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书亮 李窦逗

(1.长春大学 音乐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2.吉林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与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氛围的活跃有着紧密联系。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正式拉开了国家经济腾飞的序幕，中华民族开始了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程。经济形势的改观使得知识分子对国家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他们思维活跃、积极向上，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为电影事业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资源。改革开放是一项改变国家命运的伟大决策，大大激励了电影创作者们，他们记录下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的改变，或是用感人肺腑的电影故事传达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热爱，或是用慷慨激昂的旋律歌颂祖国的豪迈壮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人民呈现出了无数构思精良、情感真挚的优秀电影作品，整体风格明丽，且富有人文关怀。

一、故事片的爆发及音乐叙事的创新(1979—1980)

十年动乱所形成的紧张的斗争氛围消散后，取而代之的是焕然一新的改革开放形势，电影界的阴霾也消失无踪，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人民对未来的生活有了盼头，对电影这种兼具艺术和娱乐的表现形式充满兴趣，因此电影事业受到了全民支持。这一时期所上映的影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较大提升，并且电影艺术的交流和融合并不受国界的限制，有很多外国的经典作品先后在国内展映。其中发展势头最为迅猛的是故事片，到1980年，我国的电影创作者们共生产故事片82部，其中大部分是在1977年到1980年之间的三年内完成的，[1]这其中有许多艺术价值较高的经典作品，如《生活的颤音》等。在此期间，电影音乐作为重要的表现元素，逐渐受到创作者们的重视，因为恰当的音乐既可以烘托电影气氛，又可以承担一部分叙事作用，甚至出现了最早的音乐片，即以音乐旋律代替文字和故事剧情来承担绝大部分叙事作用的影片。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电影《归心似箭》，该电影上映于1979年，其中有一首经典插曲广为流传，即单秀荣老师演唱的《雁南飞》。此曲旋律优美，为配合剧情进展，先后三次穿插进电影中：第一次，影片为烘托男主人公的形象，渲染电影的气氛，在男主人公进行雪地跋涉时播放了插曲，以竖琴为演奏乐器，结合单秀荣老师出神入化的女高音吟唱，使得观众对男主人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第二次，影片为了从侧面展现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在玉贞低头无言时播放了插曲，此时是女主人进行婚嫁的关键时刻，优美动听的音乐旋律与绚丽多姿的风景画面结合在一起，使得观众如同身临其境，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第三次，影片完美收官，主人公的结局呈现在观众眼前时，影片播放的带词版本的插曲，与前两次形成呼应，升华了电影的情感。《雁南飞》的作词和作曲分别由李俊、李伟才负责，以东北地区的民歌为参考，既推动了电影主线剧情的发展，又较好地烘托了男女主人公的形象。

二、第五代导演与电影音乐的人文精神(1981—1990)

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至今，导演风格的更迭已经到了第五代。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是陈凯歌、张艺谋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且在1978年到1990年的时间内，创作了许多探讨人性的作品。相对于之前的导演风格，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观众单凭镜头切换或者人物拍摄方法就能判断出是谁的电影作品。其次，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作品还具有非常高的象征意义，一些看似普通的物品或情节，往往隐喻着重要的情感冲突或人物命运。

第五代导演的活跃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持续到今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我国的文化历经五千年沉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值得用一生去追寻和揣摩的文化结晶，第五代导演擅长用电影语言讲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无论是武侠片还是文艺片，都可以从中窥见导演对于家国天下和人心人性的深刻思考。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实践中，导演中心制是最突出的亮点，短暂影响了此后电影事业的发展方向。之所以说是短期影响，是因为1993年，政府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后，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自此，电影的中心主导权从导演手中交还给国家部门，导演中心制就此退出了中国的电影规制。究其原因，电影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要加强监管和指导是必然的。

与此同时，电影音乐也面临着创新发展的契机。由于商业电影的大量出现，电影音乐的需求市场旺盛，音乐创作者们也有了更多风格和技法上的创新。为不同风格的电影配置音乐，二者的精神内核和表现形式都要高度契合，无论是简单直白的抒情音乐还是壮丽恢宏的交响乐章，都可以找到适合的电影作品。改革开放初期，电影音乐的主基调为“复调合唱”，这一表现形式应用于众多的电影作品中。这一时期，第五代导演和电影事业一样，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对历史和未来有许多深刻的思考，于是他们常常在电影作品中对传统概念做出挑战和突破，在电影题材和拍摄手法上大胆创新，一定程度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升华和超越。此外，电影音乐的创作氛围十分活跃，不仅有对传统乐器的创新利用，还有对西方音乐元素的交流和融合，有些电影作品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但是其所使用的电影音乐却具有西方特色，二者非但没有产生文化冲突，反而在有机融合中更突出了电影的主旨和意境。除了在音乐表现技法上的中西融合，大量的西方乐器也参与到中国的电影音乐制作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钢琴和弦乐器等，这些大胆的创新使得中国的电影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热潮，展现出中国电影音乐积极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开放精神，使得中国电影走上世界舞台，被国际所认可和接受。

戏曲艺术和电影艺术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一方面，一些经典电影正是取材于优秀的戏曲剧目；另一方面，戏曲作为重要的传统艺术元素，也经常出现在大银幕上。戏曲艺术的流行时间与电影艺术存在一定的重合，使得观众对于二者的结合形式更加容易接受。在电影《定军山》中，我国著名的京剧艺术表演家谭鑫培进行了精彩绝伦的京剧演出，观众对此反响热烈。

戏曲电影的发展初期，制作方所采取的表现手法为拍摄整段的戏曲表演，然后将其剪辑为完整影片，其表演深度仅停留在表面，可视为“影戏”，却不能称作是真正的戏曲电影。这一情形在第五代导演的手中得到改观，戏曲不再整段整段地进入电影中，而是作为诸多艺术元素的一种，参与到电影的制作中，成为观众发现传统戏曲文化魅力的契机。《霸王别姬》是戏曲电影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典案例，该电影由陈凯歌指导完成，一举斩获多项大奖。《霸王别姬》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是戏曲表演者，在家国的变迁和动乱中发出对民族和人性的考问，电影的巨大成功离不开戏曲元素和音乐的运用。

《霸王别姬》的历史背景较为特殊，从20世纪2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间经历了数十年的社会变革。电影中，两位主人公作为京剧艺术的优秀表演者，其身家命运的起伏与传统京剧艺术的兴衰有着内在联系，影片以小见大，通过二人的心态和环境变化，折射出了京剧艺术历经波折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繁盛到作为旧文化被攻击，使观众从情感上感受到冲击和震撼。

影片的电影音乐与戏曲元素有更加紧密的结合。第一部分，是电影中频繁出现的优秀剧目的经典片段，或是借助路人视角，或是通过主人公视角，来展现中国的传统戏曲剧目，以京剧为例，影片先后为观众呈现了《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的经典片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次，对《游园惊梦》等昆曲剧目也有精彩演绎。第二部分则是戏曲元素的原创音乐，创作者为我国著名的作曲家赵季平。为给《霸王别姬》进行贴合意境和主旨的音乐制作，赵季平广泛寻求素材，从诸多的传统乐器中选择表现效果较为合适的京胡和箫等，来为剧情的转折和人物的变化渲染气氛。他制作的电影音乐，风格既可轻松恬淡，又可悲壮激烈，是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京剧元素还是一个很好的剧情推动力，为揭示人物的最终命运奠定基础。影片开始，母亲为了让儿子能生存下去，斩断了儿子的手指，向戏班班主下跪，才让儿子进入了戏班，这是京剧元素与人物命运的最初结合；之后，主人公不得不从事戏曲表演中的旦角(女性京剧角色)，他被反复责打，甚至嘴里被塞进烟嘴，心理上遭受严重伤害，奠定了悲剧结局的基础；最后，两位主人公在《霸王别姬》的表演中完成诀别，人物走向了死亡，京剧艺术似乎也走到了末路。这种独特的结合方式，吸引了观众的全部注意力，是电影最终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

电影艺术中最具有艺术价值的便是对人性的探讨。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影音乐的创作者们逐渐转变了心态，从最初的热切而单纯地赞美人性，到对人的存在价值进行拷问。西方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中，歌剧的历史悠久，制作理论也较为成熟，常常对人类命运进行宏观的观察和揣摩；除此之外，也不乏优秀的音乐电影作品，即使没有大段的台词和剧情讲述，也可以让观众随着音乐旋律以及作曲风格的变化，感受到人物的命运起伏。相比国际音乐电影市场较高的发展水平，我国的音乐电影事业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但是不难发现，虽然音乐电影的数量较少，但是其制作水准并不落后于国际要求，无论是讴歌友谊还是展现成长，我国的音乐电影所具有的感染力和影响力都不容小觑。音乐的创作者们拥有敢于创新、不畏艰险的制作精神，高度重视电影音乐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为实现音乐电影市场的理性发展而不懈努力。改革开放以来，艺术观念呈现出中西融合的发展趋势，电影音乐的素材不再局限于传统民族乐器，表现技法也吸收了西方音乐理论的优秀成果，实现了爵士以及蓝调风格的普及应用，也从根本上突破了音乐和政治的固有关系，为电影音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与此同时，随着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创作者们意识到中国的电影音乐市场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为增强国家的电影制作实力，许多理论知识渊博且创作经验丰富的作曲家、作词家纷纷投身于电影音乐的制作行业，使得专业学院派逐渐成为中国电影音乐规制的主流。作曲家较高的专业素养，使这一时期的电影音乐制作水平大幅提高，无论是对观众内心的感染力还是剧情人物的烘托力，都实现了稳步增长。多元化的音乐表现形式大大丰富了电影的艺术内涵，使音乐语言成为电影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电影音乐甚至会让平淡的电影具有独特的魅力，更是成功电影的必备要素。虽然专业学院派是我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流，但一些年轻的从业者更加具有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他们的头脑活跃，观点新颖，使电影音乐的创作市场充满生机和活力，也让观众获得了更加具有艺术特色的观影体验。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音乐创作制度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文化呈现出全面发展却方向模糊的尴尬局面。由于这一时期代表着启蒙、文化、起步以及精英等关键词，因此电影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致力于进行产业转型以及业务创新。与此同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由于我国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创作制度，加上经济的不稳定发展以及技术的不成熟，因此我国的五代导演模式仍处于摸索时期，急需一个清晰化的指导方针。此外，一些传统的电影音乐创作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主题歌曲的配写以及电影插曲的创作，并且其音乐技术手段相对单一，老套，因此其创作的音乐往往不能够博人眼球。甚至其在创作一系列简单音乐的过程中，也常常会因为思维的局限而出现尴尬局面，无法发挥其全部的实力，经典精妙的音乐也寥寥无几。然而，在这一摸索阶段也逐渐涌现出了一系列的新型电影音乐创作组织，并且在商业模式逐渐系统化的基础上，其在电影音乐的创作中也有了较大的突破。

综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电影风格可知，这一时期人们将电影视为人性呐喊的艺术手段之一，在电影作品中，人性的价值、尊严以及独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并且电影描写手段从一味的表扬赞颂过渡于质朴自然的叙述。此外，在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内，我国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电影音乐作品只有寥寥十部而已，而在这为数不多的纯粹电影音乐作品中，以古典文明为主要展现对象的《丝路花雨》，以青年情感世界为主要展现对象的《疯狂歌女》《西部舞狂》以及《摇滚青年》，以中朝关系为主要展现对象的《同心结》都凝结了高度的音乐艺术感，将改革开放初期的音乐艺术电影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这些作品与西方好莱坞创作的歌舞剧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并且高艺术水准的作品数量较少，但是我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电影音乐行业向高水平方向发展的步伐。换句话说，在现代化电影技术以及新型处理措施的基础上，电影编剧越来越重视电影价值的定位，同时上述提及的电影为我国将来的歌舞片电影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我国电影业发展跳出了纯粹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围。此外，在西方电影技术手段的不断深化下，我国电影技术也趋于多元化发展，出现了蓝调、爵士以及摇滚等不同的音乐处理风格。总而言之，以20世纪90年代初的电影发展为基本立足点，我们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音乐蓝图，而90年代初涌现出的新电影无可厚非地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之作，甚至凸显出整个时代的电影音乐背景。

电影观众审美情趣的提高也是电影音乐不断发展的根源之一，使越来越多的电影制作人开始意识到电影音乐的重要地位。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电影制作者致力于聘请一些专业作曲人来进行电影音乐的创作，从而使得电影音乐创作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专业院系。在专业作曲人独特的音乐处理能力以及系统性的音乐创作技巧下，电影音乐也被赋予了丰富的音乐情感，使得其音乐主题、背景以及基调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使电影更具表现力和渲染力。与此同时，专业作曲人在深层次体悟了电影背景以及人物情感的基础上，相应地为其设计合适的民族、抒情或者流行音乐，将音乐与电影巧妙地契合在一起，同时使合理的音乐背景为电影情节的开展推波助澜。除此以外，一些音乐创作的新生力量也在电影音乐中初露锋芒，不断推动着电影音乐创作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与传统的作曲人相比，年轻作曲人倾向于将传统因素与外来因素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更新颖的方式提高我国电影音乐的渲染力。电影音乐的探索时期主要是指在其发展达到饱和时独立意识的一种觉醒，努力向着更成熟、系统的方向发展。然而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电影音乐都要以独立意识出发，但是其要求电影音乐在不断发展中进行镜头切换、情节安排、题材选择等方面的创新探索，从而将电影音乐的烘托功能升华为电影情感的凸显，在音乐中融入电影的主题思想。在此项进程中，我国电影行业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众所周知，评判20世纪80年代电影独立意识发展的关键指标为音乐的地位，其是否由电影的附带品转化为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巧妙的音乐设计，就不可能有杰出的现代电影。”[2][3]在这一观点的认定上，电影界统一了口径。在一部电影中，音乐所起的作用不仅是情感的渲染以及情感的切换，其同样是一种情节发展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