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友仁

一、当前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

（一）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困境

当前全球治理成效不彰，一些领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反复、倒退现象。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时，提出全球治理中存在四个赤字。

第一是治理赤字。全球热点问题持续不断，既有传统的安全问题、经济问题，又有新近出现的网络安全、中东难民等问题;已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如单边主义和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现有全球公共品遇到挑战的问题。破解治理赤字，应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民主化治理理念，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是信任赤字。经贸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至霸凌主义抬头，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经贸谈判举步维艰。安全领域不时出现危机与地缘冲突，中东等地区的紧张局势时有加剧。不同文明之间沟通交流不足，相互存在一定误解和隔阂。建立信任机制，需要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明文化，国家之间平等相待。应通过沟通与对话，增进了解，建立协商协调框架，坚持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增加与强化共同利益，构建利益共同体。

第三是和平赤字。目前和平问题依然严峻。叙利亚危机没有解除，甚至出现新的冲突，巴以问题久拖不决，海湾局势错综复杂，克什米尔时有摩擦，恐怖主义仍然猖獗。近来美国退出美俄中导条约，显示世界两个最大的军事大国之间的安全基础减少，全球失去一个重要的核战争制约因素，和平威胁加大。应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各国尤其是大国应通过平等协商、相互合作，共促安全，在联合国框架和地区安全框架下协商对话，达成谅解，管控和处理分歧。

第四是发展赤字。发展是人类的不懈追求，发展问题任重道远。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解决发展问题的引擎和主要手段。应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互利合作，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坚持以邻为伴，不搞以邻为壑。应维护联合国体系的经济秩序框架，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和世界银行进行必要的改革，更好地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二）全球公共品不足来自供求双方的深刻变化

全球公共品不足，需求方面有两个突出原因。一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需要。经济全球化经历了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三个国际经济联系不断加深的阶段。到20世纪中叶以后，不仅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规模扩大，生产全球化也发展起来，全球公共品要能同时满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全球要素流动的需求。生产全球化和全球要素流动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现有的全球经济公共品主要是二战以后构建的，已难以满足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同时，经济全球化有一个从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逐步扩展的过程，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赖以发展的全球公共品。二是新的产业革命不断推进的要求。数十年来，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突飞猛进，在此基础上出现一批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一些商业模式被颠覆，生产、消费、物流及支付体系被重塑，催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影响的速度、广度、深度及系统性前所未有，涉及所有国家、经济体、行业和公众，具有全球性，给全球治理带来挑战。例如，三四十年前国际贸易中的货物贸易占总贸易额的95%，服务贸易占5%;现在服务贸易已占总贸易额的30%，而且其中50%已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数字化，若干年后将可能出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三分天下的国际贸易格局。这种局面，尤其是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需要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供给方面的突出原因也有两个。一是现有公共品体系职能不足。一方面，现有公共品体系缺乏对经济、安全等领域新出现内容的治理机制。如数字贸易领域，美国、欧盟、中国、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对数字贸易的定义、分类和法律规定各不相同，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WTO因原来并没有对数字贸易的有关规则，无法承担规范数字贸易的职能。当前WTO框架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弥补数字贸易规则的不足。另一方面，现有的公共品体系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如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适应当今的世界经贸格局。二战结束时，美国无论在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还是黄金储备方面的全球占比都处于无与伦比的突出地位，美元坚挺且国际需求旺盛，但近年来美国的相应比重已明显下降，美元也经历了多次贬值周期。同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以国际货币优势轻易消费全球经济资源，却把通货膨胀、资源能源危机甩到国外。二是发达国家的公共品供给减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公共品的主要供给方，但当前对公共品的供给意愿和能力都有所降低。特朗普上台后倡导“美国优先”，对那些不能满足其要求的组织实行“退群”。甚至对于盟国，特朗普政府也要求它们承担更多的军费，实际上是对公共品收费。

二、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球公共品

（一）推进全球公共品增量改革

“一带一路”主要为沿线国家和全球提供稀缺公共品，为已有公共品体系补上一些短板。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方便物品及信息流动的必要条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赤字更大。二是技术标准体系。目前许多领域的国际标准不统一，各自為政，造成国际联系与合作的巨大障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交通、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需要建立国际技术标准体系。三是新的国际贸易规则。WTO的规则体系对发达国家有利，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WTO对少数国家的单边主义缺乏有效制约，个别国家甚至将本国的法律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不当补贴需要降低和改革。四是新的国际投资规则。国际投资还存在以安全审查、技术要求等形式存在的准入壁垒。资金融通需要更多效率更高的国际性的投融资体系，政府间需要更多的国际金融合作。五是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利用自己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特权地位，消费全球资源，输出债务和通货膨胀。俄罗斯、伊朗、印度和一些拉美国家，开始去美元化，在国际结算中减少使用美元，俄罗斯、欧盟和中国等经济体也在建设自己的结算体系。

（二）实现与原有全球公共品体系相互兼容

“一带一路”与联合国体系、多个全球及区域组织甚至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兼容。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有关文件。消除贫困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中国不仅要在2020年实现自身脱贫，还可通过“一带一路”为联合国的消除贫困目标做出巨大贡献。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参与国与国际组织就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展开交流合作，签署的合作文件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3月底，仅中国政府就与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一带一路”理念也已写入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的有关文件中。201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表示支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8年召开的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和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先后形成中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和《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等重要合作文件。

三、“一带一路”提供的公共品体系

“一带一路”当前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为主要合作内容和公共品提供的主要领域。

（一）基础设施体系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属于硬联通的内容，也是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最为显著的合作领域。在充分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一带一路”重要的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信息网络等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快形成，区域间商品、经济要素、信息等流动成本降低，为区域内经济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了方便。其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区域合作稳步推进，中国西部—西欧国际公路（中国西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西欧）基本建成，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贝—旧段已开工;中蒙俄三国积极推动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三国签署并核准的《关于沿亚洲公路网国际道路运输政府间协定》已生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等国的双边国际道路运输协定及中巴哈吉、中哈俄、中吉乌等多边国际道路运输协定相继签署;中国与沙特“2030愿景”对接，签署合作协议总价值超过280亿美元，等等。

（二）技术标准体系

为推进“一带一路”技术标准互联互通，《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和《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先后推出，明确了技术标准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等内容，成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交流互鉴、开放包容、互联互通、成果共享的标准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基本建成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标准国际化工作新格局，中国标准与国际和各国标准体系兼容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已与4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85份标准化合作协议。另外，中国与埃及、老挝、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与16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文件;中国组织召开“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会议和“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发布《阿斯塔纳“一带一路”税收合作倡议》，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等。

（三）贸易规则体系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发起《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倡导通过推进贸易便利化、发展新业态、促进服务贸易合作，推动和扩大贸易往来，已有8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或升级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与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逐步形成。2013—2019年，中国共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进一步扩大开放，形成一批对外开放新高地。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支持“一带一路”建设。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83657亿元，其中出口46478亿元，进口37179亿元。

（四）投融资规则体系

“一带一路”倡导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经中国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于2015年設立。亚投行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区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至2019年9月已有74个成员国和26个观察员国。2017年5月，在中方倡议和推动下，中国财政部与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26国财政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该文件倡导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提出沿线国家加强政策沟通，巩固合作意向，对接发展战略与投资计划;重点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产能合作、能源能效、资源以及中小企业等领域的融资。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