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 谢盛

高尚的道德、正直的人品、老成的性格、卓越的学识、不凡的气度、端庄的仪态、俊朗的仪容和清亮的嗓音。只要符合了其中的某项标准，或具有综合优势，就能成为大明朝太子的东宫讲读官。

菊糖的糖苷键是不能被人体肠道酶消化的，食用菊糖不会影响血糖水平和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因此对于Ⅱ型糖尿病、肥胖和其他血糖疾病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性食品[20]。此外，菊糖被认为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通过增加排便次数和粪便量影响肠功能，提高结肠部位对矿物成分（如钙、镁）的吸收，以及促进VB的合成[22-24]，最近有研究发现，菊糖对直肠癌、结肠癌和乳腺癌有预防和抑制作用[25-26]。

太子的东宫讲读官事关皇储的教育和国本的安危，其选择必须要有严格的标准和很高的门槛，这样才能为大明帝国培养出合格的储君来。

明代太子老师的正式名称

明代将太子（俗称「东宫」）视为「国本」，十分重视太子的教育。除了重视太子教育的内容外，还特别注重教育官员（老师）的选择和除授（拜官授职）。因为皇帝深深知道，教育太子的官员的人品和学问，直接影响到太子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明代太子的教育官员，是指对太子进行道德、文化教育并辅导其学业的官员。虽然明初设立了太子三公（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三少（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和詹事府（主要负责皇子或皇帝的内务服务）、春坊（太子宫所属官署名，分左、右二春坊，统领司经、典膳诸局）等官员以辅导、教育太子，但为避免太子与大臣勾结篡权，朝廷之后决定将上述机构与太子教育脱钩——太子三公、三少成为荣衔（荣誉称号），詹事、春坊成为翰林官员「迁转之地」（翰林院实官最高仅为四品，而詹事府、春坊实官则为三品，所以翰林官员要升官，就可以从四品的翰林院官员升为三品的詹事府、春坊官员，但实际并不主事），只有获得朝廷明确指派的官员，才可能充当太子教育的重任。这些官员，可能来自詹事府、春坊，也可能来自翰林院等其他机构。

自此以后，太子的教育官员不再以「太子三公、三少」和「詹事府」、「春坊」为标识，而另有专门名称——东宫讲读。以《明宪宗实录》所载太子讲读官任命为例：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年）二月，皇太子（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出阁进学时，明宪宗皇帝（成化皇帝朱见深）任命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万安等三人「提调各官讲读」，属于东宫讲读的管理者；另有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王献、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黎淳等六人「更番侍班」，即在东宫讲读时陪侍；而翰林院学士彭华、侍读学士江朝宗、左春坊左庶子刘健、左谕德桂敏政、翰林院侍读周经、修撰陆釴、张昇、张颐则「更番讲读」，此八人才是真正的东宫讲读官。

学历资格：唯重科举出身

同年六月，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郭纴提出，讲读之官必须择取「忠荩著称」和「学术无偏者为之」，而「憸邪忌刻之徒，一切勿取」。（《明孝宗实录》卷八九）殷士儋「侍裕邸讲读」（裕邸指裕王朱载垕，时为世宗长子，实际相当于太子）时，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方精简儒臣为辅导官，士儋念天下治忽所系，每进讲，必斋戒存诚，至君德治道所关及理乱兴亡之际，权奸女宠宦寺外戚之祸，未尝不危切言之，冀有所感动」。（《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五）显然，殷士儋就是因其符合明朝廷的道德标准而被选为东宫讲读官的。陶大临是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丙辰科榜眼，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身份被「召侍上讲读于春宫」。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树立了牢固的理学观念，在进讲过程中要求太子（即后来的明神宗朱翊钧）「正心、窒欲、法祖」。（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六）

太子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与讲读官的业务能力息息相关。业务能力主要包括两方面：

水利智慧网是将物联网应用于水利信息采集和监控的现代化智能网络技术。物联网是按照约定协议，通过传感器将各种网络连接起来进行信息的交换和通信，实现智能化和识别、定位和监控管理的网络技术。将物联网应用于水利建设，可极大地提高水利信息化和水利自动化。

道德标准：孝道与孝行

除了科举资格外，明朝廷对太子讲读官最看重的就是道德品格了。

明代皇帝和大臣在为太子选讲读官时，首先看重其是否牢固树立了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的道德伦理观念，是否忠君爱国，敬宗法祖，以保证他们在授课过程中将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太子。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年）正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文昇上疏提出，太子讲官应当是名实相符之人，至于心术不端者则「不使之与」。（《明孝宗实录》卷八四）

太子东宫讲读官必须具有的资格，就是科举出身。如果说明前期太子教育官员尚有像宋濂、吴与弼这样非科举出身的讲官的话，那么后来的东宫讲读官都必须是科举出身，而且科考成绩越好，越容易获选。例如明洪武时期的太子讲官黄子澄，乡试第二名，会试第一名，廷试第三名，授命为翰林修撰，不久便兼任春坊官，侍东宫讲读。明宪宗（朱见深）的东宫讲读官孙贤，为「景泰甲戌进士第一」（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八七），授翰林院修撰，明英宗天顺初年任左中允，成为太子讲官。又如明孝宗（朱祐樘）居东宫时的讲读官罗璟，为天顺八年（一四六四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探花），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年）被选为太子讲读。同为明孝宗东宫讲读官的张昇，科举成绩更是优异，为「成化己丑进士第一人」（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三三），殿试时「昇对称旨，擢第一」。（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一）前文提到过的陆釴，科举成绩也异常优秀，他天顺三年考中举人，七年会试为会元，廷试为榜眼，与罗璟同一年被选为太子讲读官。可见，要成为太子的讲读官，必须具有科举出身，科举成绩优异者更易成为太子老师。

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因此孝道成为选择太子讲官的重要标准之一。吕应祥在《慎选宫僚疏》中明确提出太子讲读官必须要有孝悌之行。而选择东宫官僚的标准和程序，则应当「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闻，有实行显著者，方许疏名，上请点用」。因此，能成为太子讲官的人，通常都是孝行卓著之人。郭纴也曾提出「师傅讲读之官，必须择取平昔孝行彰闻」。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年）正月癸酉，国子学录王让奉命侍皇太孙说书，明成祖朱棣针对这一任命，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朕闻让之孝」——对如此孝顺之人担任太子讲官表示满意。生于嘉靖末年的冯有经，也是一个以孝行闻名的太子讲读官。冯有经三十四岁充东宫讲读官，成为太子（后来的明熹宗朱由校）老师。他每次进讲，「念母师之训，静共斋栗，着见于进止之间」。冯有经曾上疏述说其母刘氏「苦节」事迹，为母亲换来了皇帝旌表的「节妇」牌额。当他带着母亲扶棺归葬其父（冯有经自幼丧父，这次是护送其父灵柩回乡安葬），「哭踊如初丧，感动行路」。他还向皇帝请假要求在墓旁搭草棚子服丧三年，其孝行深深感染了太子，太子称赞他道：「冯先生孝子也！」（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六

谢星身死、师华年退隐之后，盟中一度后继无人。谢星友人一念禅师暂时接过盟主之位，江湖人数严重收缩，进入后期阶段。

个人修养是后天养成的习惯和品质，东宫讲读官的应必备的个人修养主要包括两点：

性格特征：严肃与严谨

二是仪态端庄。仪态（指东宫讲读官的仪表和气度）与相貌和声音相比，是后天修养所得。相貌优异的讲读官仪态迷人，但长相普通的讲读官经过后天的修养和陶冶，也能仪态大方，具有个人魅力。明朝廷对太子讲读官要求内外兼修——不但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广博的学识，还需具备不俗的仪表和非凡的气度。这样才能令太子为老师所吸引，同时又怀有畏惧心，愿意学习而不敢懈怠。汪谐任太子讲官时，「仪表整洁，清爽示人」（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二），使其在太子面前树立了良好形象。隆庆年间，马自强之所以被选任太子朱翊钧的东宫讲读官，除了其声音洪亮外，还有「仪度端详」的优势，太子都对他啧啧称赞。拥有仪态的优势，则更容易被任命为东宫讲读时的侍班官。万历年间，范谦被明神宗（朱翊钧）任命为东宫侍班，「公侍东宫虔恭谨慎，雅有常度……皇储每改容起敬」。（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卷一九）「雅有常度」，足以说明其具有的仪态风度。

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年）正月，兵部尚书马文昇在疏中指出，太子讲读官应当是名实相符、才德老诚之人，而浮躁浅露之人则不能选用。郭纴也提出，讲读之官必须择取平日严毅方正之人担任，轻浮浅露之徒则不可取用。老成持重性格的讲读官，在太子面前不会轻浮，常呈现威严的形象，令太子在学业上不敢懈怠，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与老成持重（严肃）相符合的特质，是严谨和严格。这一类讲读官往往容易受到皇帝的青睐。洪武初年的太子赞善大夫宋濂便是如此。据史料记载，宋濂「辅导东宫，一言一动皆以礼法讽谕，使归于道」，每次讲读至切于政教及前代兴亡时，必拱手高声说：「君国子民之道当如是，不当如彼。」并推人情物理以讲明其义。皇太子（朱标）每次都「敛容嘉纳，敬礼未尝少衰」。对宋濂言必称「师父」，还亲自书写了「旧学」二字赐给老师。（黄佐《翰林记》卷九）能为太子寻得这样一位良师，太祖自然欣喜无比，曾当面夸奖宋濂教书严格，有古贤人之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八）冯有经为人也很严格。他在给皇太子讲课时，敢于指斥其不礼貌的行为。有一天，冯有经作为讲读官进拜时，皇太子偶不起身还礼，他便直接上奏到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那里：「臣等承乏春宫，辅导无状，致殿下失起立之礼，敢请其罪！」光宗「改容谢焉」。结果皇太子不仅没有因此怨恨他，还对他产生了好感和思念。当他请假回家安葬父亲时，「皇太子临讲，数问冯先生还否」。吏部于是给冯有经「勒限」催其回来就职。（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六三）由此可见，严师不但不会让人产生反感，反倒会赢得尊重。

业务能力：博学而擅于表达

唯重科举出身的做法，也受到当时一些人的批评。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年），礼科右给事中钱薇与同事吕应祥、任万里在一份奏疏中，借古人的观点提出东宫师傅选择的标准应该是唯德才是举：「《礼》有云：『凡三王教世子，必选天下端人正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辅之。』」并指出：「昔成祖论宫僚，以胡广、杨士奇二人为不忝，而仁宗择东宫讲读，尚书蹇义等仅举仪智一人，宣宗以兵部尚书张本兼太子宾客，英宗聘布衣吴与弼为春坊谕德。此诸臣者，考其出身，或以岁贡，或以学官，或自守令，或从田亩。」因此，选取太子讲官「惟期在得人，故未尝限于所择，亦不必沾沾备官也」。（盛枫《嘉禾征献录》卷一七）然而，大势所趋，东宫讲读官必须出身科举的成例并没有改变。

一是学问渊博。吕应祥在《慎选宫僚疏》中明确要求太子讲读官应该是博闻今古的。马文昇也在奏疏中提出东宫讲读官必须是「学问该博之士」。浙江衢州开化金寔，学问深厚，受到成祖朱棣的赏识，参与《太祖实录》和《永乐大典》的编撰，被选为时为太子的明仁宗（朱高炽）的东宫讲读官。选择他的原因，就是因其聪明博学，学问深厚笃实，广博纯正，虽然学富五车，却仍坚持学习不懈怠。他「阅经史日有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补之，不以寒暑少废，故诸经子史悉能探其赜而知其非」，写文章「春容畅达，理与气俱」。（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二）时「仁宗皇帝在春宫，初开经筵，选翰林春坊之明经术者，更番入讲，金君与焉」。作为东宫讲读官，金寔「本诸实理，敷说详明，禆益盖多……每进论治道，必援引经传，多见采纳」（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三六），其博学多识可见一斑。江西崇仁县人吴与弼，先天聪颖，后天又十分努力，十九岁时日夜研读《伊洛渊源录》（一部主要记载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颐、程颢及其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受到很深的启发，于是「去举业，谢人事，独处小楼，尽读四书五经、洛闽诸录，收敛身心，沉潜义理，足不下楼者二年」，终于在明英宗天顺二年（一四五八年）因推荐被指定为东宫左官左春坊左谕德。（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一）

学习者因素包括学习者水平、自我效能感、学习者参与“支架”教学的积极性等。杨翠蓉和韦洪涛(2015)认为自我效能感低的学习者更需要鼓励和正面的反馈话语来缓解焦虑情绪，而自我效能感高的学习者需要在学习感到困惑时获得及时的支持。王雪婷（2018）发现教师“支架”在提高口语产出的准确度及复杂度方面，对高水平学生的作用比低水平语言学习者更显著。高水平的学习者可能更能理解教师“支架”的作用，对不同水平的学习者要采用不用的教学“支架”策略。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作为肩负伟大使命的政党，不断与时俱进的，具有历史感、时代感和使命感的意识形态是我们党获得人民支持的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及其理论内涵和话语体系的科学建构，才向广大民众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以及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并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潮，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走上了民族复兴的正确轨道。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深刻揭示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这是共产党人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具有的独特经验和巨大优势。

二是表达能力。太子出阁进学，所学内容均由讲读官口授，如果表达能力差，则无法起到教育效果。具体说来，东宫讲读官不仅需要声音清晰、洪亮，更应该义理明畅，谈吐不凡。毛澄在弘治年间被选为东宫讲读官，不仅因其「声音清切」，而且「义理明畅」，即分析问题时逻辑清晰，意义明白，虽然他口带南音，但不影响其对教本的阐发和讲解。当时的皇太子朱厚照（后来的明武宗）听毛澄讲读后非常满意，对父亲明孝宗夸奖道：「今日讲书毛先生是苏州人，说书却真正明白。」孝宗听后很高兴，当时正值中秋节，遂命令将所设宴席撤掉，将准备的美酒佳肴赐给「毛先生」。（《容春堂集》续集卷一四）隆庆初，河南归德人沈鲤被选拔为东宫讲读官。一日，太子朱翊钧令诸讲官在扇子上书写诗文，沈鲤写下了三国魏卞兰的《太子颂》进呈太子。朱翊钧便让其解说此文的大意，沈鲤「敷陈甚悉」（讲解得很详细明白），朱翊钧大为赞叹。（万斯同《明史·沈鲤传》）可见作为东宫讲读官，拥有清晰流畅的表达能力是极其重要的。

个人修养：认真的态度与端庄的仪态

林增志，于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考中进士，后升为东宫讲读，选用他时，就考虑到他“事母至孝，天性端方”。母亲死后他“哀毁骨立，几不欲生。三年悲痛如一日”，堪称大孝子。三）在太子辍讲之后，冯有经托病辞官奉养母亲，获得朝野的好评。（杨守勤《宁澹斋文集》卷七）孝行卓著的还有林增志，他于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考中进士，后升为东宫讲读——被选用时就是考虑到他「事母至孝，天性端方」。母亲死后，林增志「哀毁骨立，几不欲生。三年悲痛如一日」（陈鼎《留溪外传》卷一八），堪称至孝。可见，孝道和孝行是士大夫获选东宫讲读官的重要考量指标。

一是拥有认真的态度和精神，能够为太子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吴宽在《奏请东宫讲学疏》中认为自己「并以菲才，误充讲读等官……夙夜忧愧，期少副皇上简任之意，而职业不修，廪禄虚费，是臣等之罪也」。显然，他对于担任太子讲读官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他觉得太子教学课时本来就太少，「除大寒大暑之外，止于春秋之时，则是一岁之内不过数月，况当其时，自清晨至于午前即止，则是一日之内不过数刻，其间且有朔望节令及风雨又免」，担心会耽误学业，因此希望太子能够早日出阁读书，与儒臣亲近，远离宦官，听讲官讲明治道。（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五七）对待太子教育勤恳尽责的还有张澯。张澯于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年）充东宫讲读官，对工作十分负责，「日侍春宫讲读，每进讲必斋戒致敬，敷陈启沃，不忘规正」。（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一〇）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进士、状元朱国祚也是一位态度认真、有责任感的太子讲读官，「笃学穷经，旁及典籍，日有课程，焚香，手书端楷，一字误，必更写，昼有所妨，宵灯足焉」。（朱国桢《朱文肃公集》）明光宗（朱常洛）出阁讲学后，李廷机先充侍班官，后任右春坊右谕德兼侍讲，「时豫教方勤，秉烛讲读，每四鼓呼长安门入，寒暑风雨不辍」（《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七一），也是个尽心尽责的人。

性格因素是入选太子老师的重要条件。明朝廷对东宫讲读官性格的要求，主要是老成持重，为人严肃。太子讲读官一般都选择老成持重之人充任。明孝宗在东宫时的讲读官陆釴就是这样的性格。陆釴，成化年间因成稳持重而被选为太子讲官。他为人「冲淡沉默，动必绳矩」，就连所写诗文也「格力高古，尽洗秾艳」（张大复《昆山人物传》卷五），这些都很好地诠释了他低调质朴、不求浮夸的性格特征。

自然条件：高大英俊与磁性的嗓音

东宫讲读官还要具备一定的自然条件，即天生的身体条件，包括长相和声音，分别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对太子起到吸引的作用。

民乐铜矿样品中的安山岩轻重稀土分异非常明显，其ΣREE介于114.20×10-6～119.29×10-6之间。矿区玄武岩也基本上都在123.96×10-6-202.09×10-6之间(李学军，2009)。

1.3.1 顶空固相微萃取。在顶空萃取样本之前，先将65 μm PDMS/DVB固相微萃取探头安装于手动SPME进样手柄上，于气相色谱进样口250 ℃老化30 min。选取新鲜完好的紫椴花朵5.0 g，置于20 mL 配有聚四氟乙烯胶垫的样品瓶中，拧紧瓶盖。将含有紫椴花朵样本的密封顶空瓶置于恒温箱内，控制60 ℃恒温平衡30 min，然后将老化后的固相微萃取探头插过隔膜垫，进入密封样品瓶中，推出萃取探头，60 ℃顶空萃取30 min，萃取完成后，将固相微萃取装置迅速插入GC进样器，250 ℃条件下热解析2.0 min。

相貌条件包括身材高大、容貌英俊，长相不俗。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高拱担任了时为裕王的明穆宗（朱载垕）的讲读官。据史料记载，高拱「生而状瑰奇」（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七），是个长相卓异的美男子。浙江钱塘人高仪，口音偏重南音，一般为北京出生的太子所畏忌，但他却因「体貌魁梧」的特长，被选为时为太子的朱翊钧的东宫讲读官。（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一四）

声音条件，主要是嗓音清丽洪亮，声音好听或富有磁性。黄佐在《翰林记·皇太孙辅导讲读》中就提到朱棣曾经让尚书蹇义在廷臣中选择语音明正者以充讲读官。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马自强担任太子朱翊钧的东宫讲读官时，「音吐洪畅」，以至于太子「闻而甚悦，以告穆考。有时讲退，于幄后啧啧叹美」。

当然，士大夫如果综合性条件优越，更容易受到关注，从而入选东宫讲读官。崇祯年间，因方拱乾「丰容貌，有威仪，声音清壮，辨析明达」，明思宗（朱由检）遂升其为詹事府少詹事、东宫讲读官。（李长祥《天问阁文集》卷二）方拱乾显然具有综合优势：一是相貌堂堂，长得高大好看；二是声音清亮；三是善于表达，讲话有条理。

总之，明朝廷要求东宫讲读官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正直的人品、老成的性格、卓越的学识、不凡的气度、端庄的仪态、俊朗的仪容和清亮的嗓音。只要符合了其中的某项标准，或具有综合优势，皇帝和朝臣们才会放心地将太子交给他们去调教。明朝君臣深知，太子的东宫讲读官事关皇储的教育和国本的安危，对他们的选择，必须要有严格的标准和很高的门槛，这样才能为大明帝国培养出合格的储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