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雪娇(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吉林 132000)

韩国电影不仅占据了亚洲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其中现实主义题材类型和叙事手段都构成了韩国电影的独特景观，不断推出取材真实生活、批判现实社会且受到观众喜爱的诸多电影作品。纵观韩国导演群，对朴赞郁、李沧东、洪尚秀等导演的解析相对比较多，而对导演奉俊昊的剖析与诠释是随着其电影作品逐步被认可而来的。奉俊昊1993年毕业于韩国延世大学社会学专业，早期拍摄的《绑架门口狗》一鸣惊人；2003年拍摄的《杀人回忆》获得了韩国多项电影殊荣和圣巴赛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新人导演奖等，奠定了奉俊昊在韩国电影界的重要地位。此后，奉俊昊拍摄《东京！2003》《母亲》《雪国列车》《玉子》《寄生虫》等多部电影作品，其中《寄生虫》获7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奉俊昊导演擅长将真实的现实问题嵌入到文本肌体和叙述表达之中，近几年不断推出取材真实生活、批判现实社会且受到观众喜爱的诸多电影作品。其具有极其尖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叙事文本和镜头语言进行深刻发问与直接表达，进而重新审视和回应关于韩国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

一、聚焦现实阶级社会图景主题：直面底层人物生存困境

“现实主义是一种寻求按照现实生活形象重新创作画面的艺术尝试，更倾向于当代题材和平凡的主题。”[1]关于“现实题材”，周星教授从狭义的角度界定，认为现实题材电影反映的是创作当下人们的感受以及社会问题与状况，影片“表现的核心是直面创作当下社会问题”。[2]奉俊昊的电影创作正视社会现实，其现实主义主题聚焦于关注社会阶层，同时电影中还包含着其他的主题类型，如家庭关系、生死问题等，甚至这些类型主题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也构成了奉俊昊现实主义电影的独特表现形式和价值导向，而主题最终讲述的底层故事是奉俊昊电影作品的突出特征。而奉俊昊的电影作品中，无疑都是对深处底层人物的影像呈现和叙述表达，如影片《母亲》中讲述的是一个单亲母亲靠经营一家小本生意养活痴傻的儿子和自己；《汉江怪物》讲述的也是依靠江边小卖部维持生计的一家人的故事；《雪国列车》中表现的是生存在末节车厢中的乘客们；《玉子》讲述的则是生存在大山深处的爷孙俩。

在社会阶层分化问题中，一直是电影导演会采用的镜头语言表达内容。奉俊昊导演关注韩国人的生活状态，在他看来韩国是阶层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甚至阶层分化是世界各个国家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阶级问题。奉俊昊的电影镜头向来不是聚焦于处于社会顶层阶级的人物，更多的是关注底层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压抑也成为底层群体共同的心理特征。”[3]而存在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底层人物处的社会地位、文化资源和经济环境都难以得到保障。而奉俊昊的电影作品中，无疑都是对深处底层人物的影像呈现和叙述表达，对底层人物形象有着更深层次的隐喻表达。奉俊昊的电影叙事主题都是围绕鲜明的阶级社会，尽管电影中的涉及的题材类型存在差异，所描述的主人公存在差别，但是都脱离不开社会阶级的现实问题。如影片《雪国列车》中将一列火车比喻为整个社会，从末节到头等车厢都意味着这个社会的不同阶层，而最末节的车厢则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他们如同蝼蚁一般吃着低等食物，生活在脏乱差的空间之中。而随着车厢不断往前，车厢中人群所享受的条件和环境也逐步提高，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也逐渐增多。影片主角柯蒂斯带着末节车厢开启了反击之战，挑战固有的统治阶级。电影《汉江怪物》则讲述的是汉江中的变异怪物夺走靠海边经营小卖部生存中家庭最小的成员，这个普通的家庭是社会底层阶级的代表，当面对问题时，全家决定向政府求助，没有给予帮助的政府却将全家视为被迫的对象，反而被政府所控制起来。在影片中，最令人感到叹息的是，政府决定打开这个家庭中大儿子的大脑提取所谓的“病毒”，而目的是为了掩盖对病毒判断失误事实真相。作为统治阶级会选择牺牲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而达到自己统治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之中的不平等根源于相互敌对又相互关联的社会阶级。”[4]而存在不平等的最终原因是权力的归属问题。

二、批判现实主义的独特性：复杂人性的多维度呈现

奉俊昊导演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突出特点，而批判存在的价值意义是其能够检验真正现实的绝佳路径。而人性常常被喻为“人之善”与“人之恶”，非此即彼，人性被所谓的传统价值观念所框定。而奉俊昊导演的作品在努力打破这层固有的壁垒，企图带领观众用批判的现实主义视角去重新审视和衡量人性，即道德是相对的。因此，奉俊昊对人性有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人性刻画，用道德相对论去重新审视人性问题。哈姆雷特认为“这是一个失焦的时代”，我们对事物的判断逐渐变得模糊。“单一”“封闭”的价值观念体系俨然不再完全适用于社会现实，而更需要“多元”“动态”的视角。也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现代主义电影打破了按事件的逻辑关系或时空顺序组织的叙事结构，呈现多元化、陌生化的状态。”[5]

奉俊昊带着批判性的独特视角重新审视人性所谓的“善”与“恶”，在他看来，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底层生存状态的人们都不是绝对无辜的，人性往往恰恰处于善与恶之间。而奉俊昊更为高明的批判主义视角下，借助呈现复杂多变的人性特征，进而用批判性视角的看待现实社会所谓的公平与正义、自由与民主等。如电影《母亲》中，一个母亲为了营救自己的儿子与整个司法体系做斗争，在坚忍、朴实的母爱叙述视角中，却重新引发观众对母亲类型电影的反思。在逐步接近真相的过程中，母亲得知儿子才是真凶，为了保护儿子杀害了唯一的目击证人，进而犯下了杀人罪；《雪国列车》中，柯蒂斯带领底层人群向统治接近发起斗争，尝试改变底层人民的生活环境，但是在他逐步接近列车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者威尔福德时，他所摒弃的集权社会压迫统治的价值信念彻底崩塌，而自己所带领的暴动行为让全列车人走向死亡；《杀人回忆》讲述的是京畿道华城郡小镇发生的连环杀人案，而在追捕嫌疑人的过程中，却因社会体制的原因和办案人员的草率导致嫌疑人逃脱罪责。而小镇警察和汉城来的探员在秉持正义的同时，却又屈服于并不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大环境，其中小镇警察作为正义的化身，却往往采用粗暴、逼供等手段完成办案。因此，奉俊昊的电影世界中，“正义”“母爱”“公平”等一些列的词语，恰巧通过底层人物的刻画完成相对性的表达，或许在导演的眼中人性是多元的，没有谁是绝对的正义，也没有谁是绝对的无辜。其对人性的采用的是批判主义的态度，引发观众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思考和持续发问。复杂的人性既是人的本体属性，也是社会所造就的结果属性。现实主义不仅是“呈现现实”，还需要借助镜像语言“影响现实”，影响观众对复杂人性的思考，影响观众对复杂人性的反思。

三、呈现现实主义价值立场：兼顾感性表达与理性思考

时代的环境和电影动员民众的目的需求推动着电影题材和人文关注于生活现实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叙事表达经验。[6]其赋予了电影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更赋予了电影明确的价值立场。而现实主义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在人们意识的中介作用下，借助语言等符号体系，实现意识的表达。美国学者马修·博蒙特也认为：“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为独立的物质或历史现实提供一种认知或想象的路径。”[7]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是主体在意识层面上建构的产物。当今时代，好莱坞的数字技术和梦幻理论无时无刻不冲击着受众者的视觉、听觉，人们的观影消费也越来越倾向于“虚拟世界”。而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在市场中占据的份额也呈现逐步减少的趋势，而韩国电影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电影市场占据重要份额，与其现实主义视角的表达与呈现紧密相关。而奉俊昊的电影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其揭示了韩国社会更为深刻的、间接的、隐藏的社会问题以及其之间的联系。因此，奉俊昊电影的价值早已超越了的电影本身，而是彰显现实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其以自身独有的、具有建构性的方式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激发人类深刻反省。

“现实主义艺术中所包含的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对人类理想的秉持，是人们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极具价值的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仅仅坚持对真实的反映不是奉俊昊导演所要表达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电影作品，通过直接感性传递，进而引发观众们的理性价值思考。有研究者指出：“现实主义影像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相似性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反思契机，促进他们对自身的存在状况与社会身份进行重估。”柴发蒂尼也认同现实主义电影存在的价值不仅是能够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还具备社会动员功能，提高人民群众的团结意识。奉俊昊导演的作品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彼此融合与转化，将其转化为共同的奠定叙事动力来源，增强故事的说服力，也让电影人物更加立体、丰富。如《雪国列车》的柯蒂斯，满足了对其处于社会底层情感上的同情心，而理性上也为树立了关于现实和人性的更深层认知，即秩序存在的意义，柯蒂斯如果接替威尔福德成为新的领袖，而他也需要建立并使用新的秩序，那么秩序究竟到底是什么？如《母亲》中为了保护智障的儿子，选择杀害唯一目击证人的母亲，究竟母爱到底是什么？在奉俊昊看来，社会价值体系观念的背后，需要人们既有感性的理解也更需要理性的认知。总之，奉俊昊导演的作品：《绑架门口狗》《杀人回忆》《东京！2003》《母亲》《雪国列车》《玉子》《寄生虫》等影片都拥有了相对比较扎实的剧本框架，情节在呈现过程中也经得起推敲，同时又带给观众欢笑、悲悯、温情、恐惧、嗔怒等多种情感效果。通过对诸多小人物“摔倒”“被打”等滑稽和幽默情节设计，让观众能够始终处于现实主义色彩之中，又有感叹现实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够公正、民主、平等社会问题。导演始终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之中，让观影人能够有感性的表达和理性的思考，这也是奉俊昊导演与其他导演的诸多不同之处吧。

四、结 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嬗变，韩国电影越来越倾向于取材现实生活、批判现实问题等叙事策略，因此，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与赞扬。奉俊昊的作品虽然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创作题材，但是在几部电影中都能够看到他对现实社会真实问题的敏感捕捉以及诗意表达，不是仅仅聚焦于底层叙事，而是运用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象和层次性的符合影像超越现实主义的叙事视角，进而审视和回应韩国在流变中所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