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湖南长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既要管住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又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应该看到，时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放在心上，虽然身居高位，手握权力，却无所作为，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庸政怠政懒政，对工作挑肥拣瘦、拈轻怕重，对困难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尸位素餐，滥竽充数，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显然，当官不能当“太平官”，官场也不允许“太平官”的存在，这些害群之马，必须及时清理出去，让有为者上，无为者下，官场才能真正“太平”，百姓的日子才能真正“太平”。

病根由来已久

古人云，为官避事平生耻。然而，从古至今，为官避事、为官不为的现象也从未断绝。五代时期的后唐有个昏庸的宰相名叫马胤孙，当时的人形容他的为官之道是“入朝印不开，见客口不开，归宅门不开”，因此被称为“三不开宰相”；民国时期，谭延闿在主持行政院会议时，常闭目养神，对所讨论的问题不置可否，人称“三不主义”，即“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作风纪律建设，但即便如此，党员干部队伍中不作为的现象仍然不时冒头。早在1934 年1 月，毛泽东同志就曾撰文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毛泽东将这些干部比喻成一尊“泥菩萨”：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新中国成立后，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迫切需要一支能干事、会干事的干部队伍，审核不严，许多人员未经严格考核培养就进入了干部队伍，干部素质良莠不齐，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难免会混入少数滥竽充数的庸官懒官。

此外，有些干部曾为革命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于是便居功自傲、沾沾自喜，将毛泽东同志“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警示抛到脑后，开始变得自满起来，丧失了进取精神，虽然身居高位，却只顾自己享乐，不顾群众疾苦。还有的干部只会打仗，在战场上从未惧怕过敌人；然而，在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却是毫无经验，因此一筹莫展，过去的工作经验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工作，由此对工作变得惧怕起来，产生畏难情绪，不敢作为。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改革开放拉开帷幕，党的工作重心再次发生转移，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开始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个时候，由于许多干部的思想保守、能力不足，跟不上形势的转变，导致为官不为现象再次凸显。

当时，在干部队伍中，有不少干部平均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思想僵化严重。如仍然有少数干部固执地坚持过去“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左”的一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公开抵触和反对。同时，有些干部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作模式，面对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则是“两眼一抹黑”，从而不敢做事、畏首畏尾。此外，随着改革的推进，一些干部在尝到经济发展的“甜头”后，缺乏创新思维，而是坚持“懒政思维”“惯性思维”，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盲目追求GDP，忽视了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之间的平衡，由此也引发了群众的不满。

“老好人”要不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铁腕反腐，明面上的腐败现象有所收敛，然而，不担当、不作为现象却有所抬头。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各级干部，“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

然而在现实中，却总有一些党员干部在困难面前不是主动想方设法克难攻坚，而是习惯于汇报请示，习惯于“等靠要”。在需要作为的时候不作为，在需要担当的时候不担当，只想当一个“老好人”，得过且过。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 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老好人”有过清晰画像，指出“圆滑官”“推拉门”“墙头草”等是其形象表现。《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也谈到，所谓“老好人”，顾名思义就是奉行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处世哲学，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一律“好好好”“对对对”，原则不强、立场不清甚至毫无原则、毫无立场的人。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就是这类干部的“形象代言人”，作为十八大后第一位因玩忽职守而锒铛入狱的省部级高官，童名谦在法庭上辩称自己“没贪一分钱”，是所谓的“清官”。然而，他的独特警示意义就在于：“老好人”式的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有悖于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会成为改革的“中梗阻”、干群的“隔离墙”、发展的“拦路虎”，不仅拖累党和人民的事业，切切实实地伤害了群众利益，更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其危害丝毫不逊于腐败。

现实中，类似干部并不鲜见：甘肃省财政厅农业二处原处长金中等人作风慵懒、责任心不强，对工作不抓落实，只当“二传手”，导致中央财政下达专项扶贫资金在省级财政处滞留了146 天；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苗玉刚工作上推拖等靠，致使轨道交通集团主业发展缓慢，与其他城市相比，地铁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均有明显差距……这些干部平日里看起来忙忙碌碌，实则碌碌无为，占着位子、摆着样子、混着日子，急难险重扛不起来，敷衍应付是把好手，这些干部就是所谓的“老好人”，也是典型的“太平官”。

孔子曾以“乡愿，德之贼也”批判这种现象；孟子认为这种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红楼梦》里一句经典对白更是将其刻画得入木三分：“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显然，这种干部心里只有自己，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将这种害群之马清理出队伍。

为官就敢担当

实际上，自古以来，我们并不乏忧国忧民、敢于担当的好官、清官。清代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知县时，恰逢山东大涝，而潍县尤其严重，导致饿殍遍野。见此情景，郑板桥当即命令：“大兴修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然而，当时却有人提出应先上报朝廷，郑板桥断然拒绝：“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意思是说：情况紧急，来不及汇报，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我来担责。如此掷地有声的表态，正是其“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为民情怀的真实写照。

在“文革”结束前，临危受命的邓小平，果断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刀阔斧地进行各项工作的整顿。他反复强调，“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有人担心这样会影响经济增长。对此，陈云同志斩钉截铁地回应：“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

本刊记者日前听了一场由中国外交学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袁南生大使所作的讲座，备受鼓舞，袁南生曾担任我国驻苏里南大使，刚到苏里南，当地侨领便对他提出请求，希望他能够解决华人侨团分裂的问题。袁南生到任后，克服种种困难，推陈出新，巧妙采用了联合国议事的机制，不到两个月，就促成了侨届的联合，从而使苏里南侨民紧紧地团结到了一起。

而实际上，在袁南生之前，当地侨领已经向之前十多位大使提出过同样的请求，足见此事的困难程度；如果不是一心一意为民服务，很容易半途而废。此后，袁大使还促使中国的春节成为了苏里南法定节日，在此后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都能看到苏里南的总统和夫人会用中文向中国人民和苏里南侨民祝贺新春。

党的十九大后，作风建设在更加注重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中走向深入。2018 年9 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正风肃纪、反对“四风”的首要任务、长期任务，对“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顽疾亮出利剑。

去年11 月底，中央纪委第一次在党内专题通报并向社会公开曝光6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向全党全社会释放出了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强烈信号。

各地严肃查处并曝光典型案例，形成了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宣战的高压态势：山东2018 年以来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4074 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250人；四川通报9 起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贵州深挖严查不担当不作为等破坏营商环境问题……大量案例表明，要做官就要敢担当，不担当不作为的“太平官”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