炼，并「习惯于食用狩猎得来的粗糙肉类」。（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皇帝》，《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第三，皇子们要同时学习满、汉两种语言文字，而且要都能流畅自如地运用，不到十岁的皇子就需要读完「四书」中的前三部（《论语》、《孟子》、《大学》）。第四，对于具有储君身份的皇太子允礽，康熙皇帝寄予厚望，经常亲加教诲，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国学有了颇深的造诣。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也记载说，在他一六八二年随康熙皇帝东巡盛京时，当时尚不满十岁的允礽即骑马跟着父皇走在队伍前面，并参加沿途的狩猎活动。（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转引自白晋等著，徐志敏、路洋译《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人民日报出版社，二〇〇八年）显然，康熙皇帝有意让皇太子允礽了解满族的传统并经受锻炼。

另一位法国来华传教士热比雍（汉名张诚），曾多次伴随康熙皇帝出巡塞外蒙古和东北地区。在他的日记和其他形式的记录（往来书信等）中，可以看到皇子们随父皇狩猎的具体描述。他曾亲见康熙皇帝在一次塞外狩猎时，召来三个小皇子参加到狩猎队伍中，皇子中大的十四岁，最小的只有九岁。张诚还记述了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一次狩猎时，康熙皇帝亲自教儿子们按满族猎人习俗食用鹿肉的情景。在狩猎中，康熙皇帝还让皇子们亲身体验满族「围猎」和「用模仿鹿叫的方法猎鹿」（即所谓「哨鹿」，满语称「木兰」）的传统捕猎方式。（《张诚日记》，转引自白晋等著，徐志敏、路洋译《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很明显，骑射狩猎的民族传统，是满族皇帝教子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此后直至道光时期，清宫皇子们在这方面一直受到系统的教育和训练，并以娴于骑射作为彰显民族身份的重要特征。

对于康熙朝皇子们的学堂生活，白晋曾有这样的记载：「每天我们看到这位皇子（皇长子允禔）和他的弟弟们去毗邻皇宫的宗学（上书房），度过既是学习又是合乎他们身份的锻炼生活，皇帝经常到那里看望他们，并亲自检查他们的学习和锻炼成绩。」（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皇帝》）由于各方面的局限，传教士们没能更多地描述皇子们的文化水平，不过从一些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康熙皇帝的二十个成年并获封爵的皇子中，大都有诗文书画作品传世，其中皇二十一子允禧是著名的宗室画家。皇三子允祉、皇十六子允禄还曾奉旨编纂有关乐律和天文历算方面的典籍。结合洋教士的叙述，我们在脑海中也可以形成当时皇子颇具文化艺术素质的基本印象。

皇家阿哥的学堂——上书房

雍正至道光朝的百余年间，是清宫皇子教育制度正规实施的时期。雍正初年于内廷乾清宫东南庑房正式设立上书房（或称「尚书房」），作为宫中固定的皇子（乾隆后期还包括皇孙、皇曾孙等）读书之所。因清代皇帝每年大半时间居于圆明园、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皇子须随驾前往，所以各常住御苑内也常设上书房性质的处所。位于皇宫御苑中的上书房均要按统一制度进行管理。

严格规定入学年龄

清宫惯例，皇子年至六岁（五周岁左右）即入上书房读书。至于「毕业」年龄，原则上，到十五岁成年结婚分府时结束基础学业，但多数皇子很难至时即分府出宫，而且即使成婚出宫自立门户，如年纪尚轻且未委以其他职任，仍需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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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带着儿子们学习狩猎

◎ 这些年幼的皇子们从早到晚背着箭筒，一手持弓，时而纵马奔驰，时而缓辔而行，时而住马不前向猎物射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每天都在马背上风吹日晒，但不论是哪一位皇子，没有一天是空手而归的。连最小的皇子也搭上他的小箭，射死了两只鹿。

◎ ……他们认为鹿的肝和臀部是最精美的部分，皇帝亲手收拾他猎获的那只公鹿的肝，三位皇子和两位驸马在一旁帮忙，皇帝陛下非常高兴地把满族人收拾鹿肝的方法教给他们，在把一片片鹿肝烤吃之前，皇帝把它分给皇子们，而后，每个人都仿照皇帝和皇子们的方法开始烤肉。入上书房读书。如此，成年皇子在上书房学习时间一般都可达到十年以上。

—白晋等著，徐志敏、路洋译《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人民日报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上书房的作息时间

从入学起，宫中小阿哥们就开始了并不轻松的读书生活。一位乾隆时期曾任职内阁、军机处的文臣记载，他每逢早班入值，五鼓（凌晨四时左右）进宫，百官尚未上朝，黑暗中「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由此感叹「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赵翼《檐曝杂记》卷一「皇子读书」，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事实的确如此。按制，皇子们每日寅时（凌晨三点至五点），就要到达上书房，先练习拉弓射箭和学习满、蒙语言，正式上课从卯时（五点至七点）开始，至辰初二刻（七点半）吃早饭，午正（十二点）吃午饭。放学（宫中称「下书房」）则在未正二刻（下午两点半）。课间有休息一至二次，每次不超过一刻钟。如为分府出宫后仍入书房读书的皇子，放学可提前到午初（十一点）。

上书房「放假」（宫中称「无书房」），只在每年几个重要节日，即万寿节（皇帝生日）、元旦（正月初一）、端午、中秋及皇子本人生日等，总共不超过十天，连除夕也要按时早起至书房，只不过因新年将至，在辰正（八点）即可「下书房」。此外，每年初伏至末伏间的酷暑期（嘉庆时改为夏至后到立秋前，约一个月的时间），每日课程减半，午初（十一点）即放学。春节前后「封印」至「开印」的近一个月中也是如此。这两个月的「半日制」（宫中称「半功课」），也就相当于皇子们的暑假和寒假了。

课程及师资力量

上书房教学内容分两大类：主课是汉文经史诗文。嘉庆皇帝曾回忆，他为皇子时，六岁入上书房读「四书、五经」，十三岁学作诗，十七岁学作文（章乃炜《清宫述闻》五「乾清门内南庑各处·上书房」，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九年），此即开课的先后顺序。这类课程的教师，宫中按满语称为「师傅」，多由皇帝指派品学兼优的翰林文臣担任，皇子各有专师授读。其上又设「总师傅」一人或二三人，一般由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尚书等朝中重臣兼任，虽不专司授课，但须每月亲临稽查。这些出任总师傅、师傅的人中，不乏学问优长、德高望重的宿儒名臣，相当于皇帝为儿孙们聘请的「家庭教师」。皇子皇孙们要对其恭谨敬重，师傅们也要对皇子学业及在书房的其他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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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读书之不易

◎ 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即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唯诗文书画尽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

—【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一“皇子读书”

第二类课程是带有满洲民族特色的「国语骑射」。清代皇帝一向视此为「立国之本」，自然也是子孙们的必修课。在上书房「国语骑射」分满、蒙语言和骑射两项，教师分别从满蒙八旗翻译官员和武职中选任。这些满族官员对皇家而言为「奴才」身份，无权享受皇子「师傅」的尊称，教语言者分别称满洲、蒙古「谙达」（满语「僚友」「伙伴」之意），教骑射者称伯哩（满语「弓」之意）谙达，其上又设负责稽查的「总谙达」，由满洲八旗大员出任。谙达与凤子龙孙身份的学生相见时，不仅不敢摆出「师道尊严」，还必须自称「奴才」，向这些孩童长跪请安。不过，他们毕竟是奉旨选派入宫教学，「国语骑射」又是皇帝极为重视并经常考核的技能，教者、学者都不敢懈怠，因此师生地位的差异并不影响教学质量。

尽责的「家长」——乾隆皇帝

清代皇帝教育皇子，在清朝各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大体言之，康熙朝及以前，皇帝更注重儿子在保持「国语骑射」家风的同时，用功读书增长学识，缩小与汉人的文化差距。清中期以后，满洲贵族已普遍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皇帝教子主旨也相应有所调整，其明显的转变完成于雍正至乾隆时期。

雍正皇帝（皇四子胤禛）是在与诸兄弟角逐中获胜入承大统的。曾亲见康熙皇帝的诸皇子虽自幼读书，才学风雅不逊汉族文士，成年后却拉帮结伙争斗不息，以致扰民乱政，甚至危及皇权。因此，他继位后御题「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置于新设上书房，意在告诫皇子读书应以正身立德为本。这也可以视为教子主旨从「读书习文」向「读书明理」转变。

在「秘密建储」制度下顺利登基的乾隆皇帝，对康熙朝皇子争斗并非一无所知，对父皇的教子主张也心领神会，既亲书「养正毓德」作为子孙读书修身准则，又以日理万机之身恪行「家长」职责，对皇子不当之行，宁可「小题大作」，决不姑息放纵。

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擅长书法的皇十一子永瑆（时十五岁），为弟永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题写扇面时，属款「兄镜泉」，乾隆皇帝见后认为「非皇子所宜」，借题发挥，大作文章。次日即传谕，先归咎于「上书房师傅出于书生习气，以别号为美称，妄为皇子取字」，斥其「鄙俗可憎」，又严肃申明「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其有裨于立身行己」，而不应去追求寻章摘句、崇尚虚名的「末务」。即使皇子「善词章、工书法，不过一艺之长」，乾隆皇帝对此「不以为喜」，「若能熟谙国语，娴习弓马，乃国家创垂令绪，朕所嘉尚实在此而不在彼」，并命将此谕张贴上书房，使「诸皇子触目警心，咸体朕意」。（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之一「训谕一」，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对皇子在重要场合的失礼行为，乾隆皇帝则作为严重事件公开处理。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他得知皇长子永璜（时二十一岁）在为富察皇后治丧期间，「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不仅严厉训饬永璜，且谓「阿哥之师傅、谙达，所以诱掖训诲阿哥以孝道礼仪者」，永璜之错，皆因他们「平日并未尽心教导之所致也」，对相关王、大臣和上书房师傅、谙达，分别给予罚俸三年或一年处分。（《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对成婚出宫仍入上书房读书的皇子，乾隆皇帝仍要求严加管束。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五月，他得知皇八子永璇（时二十五岁）未告知师傅即离书房外出办理私事，斥其行为「殊属非理」，对永璇严加训诫，失察之总师傅、师傅也受到惩处。乾隆皇帝还结合此事申明，阿哥入书房非只为读书，尚有借此「检束身心」之用意，如任其肆意出入，恐被外间居心叵测者利用，由「结纳依附」而生种种弊端。（《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五年后，皇长孙定郡王绵德与部员秦某交结馈赠，乾隆皇帝立命革绵德王爵降为闲散宗室，并将其师傅李某革职逐出上书房，处理毫不留情。（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之二「训谕二」，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乾隆皇帝八十岁那年（一七八九年），上书房中仅永璘（时二十四岁）为皇子，余者均为皇孙、皇曾孙等，他从门卫记录中发现，上书房师傅七日内竟无一人入值，认为「其过甚大」，连发二谕切责，对总师傅刘墉等十余人分别给予降职、降级、革职留任处分。五世同堂的古稀天子，为子孙教育仍如此「小题大作」，令人感叹。

嘉庆、道光二帝，都曾是乾隆上书房中的学童，也是其教子之道的亲身体验者，在他们执政的几十年中尚能依样遵循。可叹的是咸丰皇帝以后数十年间，清宫竟无皇子诞生，在大清朝「气数将尽」的岁月里，上书房里的琅琅书声已成绝响，同、光两朝皇帝只能听凭慈禧太后摆布，自己却无子可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