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伦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曾经，上海是中国电影高度的代表，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缩影，如今，上海是见证中国传统电影艰难蜕变，继而重新崛起的标本，更是解读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标本。

2003年5月，我受组织安排到上影集团任党委书记兼总裁，有幸成为中国电影从低谷走向高潮的见证者和实践者，成为上影集团改革发展的决策者和推动者。时间一晃而过，我最深刻的感受是：上影的改革发展是一次沉重的飞翔，既有忍辱负重的艰难，也有发愤图强的欢欣。它得益于中国文化体制变革，得益于领导层的正确决策，也得益于同志们的同舟共济。

一、临危受命：确定上影新的发展战略

我是2003年5月8日到上影集团任党委书记兼总裁的。来上影以前，我跟电影就已经结缘。1983年，我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不久，和汪天云、梅子涵等筹建了中国第一家非专业院校的电影教研室，开始了长达16年的电影学者生涯，期间看过上千部中外优秀电影，撰写了数以百万字的学术著作等；1985年到1997年，我跟随前辈钟惦棐、梅朵老师等一起筹办了《中国电影时报》，后来改名为《文汇电影时报》，并从评论版主编成了负责人；1997年到2003年，我在市委宣传部当文艺处处长，并主持上海作家协会工作，我理解了政府与政策，体验到了文学的力量。这四段经历，让我对电影艺术有了理解和热爱。

最初是时任市委副书记的龚学平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去上影集团。后来，殷一璀同志接任市委副书记时拍板决定。他们是我敬重的领导，我答应去上影集团任职。我深刻懂得当时电影的艰难，也了解上影曾经的辉煌和面临的艰苦。但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三重境界：一是必须有思想；二是思想能够传播；三是思想能够实践。我曾经在大学讲电影、写文章，属于“纸上谈兵”。有机会让我去领导电影企业，将对电影的思考付诸实践，我愿意去担当，哪怕山高水险。

任何热爱电影的人，一定会尊敬上海优秀的电影企业。上海电影制片厂诞生于1949年。70年以来，诞生了许多优秀电影和优秀电影艺术家。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做了个统计，在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间，上影共生产电影522部、电视剧316部；美影厂生产动画电影24部、艺术短片207部、动画系列片60部；上译厂配音录制影片986部；“上影出品”的影片获各类奖项778次，获奖艺术家78人次。即使在中国电影最困难的时候，上海电影也坚持出好作品。上海优秀电影家，以其创作的优秀电影，呼应了思想解放，呼应了人民心声。

2003年的中国电影正处于历史最低潮，全国只有3000多块银幕，观影人次是3570万左右。电影票房不到10个亿，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大概是5个多亿。全国电影从业人员50万左右，平均每个人的年均收入是1000元人民币。上影作为老牌电影企业，毫无疑问也碰到了种种困难。所以，有些电影艺术家在人大、政协上发言：作为国家一级导演、一级演员，一个月300块钱，怎么叫尊重艺术家？这是当时电影人无法解答的难题，因为那时中国电影确实养不活中国电影人。我到任时，上影导演张建亚善意调侃说：“上影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不改不革是安乐死。”

那年10月，我首次到美国好莱坞去职业访问。我拜访了美国六大电影公司中的五大公司，拜访了美国电影协会。我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电影怎么赚钱？那时他们就会把我的名片拿起来再看一眼，潜台词大约是说：“你不是电影集团总裁吗？难道不懂电影怎么赚钱？”事实上，那时中国电影刚刚走出计划经济，处于电影产业变革的前夜，国有电影企业领导者真不懂电影怎么赚钱。我到任后，去求教老厂长徐桑楚，他说：“当年我当厂长，主要精力就是抓生产。计划经济时电影是统购统销的。只要能通过，就能收回成本。而你们现在需要问钱在哪里、观众在哪里。难!”当时老厂长坚持送我到电梯口，说：“告诉上影厂，徐桑楚支持你!”老厂长在上影德高望重，此言此情，感动且激励了我。

那次好莱坞之行，让我思考了电影企业领导者的思想和行为逻辑。此后，我养成了对电影产业和企业运营的持续思考。在从洛杉矶回上海的飞机上，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两个关键词：片库经营、产业链。

片库经营，其实就是版权经营。在高投资高风险的电影企业运营中，拥有的片库常常是抵御风险或获得利润的摇钱树。我读派拉蒙公司的财务报表时，有一句话触动了我：“片库经营是本公司规避年度投资风险的安全阀”。这个“安全阀”用得形象，让我理解了版权经营对于电影企业的重要性。当时上影已经有故事片版权超过1000多部，科教影片版权1350部，译制片版权1550多部，与此同时，每年也在源源不断创作新的作品，这就是上影前辈留下的财富，也是区别于其他新兴电影公司的优势。家底是我们的底气。但中国电影版权在那时还没有溢出利润的可能。

产业链，这是我听到最多的一个经营理念。美国大的电影公司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囊括制片、发行、媒体，以及像迪士尼乐园这样的主题公园。在飞机上，我阅读《美国电影产业历史》，其中有这样的论述：电影制片等于石油界的勘探业，风险巨大，最后往往一无所获，但偶尔也会因发现油田而暴富。电影院等于石油界的加油站，是中长期投资，成本不高，利润也不高，但现金流充沛，有市场影响力。我放下书本，望向窗外，远处有一缕金色的光，光芒穿透云层。我想：这是对的。

从美国考察回来，我们在年底的职工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一个产业链完整、多片种发展、创作能力领先、市场竞争力领先、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电影集团”的“上影战略”。产业链，成为战略核心。上影是以制片为基本主业的，但电影制片一旦离开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它具有的高风险就日益显露。即使像美国这样成熟的电影产业，真正赚钱的电影也只有20%左右。要想在电影产业中长治久安，甚至鹤立鸡群，就一定要建设完整的产业链，东方不亮西方亮。

当我在会上提出“上影战略”，底下有人议论说，“来了个书生给我们上课，现在电影混口饱饭吃就不容易了”。我在会上讲：“我们不要做井底之蛙，以为天空只有一个井口大。要做，至少做青蛙，跳出井口看看天空有多大？”有人当面就说，“什么井蛙？什么青蛙？有本事把上影搞好，你就是牛娃!”我开始意识到，最大的困难不是困难本身，而是人心。我确实是一介书生，当老师的。常言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书生有优点，就是有信仰，有信仰就能做一些事，或许能做成一些大事。

我们就坚持自己的战略定力。一年不行就三年，三年不行就五年，五年不行就十年。十几年了，我们坚持做三个字：产业链。如今，我们八次被评为“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两次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企业”，六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化出口企业”，实现了从传统文化事业单位向现代市场主体的转变；实现了从单一制片企业向产业链完整的电影企业的转变；实现了从实体经营向实体和资本经营并重的转变；实现了由以自我发展为主向全面开放合作的转变。近三年，上影完成营业收入83.49亿，同比增加42.82%，其中主营收入83.49亿，同比增加41.39%；利润为12.58亿，同比增加57.4%，净利润9.31亿，同比增加38.13%。改革初期，上影总资产为21.6亿，现在总资产为64.56亿，增加3倍以上。当初净资产为7.91亿，现在为45.54亿，增加近6倍。当初利润为209万，现在为4亿。净利润为亏损20.78万，现在盈利3亿上下。2016年8月17日“上海电影”完成主板上市，高峰值时市值接近200亿。2015年，我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交流发言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说：“上影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同志们，我刚去过上影。上影坚持用改革推动发展，用发展证明改革，这是对的。”

当初上影领导团队，还有党委书记沈佐平，副总裁许朋乐、汪天云、田锋，总裁助理王小军等。这是一个在艰难中奋起的坚强领导集体。

二、锐意改革：成功实现转企、改制、上市“三级跳远”

2004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上海视察，他听完上影汇报后问我，“上影现在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我说，“我们是事业编制、企业化运作”。他说，“你们带个头，把事业变成企业，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在场的市领导都表示支持：争取当年年底完成。

任务书接了，时间表定了，接着是惊心动魄的十个月。长达十几年的电影困境，所有矛盾都堆积着，这一突然决定的改革，等于是火种放在柴堆上了，一下就燃烧起来。

当时上影直属企业有11个事业编制，涉及员工2545人。把事业单位改成企业，职工最担心的是失去事业编制所附带的一整套保障体系。比如，企业退休待遇明显要比事业单位低；比如，企业直接面临市场风险，经营成败决定生死。所以，反对或者抵制转企，变成部分职工的急切诉求。有一次18位员工冲到我办公室，泄愤砸了书橱玻璃，临走还顺手砸了两个热水瓶；在庆祝上影厂成立55周年庆典上，有70多个员工冲击会场；更极端的是有个照明工人多次在厂里扬言要杀我。我不相信他的杀意，决定约他当面交流。那天晚上，我们相隔办公桌而遇。我坐着他站着，他盘着双臂，居高临下。我不能示弱，说明态度：“你的诉求合理，我们有能力解决的，尽快解决；没有能力解决的，给我们时间；如果你的诉求不合理，我们就无法解决，如果要杀，我准备当烈士了，你看着办。”他也不示弱，扬言要“用半条命换我一条命”。我们交流直至深夜，他摔门而去，留下一句话，“侬这个赤佬也不容易”。春节我去他家家访，住处大约八九平方米，是朋友借给他住的。房子太小，我们不能面对面谈话，只能肩并肩交流。我了解到：他离婚后，房子给了前妻，孩子由自己抚养，现在是肺癌晚期，这是“以半条命换一条命”的由来。他的生活面临困难。

我在石库门里长大，了解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到了上影，我看到了更多困境。2004年春节我第一次去看望上影困难职工。这位工人月收入才300多元，妻子患脑瘤开刀后病退在家，月收入1000多元，他们有个大学毕业的儿子，患有精神性疾病，加重了生活困难。我感受到：虽然我们能雪中送炭，但只有把上影带出困境，才是根本之道。鉴于这样的想法，上影每次访贫问苦，我们都带年轻干部同行，让他们懂得企业发展对职工生活的重要性。我们提出，上影干部要想天下，更要想脚下。上影七千多在职和离退休员工，背后就是七千多个家庭。把上影脚下的工作做好了，就是对天下的贡献。后来有人说我们是上影的“三好学生”，对老人好、对穷人好、对名人好。我想：这是应该的，如果有更好的条件和能力，我们愿意做得更好。

在这次转企过程中，我们通过公开接受咨询，收集到两个整体性问题、11个群体性问题、300多个个人问题，其中许多涉及群众的重要利益。这让我们意识到：改革不能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哪怕改革是为了群众利益。根据上影的历史和特点，我们提出了改革方案，将下属11个事业单位转成企业，2545名员工保留事业编制，转企后进入上影的职工再列入企业编制，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市委专题会上，这个方案产生了不小的争论，最后市委领导拍了板：“上影有影响、有贡献，有很多老艺术家，我们实事求是，原则同意上影的改革方案。”

整个改革方案原则初步定了，按照上影集团职代会规定，涉及职工重大利益的事项，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通过。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04年12月31日，那天上海下了难得的大雪。我主持召开职代会。第一个汇报发言的分团团长站在话筒前，讲了两三句话就忽然昏倒了。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有点像电影中的场景。开始投票表决时，我有些自信，因为会前我们几乎找了所有职代会代表谈心；我也忐忑不安，毕竟涉及职工利益太重大。我坐在台上，等待着计票结果：94.8%的赞成票。通过了!当时一位老同志讲：“任总啊，我们不是没有意见，看到你们在努力，我们投的是信赖票。”确实我们很努力，一种穷则思变的努力。许多年的许多夜晚，我们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第二天，《文汇报》头版作了报道，标题是“上影改革方案高票通过，获得94.8%赞成票”。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上影发展“三级跳远”中的第一跳-转企改革。上影转企是国有电影企业改革中的第一家，当时成为全国电影企业的标杆。后来，我参加了由中宣部领导带队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报告团，大概跑了12个省市，介绍了上影改革的经验。

2012年，我们再次改革，率先成立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推动全面股份制变革，由此实现“二级跳远”。随后，我们马不停蹄，把上市作为奋斗目标，以完成上影发展的“三级跳远”。

2009年，李长春同志在韩正书记等人的陪同下再次来上影视察。当我汇报了上影工作后，他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电影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并对上影工作给予了六个方面的肯定，提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其中一条是：“支持上影上市”。韩正书记也对上影提出明确要求：体现价值观，提升竞争力。领导们之所以对上影有急切要求，这与当时的电影格局有关系。用我的话来说：国有电影企业和新兴民营电影企业正处在“龟兔赛跑”中。在长达十几年的中国电影低迷期，只有国有电影企业坚守着，坚守就意味着牺牲，如乌龟般背上沉重的负担。新兴电影企业则像欢蹦乱跳的“兔子”进入电影圈，从而出现了“龟兔赛跑”。站在整个电影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国有电影企业无疑是重要的力量。支持它们在变革中再次崛起，成为领导们的战略考量，成为我们的职业使命。这些年，我们充分感受到中央和上海领导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倾心倾力。国家主管电影的领导赵实、张丕民、童刚和张宏森等，他们就像跑接力赛，一棒接一棒，引领大家在电影大国向强国的道路上奔跑。用童刚的话说：“我们不是一般朋友，我们是战友。我们共同经历中国电影从低谷向高峰的历程。”

我们开始谋求上市。我们提出了“整体上市、分步实施、市场板块先行”的战略。市场板块先行，首先要整合上影所有的市场资源，以此作为上市公司的家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永乐电影股份公司。它前身是全国著名的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因为电影长期低迷，它多年处于亏损状态。永乐公司持股上影联和院线60%，成为它基本的利润来源。为了规避同类竞争，上影必须将这60%的股权收购，这意味着永乐公司不能再经营这项业务。对他们来说，抉择是艰难且痛苦的，矛盾爆发是必然的。经过耐心细致的沟通，最终赢得股东大会95%的赞成票。至今我特别感谢永乐公司老领导和陈若颖等现职领导及员工们富有牺牲的支持。这份支持是关键的，它决定成败。

2012年7月31日，我们与上海精文投资公司发起成立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我担任董事长，朱中响担任总经理，开始上市申请并推进公司规范发展。这期间中国股市历经风风雨雨，中国证监会两次停止审核IPO，前后加起来大概有18个月。2015年，市委将支持上影上市列入当年市委常委会工作计划。年初，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同志视察上影。我们做了汇报视频，设计结尾镜头是：一位足球运动员带球突破，临门一脚，守门员鱼跃而起，随即是瞬间定格，然后弹出字幕：“上影股份上市，面临临门一脚，请中央首长支持”。市委书记韩正同志笑着说：“奇葆部长，上影同志希望您支持，把上影上市的球踢进去。”在场所有人都笑了。这年年底，我们接到了12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过会审核的通知。

为了顺利通过审核，我们提前赴京，整整准备了三天，像当年高考那样认真。我记得那天是下午三点过会，我们怕堵车，两点钟就到了。到了三点，中国证监会和发审委的同志鱼贯而入。但一直等到快四点，才通知我们进入会场，有我和上影股份时任总经理张丰，以及保荐机构的两位代表。出乎意料的是主持者严肃告知：会前发审委员分别收到来信，反映我们上市存在严重问题，需要现场说明。发审委员们提问是严肃的，态度是严谨的，我们做了坚定而负责的如实阐述。最后给我三分钟做总结陈述。我大致说了两段话：1、上影股份成立就以上市作为最终目标。因此，我们把上市规则作为重要遵循。2、到现在为止，上市的电影公司都是民营的。其实在中国电影最困难的时候，只有国有电影企业坚守着，由此曾经困难重重。现在像上影这样的国有电影企业通过变革而崛起，终于用闪亮的发展业绩，来到证监会接受最后的审核。我们最想说的是：请给我们一个信任，国有电影企业领导者不是无能之辈。半小时后，主持者宣布：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投票结果：七位发审委员一致同意。瞬间，在场同志欢欣鼓舞。我却显得苍苍茫茫。直到在中国证监会门口合影留念时，我才觉得喜悦是慢慢渗透出来了，不可抑制。我特意看了看北京的星空，星星点点的灿烂。谁能知晓？我们的磨砺心路。

2016年8月17日，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上海电影”(601595)的名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上市，这是上影发展史上的重要日子。那天上影艺术家秦怡、吕其明等和年轻演员又是唱歌又是朗诵，热情爆棚。我倾情邀请最好的朋友们见证与分享：有导演王家卫、贾樟柯；演员章子怡、赵薇；作家王安忆、刘恒；还有中国电影制片协会理事长明振江少将、中金公司董事长朱云来，以及美国派拉蒙总裁罗伯茂等。市委宣传部长董云虎、副市长翁铁慧等领导到场祝贺。上海证交所理事长吴清感慨地说：“这大概是上交所最热闹的上市仪式。”“上海电影”发行价为10.19元，开盘就顶格涨近44%，收价14.67元。后来五天连续涨停。

三、开放发展：努力把上影打造成中国强大电影企业

“上影战略”是上影发展的灵魂。“上影出品”则是上影战略的核心。市委书记李强提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我们认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电影应该是主战场，上影要成为主力军！李强书记在上影车墩拍摄基地调研时对此给予肯定。因为上海是中国电影发祥地，电影是上海最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样式，也是市民最喜欢的娱乐形式。

说到上海电影，人们常常会怀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因为它代表了最初的高峰。《南方周末》在2009年上影厂成立60周年时，用两个整版发表了我的专访，题目有些耸听：《任仲伦：上海电影站着是高度，躺着也是高度》。其实，我描述的是上海电影曾有的辉煌地位，因为当年中国其他城市都没有电影产业，它属于“独秀峰”。

诞生于1949年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以及稍后建立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承接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大批电影人才，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创造了许多优秀电影，在五、六十年代形成高潮。八十年代的上海电影依然领风气之先，最杰出的代表是谢晋导演，他执导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优秀影片。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电影进入低迷期。当电影开始复苏，新的优势在北京集聚，形成了“北漂”现象。北京有国家级行政资源集聚，国家级艺术资源集聚，国家级媒体资源集聚等优势。上海电影的优势逐渐消失，电影人才整体匮乏，新型电影企业数量不足，以及上影面临着诸多困难等，造成新的困境。

尽管如此，上海电影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发愤图强。从上影这个角度：2001年上影集团建立，以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根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等先后融入，加上近年一批新型制片公司成立，如上影电通、上影寰亚、上影英皇等，增强了“上影出品”的实力。这些年，“上影出品”提出“三足鼎立”的创作思路：即弘扬主流价值，鼓励艺术价值，实现商业价值，本质上追求着上海电影的再度辉煌。

2000年电影《生死抉择》的出现，是上海电影崛起的重要标志。当年市委宣传部长金炳华从北京把作家张平的小说《抉择》带来上海，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重要题材，可以深刻表达反腐倡廉的中央决策和民众诉求。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亲自挂帅，与金炳华一起直接指导影片创作。上影领导与导演于本正勇于担当，成功完成了电影《生死抉择》的拍摄，产生了强大的社会震撼力。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发表长篇讲话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该片票房超过1.2亿，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最高票房的纪录。

现实主义精神始终是上海电影的优秀传统。记得有一次在回上海的航班上，遇见时任市委书记俞正声。他聊起电影并希望上海电影能够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我说：最难的是如何表现好现实中的社会性矛盾。他谈了他阅读许多文艺作品的体会，说：关键不在于表现或不表现现实矛盾，而在于要表现好生活的主流，要形成邪不压正的思想品格。俞正声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四次到上影调研，关心上影发展。这些年，“上影出品”的电影《东京审判》《辛亥革命》《高考1977》，电视剧《亮剑》《开天辟地》《心术》《爱情公寓》等，尽力坚持现实精神，弘扬主流价值，以支撑起上海电影的脊梁。其中，电影《西藏天空》、电视剧《焦裕禄》《彭德怀元帅》先后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电视剧《亮剑》更成为重播率最高的作品，超过3000次。在最近五届的中央“五个一工程”奖中，“上影出品”获得11个奖项，电影一部不落，电视剧也连连获奖。“上影出品”的电视剧，10部在央视一套播出、9部在央视八套播出，在电影企业中属于罕见。同时，“上影出品”的类型片《大灌篮》《锦衣卫》《铁道飞虎》等，也获得良好的票房。尤其是《盗墓笔记》票房突破10亿，成为上海电影首部进入“10亿票房”的影片。

“上影出品”的艺术电影是最令人瞩目的。与王家卫合作的《2046》《蓝莓之夜》《一代宗师》等，与贾樟柯合作的《三峡好人》《江湖儿女》等。我们出品了近年来贾樟柯所有的电影。我钦佩他在商业电影的大潮中，保持对变革时代的草根人物的持续关注。上影导演郑大圣的《村戏》、胡雪杨的《上海1976》、傅东育的《西藏天空》、速达的《大耳朵图图》等，也体现出对电影艺术品格的追求。由此，上影成为国际上获奖最多的电影企业，先后有9部影片在夏纳国际电影节正式参赛，获得评委会大奖等4项奖项，两部影片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2006年、2007年最佳影片“金狮奖”。梁山的《父亲》获得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上影演员王景春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何琳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女演员奖；王丽萍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赞扬；速达导演的新版动画片《大闹天宫》获得联合国“知识产权金奖”等等。

上影率先提出“开放逼改革，合作促发展”的理念并实践。2003年我们与美国华纳建立全国最早的合资影院“上影永华”，连续几年成为全国票房最高的影院；同年引进IMAX影院，因放映《阿凡达》而爆棚。2007年与美国环球影业合拍《木乃伊3》；2011年与美国最著名的特效公司特艺公司成立“上影特艺”；2015年以来，与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联合出品多部影片；2016年，我们率先引进3D4K120帧新技术电影《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那年我们出访美国，在纽约见了李安导演，他正在为影片放映担忧，当时全球还没有这种放映技术支撑，我当场就答应在上海率先引进并实验放映。半年后，影片在上海影城上映，引发轰动。一个影厅一个月取得2400万票房。去年我再访美国，李安正筹备电影《双子煞星》，他准备继续拍摄3D4K120帧格式。李安是具有“殉道”精神的电影探索者。我们敬重他。

未来三年，“上影出品”结合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等重大选题，创作了一批重点作品。电影《攀登者》在全球背景下表现了中国登山者勇攀珠峰的壮举。电影《大学1978》以中国改革前夜为背景，描写了一批有志青年在八十年代的理想和追求。电影《魔咒钢琴》讲述了二战期间上海城市救犹太难民的故事，展现了城市中的美好人性和包容气度。电影《大禹治水》展示了中华创始神话，如同西方普罗米修斯盗火那样，中华的大禹治水同样展示了拯救人类的大智慧。

“美影出品”是“上影出品”的重要标志。美影拥有《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近500部动画片，其水墨动画等在国际上获得“中国动画学派”的美誉。目前，进入创作的重点项目有：电影《孙悟空之火焰山》，用现代艺术感塑造经典英雄。新创作的电影《斑羚飞渡》，作为首部长篇水墨动画，将传承中国动画学派的精髓。

这些年，我们用心最深、用力最大的就是打造“产业链”。我们提出：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就是要把企业主业基础打好，把企业摇钱树种好。随着国家电影战略的确定，即由电影大国向强国发展，我们认识到：建设中国电影强国，首先要建设一批强大的电影企业。

目前，中国电影银幕全球第一，观众人次全球第一，生产数量全球第二，构成电影大国气象。但强大的电影企业是电影强国的核心标志。美国六大公司占全球票房26%，北美票房的85%，支撑起世界电影强国的地位。最近迪士尼用了851亿美金收购福克斯，再次表明美国电影企业的高度集聚。我们估计再过五年左右，中国必然进入大公司的发展时期。

上影积极响应李强书记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号召，马不停蹄孕育新突破。不久前，我阅读迪士尼的企业资料。前任总裁埃斯纳主政时期，力推“内生性”模式，以电影主业为主，拓展并衍生产业链的发展，形成了迪士尼的“埃斯纳时代”。我与埃斯纳有多次沟通。那天他来上影与我会谈，我说我看到好莱坞媒体有两篇文章，一篇题目是《埃斯纳：我就是迪士尼》；另一篇是《埃斯纳：好莱坞的沙皇》，这是为什么？他说：“你想知道？”我说：“对。”他几乎用了一个多小时，介绍了他在迪士尼强力变革的过程。我倾听并有所觉悟。目前主政迪士尼的艾格则推进“外延式发展”模式，高价收购福克斯是最经典的案例。

上影在新时代的新战略是什么？上影立志率先成为强大的中国电影企业，并为此谋求着整体战略与聚焦突破。

1、聚焦“上影出品”。在重点作品创作上持续发力，推出一批“上海精品”。同时聚焦新型影像产品的制作。筹建上影“星工厂”，建立新型的人才培养和经纪模式。2、聚焦“上影市场”。去年，上影联和院线在全国院线票房排名第三，院线加盟影院总数突破509家，银幕总数3158块，覆盖全国27个省147个市，联和院线累计票房共计2.44亿元，同比增长18%。我们以每年15家新影院建成的速度在发展，并在寻找新的“标的”院线，实现市场竞争力的新扩张。3、聚焦“上影制作”。以拥有600多亩地的车墩电影基地为平台，利用近年来与国际著名电影公司合作积聚的优势，借助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打造以老上海风貌为特色的场景拍摄区，打造以全球协同发展为制作高地、以现代影像娱乐为核心的电影主题公园，由此建成新型的国际电影基地。4、聚焦“上影资本”。一是在上影股份上市完成后，继续完成上影制片、上影制作等主业资本化。二是建立上海电影投资基金，推动实体经营与资本经营的“双轮驱动”，首期10亿元融资已经到位。

另外，持续完善上影“物理形态”，打造电影文化新地标。上海电影集团总部于2013年改建而成。我们筹建之初，周围有些居民指名道姓、张挂标语对我进行“高级黑”，一时间压力如山。现在建成后，我们让居民分享具有15000平方米绿地的上影广场，上海电影博物馆和上影厂标“工农兵塑像”更得到青睐。我提议新建上海电影博物馆，一是为了完成老艺术家的心愿。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我们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大会。休息期间，谢晋说：“小任，上海最有资格建立电影博物馆。”孙道临在旁边说：“你别为难小任，上影没有钱。”那时上影确实没有钱，但我们记住了他们的心愿；二是为了尊敬上海电影的辉煌历史。现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矗立在上影总部，这是我们的根，根深才能叶茂。上海电影博物馆成为上海文化的新标志，获得全国和上海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奖等荣誉。那次老总理朱镕基来参观，说：“上影总部改建，不造宾馆，不造商场，造了个电影博物馆，很有文化，好好表扬。”现在我经常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瞧见熙熙攘攘的人们走进博物馆，瞧见老人和孩子们在上影广场休憩，内心喜悦是由衷的，甚至会产生浪漫的幻想。如果以后有人回忆往事时说：“当初在参观电影博物馆的时候，我萌生了想当电影人的梦想。”这该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国有电影企业的上影是有政治优势和品牌优势的，我们为之骄傲。2018年6月6日，上影83岁的牛犇同志在“电影党课仪式”上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秦怡老师和我担任了他的入党介绍人。6月26日市委宣传部长周慧琳转交习近平总书记给他的来信，牛犇激动不已，我在现场也是感慨万千。总书记赞扬牛犇“60多年矢志不渝追求进步，决心一辈子跟党走”，希望“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6月27日市委书记李强在会见牛犇时说：牛犇同志入党，成为上海党的建设的一个佳话。

总书记对上影和艺术家一直十分关怀，我在上影工作有着深刻感受。2007年，他在上海工作时就来到上影视察。他对张瑞芳老师说：“我与您的生日是同月同日的。”他对谢晋说：“您的电影我看了好几部，至今印象深刻。”与大家合影时他问：“孙道临在哪里？”当我回答说道临老师逝世了，他默然。离开时，他嘱托：“把上影搞好。”2009年，在上影成立60周年之际，他在北京工作，发来亲笔署名的贺信，肯定上影“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鼓励上影“创作生产更多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精品力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总书记的教导是上影发展的方向。

经过几代上影人的努力，经过中国电影的几番潮起潮落，如今上影进入了“厚积厚发”的新时代，我们要把上影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影业集团，成为中国电影这片森林中“那棵最高的树”，并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的嘱托：把上影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