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莉(长春工业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2018年底上映的影片《副总统》，由亚当·麦凯执导，该片讲述了曾经的美国副总统切尼如何从一个小小的白宫实习生做起，并最后登上权力高峰的故事。该片在第91届奥斯卡评奖中，共计入围8个奖项的提名，可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暌违银幕已久的人物传记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精彩个例。

一、历史视域下人物传记片的两种维度

对于观众来说，电影的魅力可能来自不同的侧面，或是情节，或是题材，或是类型；而对于创作者来说，电影的所有魅力因素中权重最大的一定是人物。人物始终是第一位的，这可以被认为是属于电影的根深蒂固的创作传统。在电影的初创阶段，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就为电影创作开启了尊重人、重视角色的优秀传统。他们的电影在今天之所以仍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这种作为电影艺术开创者所具有的天然加成，他们的那些影片如《婴儿午餐》等所描绘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玩纸牌》等所描绘的那些恬静美好的生活情趣至今仍然能深深打动观众。在这些作品中，观众不仅看到了一个个虽陌生但依然不失亲切的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看到了那些虽然和我们相隔久远仍栩栩如生的人。它们所蕴含和代表的人文价值是如此绵长且具有生命力，这或许是在影片的开创性价值之外，更为现在的观众所认同和珍视的重要原因。传记片在这一点上独具优势，因此它也被众多的创作者所青睐。

就传记片而言，它有一个一直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人物和叙事的关系，即它要侧重的是“人物的历史”还是“历史中的人物”。前者更多强调了人，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情节主要描绘的是在波谲云诡的历史浪潮中，人如何成就自己。而后者则更多强调了历史对人的制约性，强调了人如何顺应历史，情节主要表现人如何在历史浪潮的波动中，明确历史发展的倾向和趋势，进而成为历史的弄潮儿。

二、人物与叙事

如前所述，人物与叙事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在它们的第一种关系模式中，叙事要高于人物。也就是说它主要倾向于表现“历史中的人物”。这种创作方法在早期的人物传记片创作中最为常见。这类影片更多地表现出了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美国影片《阿甘正传》在某些方面颇有这类影片的影子。作为一个影片的主角，阿甘主要起到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在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他更多是像一个旁观者，虽然有时好像是因为他的推动，历史事件才有了如此这般的走势。但即使没有他的因素介入，历史事件的走向也依然不会有任何变动。在这些影片中，历史的惯性是无比强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人物成为附丽于叙事的次要因素。

人物与叙事的第二种关系模式是人物高于叙事。也就是说它主要倾向于表现“人物的历史”。这类影片主要把重点放在了对人物的描绘上，突出强化的是角色的个人色彩和个人魅力，整个故事叙事的推进或更多强调偶发性的因素，强调个人选择、个人性格对叙事推进的积极影响。人物在整部影片中占据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情节仅仅是作为人物的陪衬而出现，并因服务于人物的刻画而进行有目的地取舍。影片《巴顿将军》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代表。在攻打德军占据的墨西拿的时候，由于炮火猛烈，军事活动开展得非常不顺利，士兵伤亡惨重。巴顿对战争进程非常不满，甚至在随军医院视察时，他动手打了一个伤兵，因为他觉得这个士兵有畏战和避战情绪。而在德国投降之后，在盟国的庆功宴上，他又直言不讳宣称准备和苏联宣战。影片的这几个段落可以说是对巴顿的形象做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刻画，而这些个性化性格的描绘也为叙事的推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巴顿这种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叙事的情节发展才如此令人难忘，这就是典型的人物高于叙事的创作表现。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创作观念的不断变化，人物传记片的创作视角也在随之发生变化。除了前述的“历史中的人物”和“人物的历史”的观念的变革，当下的人物传记片也更多地采用了平视甚至是俯视的视角，而不是以往那样多采用仰视的角度。乃至在影片《副总统》中，创作者采用了“祛魅”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拨开迷雾之后的“人”的形象。他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喜悦与悲哀，也有自己的困惑和无力。当主人公在白宫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立刻打电话同妻子分享时，那种欢欣雀跃的心态描绘得可谓入木三分，影片中这些情节很多。在这样的人物塑造手段的帮助下，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就很容易建立起来了。

三、传记片与政治片的类型混杂

严格来说，《副总统》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片，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部复合类型作品。如果我们用政治片的要素来考察这部作品，我们会发现，它也能天然合乎要求。这种类型电影往往情节十分晦暗，倾向于预设一个邪恶的阴谋。代表着邪恶的力量往往被设计成当权者的形象，这种设计往往反映了创作者对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人因权力而被异化的真切痛楚。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带有这种批判意味的作品都能被归结为政治片的序列。一定是把对政治丑恶的揭露，对政治人物的展示作为中心议题的才是政治片范畴的作品。而那些只是把这种丑恶揭露作为影片叙事的附加产物，而不是终极指向的，我们则并不把它们计为政治片。纯粹的政治片在类型电影的范畴里其实是比较小众的。而且它往往和悬疑、惊悚及罪案等电影类型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文本复杂性。

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影片，尤其是带有强烈色彩的政治片都是为当下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在评判《副总统》时，这种论断同样行之有效。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该片及其他同样模式的影片在人物建构上似乎并不关心还原历史真实，创作者在致力于为影片披上一种所谓的真实感外衣的同时，更多地在努力再现他们心目中的真实人物。当然，任何一种叙事形式上的选择都是可以被认可和接受的，因为它一定隐含了创作者深层次的创作动因。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这种创作动因过于强大，以至于为了强化它的存在，甚至在有些时候对叙事产生干扰的作用，这部影片即是如此。虽然你可以认为它的叙事方式是影片艺术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绝对不能否认，在观影时，因为这种艺术尝试而带来的观影的困惑是如此强烈。更何况，这或许并非出于艺术尝试的需要，而仅仅是因为创作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主动呈现，并强加给观众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一般来说，所谓的好莱坞的沉浸机制强调的是对观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希望观众如同入梦一般接受影片的价值观的传递，而这部影片导演的强烈的倾诉欲望则再也遮挡不住，甚至主动跳出来，把他心中的真理强加给观众。但是，创作者所认同并坚持的真理就一定是真理吗？这或许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在这一点上，这部影片似乎和传统的政治片也稍有不同。政治片往往以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构成影片的奇观化段落，并加以着重刻画。但《副总统》不尽相同。我们不得不说，《副总统》忽视叙事或者更准确地说强调思想性大于叙事性的做法，使得传统政治片中激烈的戏剧冲突，复杂的叙事设计都难觅踪迹，因此它对观众的感染力似乎也稍逊一筹。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副总统》在人物建构上所强调的主观真实而不是历史真实，归根结底，同电影本身的特点也密切相关。电影是什么，或者说电影成为电影而不是其他的艺术形态，它本身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独属于电影的最独特的艺术特征是它能够在导演主观能动性的驱使下，对构成客观现实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任意的组接。正是这个特点，使得电影成为电影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在时空任意组接的背后，是导演的主观意识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规定了整部影片是以这样的，而非那样的方式来推进叙事。电影之所以被称作是导演的艺术也正是缘于此。如果离开了导演的主观性，离开了电影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处理，电影也就将成为和戏剧等其他类型的艺术无差别的东西了。也因为电影的这个特点，我们始终要明确，绝对的历史真实在电影中是不存在的，电影一定是偏颇的，有失公允的。即使是以标榜客观中立为最高准则的纪录片也概莫能外。因为，纪录片中每一个镜头的组接和取舍，甚至是摄影机的角度，画框的构图都是创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电影因为有了这种人为因素的介入，所谓的透过镜头去追寻历史真相也就只能是缘木求鱼，可望而不可即了。

影片《副总统》即是如此。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绝大多数人物传记片都会采用全知的客观视角，力图去平衡各方面的认知，但该片在有的段落里采用了受限制的主观视角，并以此规范了观众对影片的认知。同时，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所看到的主角的每一次选择，或者是每一个行为，都被导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进行了人为的筛选。我们所看到的故事正是这种主观选择之后的产物，它是截取了人物生活的一个侧面，截取了人物行为的某一个点来呈现。当观众试图以这个支离破碎的生活的片段来认识人物、认识历史，并对人物和历史做出某种价值上的判断时，那极有可能是误导之后的产物。而这或许也正是导演的创作初衷。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在这种模式主导下的影片创作，历史真实或许是最不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真实感，重要的是观众能在导演精心编织的叙事中，被导演所说服，并进而认同他的价值观甚或是意识形态。

四、真实还是创造

某种意义上来说，《副总统》的创作模式和中国“十七年时期”的一些创作，如《黄宝妹》等颇有相同之处。它们都从政治理念出发，撷取现实人物的生活片段进行主观化的改写和呈现。所谓的“艺术性纪录片”可谓是对这种创作模式的绝妙总结。在这种对现实的改写的基础上，为了使影片更具说服力，创作者往往还会穿插一些纪录片的镜头，以此为影片营造真实的幻觉。这可以说是影片在叙事上采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策略。它将所谓的真实和创造熔为一炉，在某种程度上为影片披上了一件“纪实性电影”的外衣。

在这里，我们就必然要遭遇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根据真人所改编的传记片到底是尊重所谓的历史真实，还是要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创造一个新的角色，哪怕这种创造离真实存在的角色相去甚远？这个问题不仅在过去时刻困扰着我们的创作者，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也一定会是引起巨大争论的话题。就影片《副总统》而言，它应该还是比较坚定地认同后面一种选择。因此，严格来说，我们与其将这部影片称之为人物传记片倒不如干脆舍弃这个无法达成共识的类型片归属判断，大而化之地将其放到故事影片这样一个大的范畴或许更不容易带来某些困扰。

当我们在讨论电影时，我们总是希望创作者能从电影本身出发，能更多尊重电影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叙事。但是电影的魅力也正在于它可以不拘泥于特定的类型和范式，它可以更加自由地采用多样化的手段和方法表现世界，表现对世界的认识，这就决定了包括传记片在内的各种不同类型和题材的电影在未来一定会出现巨大的分化，在叙事及人物的创作理念上也将会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影片《副总统》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