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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不肯放的苍白的手

2019-11-16白育烨

戏剧之家 2019年28期
关键词:叙事结构悲剧性曹禺

白育烨

【摘 要】曹禺《北京人》中的北京人,不仅仅只包含那个充满着符号意味的,宛如自天而降的巨灵一样的,返祖且孔武有力、野而可怖的北京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丰沛充满的生命力与人类日后无穷的力量。但是,即使这样,那种无所不能也太单薄,太具有政治化的隐喻了。结合剧作家为这部戏定下的整体气质,《北京人》里更加重要的主角是曾皓、曾文清与曾霆,甚至江泰这样衰而不死的北京人。曹禺的笔力,这种人物虽然以功能性为主,但是并不单薄,反而是戏剧结构的直观体现。所以文章主要结合戏剧的整体悲剧结构和曾皓的成长、作为,以及悲剧性结构对人物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功能型人物;叙事结构;悲剧性;曹禺;曾皓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8-0012-02

曾皓是《北京人》中的人物线索的牵系者,是他的存在完成了这个旧宅子的人物组合。但他在剧中主要作为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出现,他是构成主要人物生存环境的一个“情境”,只是他在功能性的基础上又逐渐被丰富到有了一定的主动性,而这种丰富性又是有缘由可循的,并且没有被完全显现。所以本文从对他成长的隐形书写及行动中,挖掘曹禺赋予曾皓的情境功能,以及他的命运对整体悲剧性的具体体现。

一、时运不济者

(一)暗场戏。曾皓是家里的大长辈,他小时候也经历过家庭的繁荣,陈奶妈所描述的“整万整万的银子经过手”“这门口……不是个蓝帽子,正三品都进不来”的生活,他是绝对的见证者。幼年的他一定与他的儿子一样,“北京的书香门第长大,下棋赋诗作画,很自然地在他的生活里占了很多时间。北平的岁月是悠闲的,春天放风筝,夏天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在霁雪时的窗下作画……半生都在空洞的悠忽中度过。”所有的辛苦不过是读《昭明文选》到三更。只是我们通过瑞贞,大致可以推算出他所经历的年代与时代事件,时代动荡不安,军阀、民主、资本爆发。面对这种时局他并不是没有过反抗,江泰出场时,在江泰与曾文彩的两人场面里曾经提到过一段往事。“混账!借我钱,买田产的时候,你问问他们还记不记得?我叫他们累的丢了官,下了台,你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昨天我跟老头通融三千块钱,你看老头——”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曾皓是曾经尝试过对这个日渐衰败的家庭给予补救的。但是由于童年并没有受过可以适用于时势技能的训练,所以不可避免,他并不知道做这些事情的窍门,毫无悬念地在角逐中败下阵来。

(二)人物关系。在外头的生活并不如意,于是开始想着要回归家庭。但是不幸,妻子早亡,于是他的身边再也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来依托。第一幕出场时,他所处的情境是大儿子不争气,小女儿懦弱。儿媳曾思懿误以为他还有些钱;但是他并不能捅破儿媳的这种“误以为”,为着这种误解其实可以在关系上给予性格有些咄咄逼人的儿媳一点制约,这种误解也可以帮自己维持尊严与做一家之主的底气;他对女婿江泰则是一直有些胆怯,江泰这个直言直语的留学生,在“纵情欢乐”中可以想见他在国外是受到的怎样解放天性的教育,他自称是“北京人”的后代,于是从不伪装自己的情绪。两人每次见面必要揭开曾皓伤疤一样的伪装,并且又由于那段“借钱买田产”过往,江泰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他能力的不足。

万念俱灰之时,他看见了愫方。愫方作为一个孤女,最开始他一定是存着士大夫的好心,想要给愫方一个护持。但是当愫方对他好,深夜帮他捶腿揉肩,灌好了汤婆子给他放在被窝里面,他渐渐开始对愫方有了依赖心理,如同一个恋母的婴孩。心里明知道自己的前途是棺材,但是心中还是想要抓着愫方不放。“几次来提亲”,都“坑着人家老姑娘”,左推右阻地拦着。衰老慢慢让他觉得逐渐枯萎,死期将近。这种枯萎的感觉不只他一个人身上有,他的儿子曾文清也深受这种枯萎感的折磨,这种枯萎让他在愫方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选择自杀。

(三)“尽信书”。但曾皓值得挖掘的是,他身上一直有一种荒诞感,即使对自己将死的结局心知肚明,仍要一遍一遍漆那个死时要睡的寿木。把自己人生中的死亡当成最后一件大事儿来做并不奇怪。毕竟他除了“寿木和补药”两点不让步外,其余他尽量不使得自己成为子孙的累赘。只是寿木本身过分形式主义了,说他是为了体面吗?漆了这寿木不给匠人钱,比不漆更加不体面。总觉得他只是要一种游戏人间的快感与成就感,像是童年与朋友吹嘘自己手里的鸽子是全北京最好的一样,意义的有无,对这个家庭有没有帮助,他其实心知肚明。只是这种快感本身比寿木重要,寿木也可以为他制造一种家境殷实的假象。第二幕中大儿子几个月没有音讯,女婿即将跟自己撕破脸皮,但是那个寿宴还是要过。家庭的传统,仿佛他行走的慣性。走到后面,理所当然备一副上好的棺材。

他对他的家庭还有什么希冀吗?所有人都会觉得他也看到自己行将就木,就干脆不管了吧。但是他并不,他的心中脑中,还惦念着这个宅子里可以再添一个重孙。瑞贞给祖先磕头,他一定要问,心里有没有说“求老祖宗保佑早点儿有喜?”还要监督着曾霆背《昭明文选》;曾霆和袁园两人泼水玩,他要在邻居来之前,让曾霆跪下,“给别人看看我们的家教”;儿子吸鸦片烟,戒了几次都没能改成,他盼望着儿子可以出去谋个生路。但是就在所有人都告诉他,儿子已经走了的当晚,在临睡前的惊乱中起身,亲眼看见刚吸完鸦片烟正恍惚意乱的儿子,哀恸中竟“突然”给儿子跪下,痛心的说“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再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求你不——”

他身上的矛盾是,一边在江泰准备住房给房钱、吃饭给饭钱的时候说为了读书人的体面,我们“不谈钱的事”,另一边又在苛责自己的子孙没有挣钱的本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并不能贴近他的儿孙们,情感是共通的,他也必然经历过曾文清、曾霆的成长阶段,只是活了这么些年岁,经历过那么多的变革与混乱,经历了自己的家庭从繁华到衰败,他太明白生活究竟可以与什么息息相关了。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最直接决定生活质量的是经济与名誉,这的确是成人式的,几乎可以与理想主义站在对立面的一种衡量方式。老而不可爱之处也在于此。所以他关切年轻人,但是只是希望站在过来人的角度要求年少者不求甚解地走他所指出的道路。

回望曾皓的一生,他深为不会挣钱所累,但是笔者相信他不谙此类事情,与他内心最深处其实不好钱财、坚守着读书人的一点点笨拙气有关。只是他并不明白读书为他带来的,除了愉悦与知圣贤之理之外的东西。所以他仍要逼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读《昭明文选》。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落到这种境地,也不明白自己身上的那种呆板、无趣,都是因为“尽信书”所以不能在社会生活中自洽的缘故。所以了无生机的宅院里,他以及他的养育方式成长起来的一家人,甚至远不如研究人类学的袁园一家的野性与不识规矩招人喜欢。

二、失倚的哀弱与苦痛

第二幕末无疑是曾皓人生最低落的时刻,前一秒他刚刚跟愫方表露了心意,他甚至放下了所有的自得与骄傲,坦诚说自己是没有钱了,并以自己的衰老作为要挟,说儿孙烦厌自己,自己的前途就是那副棺材。声泪俱下地恐吓威胁愫方……他的一切动作在第二幕的结束得到了最强烈的展示,“老人的苍白的手忽然紧紧抓着那门扇,坚不肯放。”

如果说直到这里曾皓仍然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的话,那么他从功能性人物转变成一个主动性人物就是在第三幕。

但是第三幕他从医院回来,与死亡照了个面的惊吓之余,对人生的认识仿佛又上了一个层面。他开始自我检讨,“现在我们家里出了我这种不孝的子孙……这是我对不起我的祖宗,我没有面目再见我们的祖先敬德公……我不说你,错误也是我种的根,错也不自今日始。”并且终于决定要放下自己那块形式主义的寿木,面对要倒塌的曾家土墙,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扶一扶,“但愿家运就此转一转。”

从功能性人物变成一个有主动性、有自我的人物,是因为本来他的情境是规定好的,将死,并且自己做着要死的万全准备。但是他的情境在第二幕末尾一下子变成了“差点要死”,并且这个变故是突如其来的。从他对愫方的近乎畸形的依赖,我们可以看出,曾皓是一个非常惜命和怕死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必然会发生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是从他自身的恐惧中发展出来的。

同时,《北京人》的整体结构,所有走不出的人,如果没有想冲破这个宅子的主动性,这是没有悲剧性的。悲剧存在于想走出这个宅子但是走不出,比如曾文清,他像一只鸽子一样想要飞出去,但是他在这个宅子里面养懒了,于是折翅而归。这种想要飞但是飞不起来,挣扎的过程,以及挣扎之后绝望、痛苦甚至是无力感,才是真正能够打动人的内容。而曾皓,结合整体的结构,这种挣扎,以及由于恐惧所忽然焕发出的如同回光返照一般的生命力,是必然要书写的,也加重了这种悲剧性。

曾皓悲哀的一点在于他对他的儿子与孙子是完全没有共情能力,他身上不光有读书人要守的尊严,还有自己当年做官做生意,追风逐浪,虽然没有逐浪成功但是仍然重在参与的硬气。他对自己当下倏忽而过的平淡生活的劝慰是“这一辈子做牛马,现在想歇歇了。”但他不知道这种他自以為的自我和解,与这在家庭范围内的“坚不肯放”为儿孙带来了多大的痛苦。他的儿子清俊飘逸,懒散自然,从小为母亲所溺爱,温爱可亲,像他一样没有学习过如何在外头的风浪里生存,但是就这样被自己的父亲带着绝望推出门去。

剧作家柔软又决绝的一点在于,在第三幕结尾,他会利用曾皓老人的身份。曾皓老而不可爱,但是非常可怜。曹禺让有出路的人走了,没有出路的人还留在家里。由于愫方对于曾皓的重要意义(愫方的出走是由于曾文清的归来使得她在这个老宅院里生活的意义消失了,走得草率并且有挂碍),剧作家安排了曾文彩安慰他:“爹,别难过了,怎么样的日子都是要过的。等吧,爹,等到明年开了春,爹的身体也好了,重孙子也抱着了,江泰的脾气也改过来了,哥哥也回来找着好事儿了——”但是这个安慰同时又包含着多么深刻的绝望,重孙子被打掉了,曾文清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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