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潇扬

余世存先生在自序中写道：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先知，老子和孔子们才有了基础。先知是诸子的先行者、奠基者，诸子是先知的果实……先知就是人类个体生命追寻的方向或目的，由此可见，自己的人生可以展望、可以规划、人可以也应该对自己负责。

《先知中国》把我带向那个战火纷飞的春秋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在这里走向历史的巅峰，其历史根源处的精髓却也在礼崩乐坏中悄无声息地消逝。中国文化与先知文化的大格局，在春秋中铸定。《先知中国》的超越之处，在于开创了一个看史读史的全新视角，发掘出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湮没的先知智者，提炼出在中国被忽略已久的先知文化。其落脚点，正是透过落寞的先知文明，纵观今天的中国格局，予以当代人以启发和警示。

公元前12世纪，古公亶父预言孙子姬昌将中兴周族，传位季历，开启周王朝的兴盛轨道;公元前11世纪，箕子从纣王的象牙筷箸中看到商朝无法逆转的变局，隐退直到重现于周朝盛世，传周武王“洪范九畴”;公元前1世纪，周宣王排除异己，周幽王昏庸无道，伯阳父从三川地震中预言西周必亡，其“伯桓对”几乎道出几百年春秋霸业格局

先知们在他们的年代里如流星一现，或照亮一个年代的黑夜，或陨落于无人过问的荒野。对于先知文化的争议从古延续至今，先知们神奇的预言故事更是有意无意地被史学家冷落忽略。史书记载中不乏“望气之术”，但更多的还是“未卜先知”，而史书记载的真伪常常被人们怀疑，智者们的部分神奇预言甚至被鞭打为“迷信”，先知们的故事也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渐斑驳，覆上层层尘埃。

何谓先知？字面的意思是“先知先觉”。《先知中国》的序言便对“先知先觉”作出了准确的阐述：一个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命运犹如一道抛物线，后知后觉者不明当下所发生之况，一般人只看到眼前的景象，而先知先觉者立足一点纵观抛物线的全貌，对命运的必然性了如指掌。在他们身上能看到两个词，一是洞察，二是敬畏。对命运的洞察不一定是杜撰，而是对命运要素的深刻把握和远见的理性;对所谓“道”的敬畏不是迷信，而是发自内心的信仰。因此我相信，先知们真真实实地存在于历史的舞台。

先知的预言是智慧而伟大的，好的预言甚至参与预言的实现，有影响力的先知往往推动时代的发展。虽然今天的时代远比春秋时期复杂，命运的要素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难以捉摸，但如果先知的种子能播撒到更多人的心中，那么至少我们把握时代节奏、把握自处之道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然而历史上的先知是孤独的，他们洞察时代的道路，却往往无法以一己微薄之力逆转大局。箕子作为商纣王的亲近，依然无法改变商朝衰败的国运，只好暂时隐没在历史的背后;史苏郭偃无力劝阻献王征伐骊戎，留下晋国五代之乱的预言;晋国“无德而服众”，范文子无力扭转晋国“自伤”命运，发出“爱我者唯祝我速死”的悲呼。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往往紧密相依，作为国家中个体的智者们，也往往不能逃脱于难。

智者之所以被称为“智者”，就在于他们超越常人。也正因为超越常人，他们的预言往往不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也就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这种孤独和无力，即使放在今天也能唤起人的共鸣。越是处于巨变中的时代，越应该懂得发掘先知智者，珍视先知文明。

先知们在无力中退居幕后，于是中国在礼崩乐坏中转型，从春秋走向了战国。人说百家争鸣是精神财富的喷涌，的确不错，可实际上，这些精神财富更多地只是留存于书面之上了，真正在实践中代代相传的，少之又少。“以礼相待”走向“实力争霸”，“礼治”走向“法治”，对天命的崇拜走向祛魅化，世俗化，理性化。烽火狼烟固然是历史的必然阶段，法治固然是历史的进步，理性化固然是人类的启蒙，但在这一中国历史的转型期，又有多少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财富在急剧地流失？

宋襄公以仁义称霸，也以仁义落伍，被嘲笑为“蠢猪式的仁义”;孔子周游列国，宣讲儒家仁义，无奈不符于军事实力争霸时代的潮流。当一切以实力论，一切以争霸为目标，“礼”的地位便急剧下降，越来越遭到无视。

内史过从晋国大臣吕甥、郤苪和晋慧公本人在即位仪式上的无礼表现断定“惠公无后，两人必亡”，而这一看似非理性的预言竟然很快得到验证。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当时人的繁文缛节、等级礼仪也的确有其局限性，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在“礼”尚占有较高地位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国君带头无视礼仪，相当于无视治国的根本，亡國灭种似乎也就是情理之中了。摒弃古代礼仪的繁琐与等级观念，中国的“礼”中依然包含着丰富的为人、治国之道，是维持社会秩序，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必不可少的力量。可惜礼崩乐坏已是必然趋势，许多“仁”与“礼”的精华在时代转型中都没有得到保留，当整个时代陷于权力之争，当权力走向专制，人心不古，先知们也只能在“季世之论”中感概，以微薄之力尽可能地强撑无法维持的“现世”了。礼崩乐坏不是专属于春秋战国的历史词，而或许是影响到中华民族几千年“信仰丢失”的根源。

至于占卜术，占星术，古书上的记载很有神秘色彩，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但《先知中国》里的一句话说得好：现代人和古人的思维之间有着根本的断裂，对于我们至今不知道的历史空间，我们不应该怀着僭妄之心而企图用理性填充它，我们可以给想象留下余地。这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占星术、天文学每况愈下，到了宋元后竟需要西洋人来做钦天监，制定历法。占卜、占星、天文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向衰落了，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被拾起。幸运的是，不管是“礼”，还是天文历法，抑或更多中华的传统文化，能够以一定的文字形式保留下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的深化，中华传统文化仍有被重新开掘的可能。

当代的中华民族正在复兴，中国正处于关键转型期。当代的世界正处于“新枢轴时代”，先知文明虽落寞，却经久不败。正像许悼云先生作序说：“他列出这些古代的‘先知当然是借题发挥，他的愿意是希望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身处的时代和思考如何自处。”

愿先知安息，愿先知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