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冷月（福建龙岩）

十多年前，曾风行过这样一则短信：“祝你：位高权重责任轻，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别人花钱你收礼，别人加班你加薪！”这则短信生动形象地道出了一些人的心声：谁不想好处占尽，不付代价，只享其利，不承其弊，当个有权无责的富贵闲人？若非父母耳提面命，就连三岁小儿，也想终日游戏而不学习。

同理，好逸恶劳做太平官，也是不少人潜意识中共同的梦想，哦不，妄想——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古今中外，哪个老板会花钱雇群下属来白吃白喝而不给自己创造价值？哪怕官做到国王这个级别，也还有一句西谚在等着他呢：“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谁当皇上都不会想要一堆光吃饭不干活的大臣，谁当百姓都不会想要一群尸位素餐的公仆。恰恰相反，假如你是皇上，必定希望手下文臣武将个个奋勇争先，最好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马，既能昼夜兼程驰而不息，又不用吃草。这是有的雇主的理想。为了用“光干活不发薪”的“雇主梦”去消灭“光领薪不干活”的“雇员梦”，古往今来，管理者们做出过许多努力，大体可概括为“德治”与“法治”。朱元璋式的严刑峻法，便是后者的一个极端案例。

朱元璋不但以重典治贪官著称，而且作为历代皇帝中著名的工作狂之一（曾创下平均每天批阅奏札200 多件、处理国事400 多件的记录），自然容不下不卖力的庸官。他的子孙们承袭了这一做法，从“打屁股”（廷杖）到扣工资（罚俸）到降级革职，明朝立下了一整套操作性极强的“治庸”细则。比如，缺勤1 天则笞20 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 天则杖打100 大板。万历三年（1575 年），凤阳巡抚、巡按，广东巡按，浙江巡按，都因积压太多公务未完成而被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1576 年），山东17 名、河南2 名官员，因税收任务未完成而被降级，另有山东2 名、河南9 名官员被革职。天启年间，甚至发生某高官为免迟到挨打而误跌御河溺死的悲剧——破折号彼时紫禁城不准许点路灯，又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季天亮得迟而上朝早，路上看不见，结果有天清早下雨路滑，一名住得较远的官员因怕“朝会”迟到，一路摸黑小跑，失足坠河而死。明朝治庸制度之严厉、震慑力之强可见一斑。可结果呢？张居正当政期间，因绩效考评不合格而裁革的官吏竟差不多达到了官吏总数的30%——破折号触犯者太多，若认真处罚，罚得过来吗？

所以，聪明人觉得，还是“德治”省力气，最好是设法让官员不仅仅“不敢庸”“不能庸”，而且“不想庸”。办法很多，诸如强化思想教育，培育敬业奉献的核心价值观，树立“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典范，等等。这当然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只是，哪怕你开足马力使劲宣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向组织提要求，只为国家比奉献”等主旋律，也很难彻底战胜人性深处的“私字一闪念”——破折号你可以在一部分时间里消灭所有人身上的私心与惰性，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消灭一部分人身上的私心与惰性，却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消灭所有人身上的惰性和私心。现实恰似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中所揭示：同样是马，同处于农庄大喇叭日夜不停的思想教育下，有的只知道干活不知道休息，有的却终于抵挡不住爱美爱物质爱享受的本能。

以理性务实著称的西方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据说，17 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长柯尔贝尔有句名言：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最理想的是如何拔下尽可能多的鹅毛而又让鹅尽量少叫。借用这一“拔鹅毛”论，“管官的官”们若想从自己所管理的官员身上最大限度地收获更多的“责任担当”之“鹅毛”而又可持续、不反弹，那就应当认识到：一方面，民众纳税养官，官员理应尽责为民，休想袖手做太平官；可另一方面，从客观上看，官也是人，承载力再强，也有一个上限。加压加到何种程度为佳，也是一门艺术。唯有学会把好“加压”分寸，设计出一套科学的机制，既不将官当神来苛求，又不将官当幺儿来溺爱放纵，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官员“建功立业奋发有为”的积极性，立志不做“太平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