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伟 侯远长

摘 要：70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极大地发展创新了社会主义理论。70年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创新集中体现在：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按劳分配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体布局理论、发展战略理论;创新发展了时代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提出了“四个全面”理论;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思想;对有关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理论、走和平发展道路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关键词：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9-0010-08

时光荏苒，新中国已走过70个春秋。70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在风浪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70年来，我们党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创新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作出新的重大贡献。具体而言，70年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三个方面。

一、时代理论的发展创新

时代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要关注并正确回答的一个首要问题。这是因为，对时代的判断是理论提出的基础之一，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依据。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是回答时代问题的第一人。他把十月革命前后所处的时代判定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俄国革命一系列理论，创立了列宁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党基本上坚持列宁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等口号。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正是基于正确判定时代主题的结果。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后，美苏关系开始缓和，同时，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也开始缓和，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趋势。1984年10月，邓小平在《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一文中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①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而核心是发展问题。”②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合作发展成为趋势。在这种国际局势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③十七大报告在“和平、发展”后面增加了“合作”，这是对时代问题内容的丰富和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展了时代理论。2013年3月，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出：“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④翌年11月29日，他又指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经历了由“和平与发展”到“和平、发展、合作”，再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转变，而习近平的论断是时代主题问题最完美的表述。习近平站在世界历史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统一的高度，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的科学判断，坚持从世界历史大时代客观规律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重大发展，为准确把握我国的历史机遇期和战略机遇期，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战略部署，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发展创新

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新课题。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实践中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国情的认识实现了新突破。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提出初级阶段概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系统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十三大召开前夕的8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⑤十三大结束不久，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指出，十三大最大的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⑥。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提了出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发展进程、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地位，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报告强调：“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立足这个最大实际。”⑦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并向全党提出了“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⑧。

六、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发展创新

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与时俱进。

其一，提出了我国国民经济“两步走”战略的设想。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我国国民经济两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将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其二，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阐述了“三步走”翻两番的发展战略。根据鄧小平的构想，党的十三大确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构想作了进一步规划，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目标：第一步，21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步，再经过10年，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三，新时代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基础上，提出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九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6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七、发展布局的理论创新

长期以来，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布局。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在这个新社会，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⑩“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B1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发展布局实际上就是“三位一体”。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建设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在这里，富强、民主、文明分别对应经济、政治、文化。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按照这一部署，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确立为富强、民主、文明。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一直坚持“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了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新观点。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B12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确立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随着实践的深入，我们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总体布局之中，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总之，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我们党对发展布局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理论上越来越成熟。

八、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发展创新

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能否正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到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对我国国情作出正确判断，提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的论断，并由此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依据国情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第一次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概括是党的八大。1956年党的八大作出了“两个已经”的表述，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求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来，邓小平又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新表述，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根据国情的深刻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及时作出新总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丰富发展了党的主要矛盾的理论。

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的发展创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四个全面”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并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了多方面论述。一是深刻论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B15二是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法和人对自然的方法论。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B16三是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向全党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树立”“一个坚持”“两个坚定”。“一个树立”就是指在保护环境上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一个坚持”就是指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两个坚定”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对保护生态环境务必坚定信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果。

十三、有关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不少相关论述。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无产阶级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70年来，我们党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针对世情、国情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外关系理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党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在措辞上略作修改）。这一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国际关系的总特征，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先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理论，为新中国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论断，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新思想。邓小平指出，在国际上，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还阐述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理念，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沉着应对，提出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提出了许多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新思路新举措，实现了外交理论的又一次创新。这一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我们党提出并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尤其是国际会议上，全面、深刻地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2017年10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一个全新的思想，内容涉及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内容特征、实现路径等方方面面。关于时代背景，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变局百年未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日益加深。同时，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恐怖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他呼吁，世界各国要顺应时代潮流，作出正确选择，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B17。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习近平提出，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方针，习近平提出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16字方针。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发展方向，他强调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B18。

习近平深刻论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对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四个方面的新部署。一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的一贯主张，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才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二是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习近平形象地指出，“一带一路”就像一对腾飞的翅膀，正飞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远方。三是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进行全球治理。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得到20国集团领导人的高度赞同和拥护。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合作共赢，“创新、活力、联动、包容”都是围绕着合作共赢展开的，合作共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質特征，也是全球治理规律性的反映。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结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举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

注释

①②⑤⑥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105、252、258、373页。

③《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

⑦《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⑧B16B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21、58页。

⑩B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63、709页。

B1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学习出版社，2005年，第3页。

B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页。

B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B15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

B18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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