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娟/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

一、欧美浪漫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相遇

兴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发源于德国和英国，继而波及整个欧洲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它是社会斗争的产物，是进步作家们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而要求思想变革的强烈感情体现，其本质上是对现实的否定和摆脱，思想上强烈地反抗一切传统的束缚，主张个性自由和民族解放，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希冀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想社会。

“五四”之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状迫使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都在探索文化发展甚至国家发展的新出路，这种探索的结果就是对西方近百年文学的“兼收并蓄”。仁人志士们格外关注民族的命运，渴望通过文学作品激发和唤醒国人，欧美浪漫主义思潮正是随着这样的大潮中进入国人的视野。

鲁迅先生发表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并评论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克拉辛斯基以及裴多菲这八位浪漫主义诗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的反抗精神对于当时的中国有着极大的历史意义，他引入了“摩罗”式的反抗意识、自由观念，希望唤醒缺乏民主反抗和面临民族自由危机的近代中国社会中的“精神界之战士”，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启发了中国现代观念的产生发展。

但当中国文学进入抗战时期后，作家们对于现实的书写增强，在概念的界定上，通常会以为只有悲壮场面的展示和英雄主义的抒发才是战争文学。事实是，在抗战时期，浪漫主义思潮的译介和传播更加契合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宣扬平等、自由和博爱的精神，切合当时中国时代的主题。

二、浪漫主义思潮在“抗战时期”的表现

战争爆发后，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众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斗争并行，此时传统文化中对个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所施加的政治压力相应放松，也使得个性主义和浪漫主义重新回归，“他以自由的名义争取到了最大的回旋空间，而这时的“自由”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拥有了比从前更广泛的社会基础”。（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在20年代后被否定了的浪漫主义再次回到作家的作品中。30年代后半期，面对日寇的侵略，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力量或先或后、或主动或被动地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立场，使得本来处于夹击中的浪漫主义思潮又获得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首先是抗战初期。上世纪30年代中期，全面战争爆发，在以传统写实主义为主体的创作中，中国文学掺进了强烈的情感力度，如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郁达夫的《沉沦》、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郭沫若的历史剧等，作家们在浪漫的幻想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在他们的作品中，将西方的浪漫主义色彩与中国的社会实际融合在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在抗战最激烈时，这个阶段小说的成就最高，主要是变现的就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抵抗侵略的作品。而此时的浪漫主义作为一种重视主观感情的表达方式，在体现战争中的人们对光明和未来的期待上给残酷的现实主义带来了一抹理想的亮色。正如作家孙犁说的那样：“浪漫主义更适合于战斗的时代，英雄的时代。这种时代，生活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作家们在作品中塑造理想的英雄形象，就像《灭亡》中的杜大心，憎恨旧的世界，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立志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最后在战争接近尾声时，战争的残酷和艰辛逐渐过滤，在迎接胜利的前夕，作家们的作品中沉重因素减少清新增加；悲愤减少希望增加。尤其是抗日根据地的小说，以赵树理、孙犁、马烽、西戎等为代表，既热烈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又生动地表现了民主根据地的新生活、新气象，创作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的文学塑造了众多出众的浪漫理性人物。如孙犁创作的“荷花淀系列”小说，对战争的诗意感悟与激情想象、对女性形象的理想表达与唯美塑造、对自然景物的本真描绘和人性升华，以及小说语言的清新纯美与主观抒情等均是浪漫主义最好的表现。

“抗战时期”是个特殊的时期，战争造就了特殊社会文化环境，赋予了这个阶段的文学一种独特的品格。作家们在历史使命感的指引下，表达着一个个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厚感情，在危局之下的这份勇气与担当，赋予了抗战文学别样动人心魄的力量。就像《寒夜》中从家庭狭小空间中展现宏大主题的抗战对处于其中的个体的巨大影响。

三、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本土化与个性化

浪漫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外来新事物，其引入的最初目的是希望通过进步的文学样式来代替或者激励陈旧落后文学传统，用文学的力量推动社会的革新，通过启蒙达到理想。但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尤其是在一个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里。马克思说：“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能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也就是说，当浪漫主义思潮被译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自身文化深厚的大国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它不可能继续维持其原有的样子，势必产生某种变形性变化。

概念误读：“浪漫主义”在西方的概念界定也可谓是纷繁复杂、缺乏统一，虽然他们以追求自由主题、感情激昂、梦幻诡谲和讴歌理想来概括它的特征，但是对浪漫主义还是缺少一个普遍认可的标准的定义。当这个思潮传入中国后，我们的作家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从内容到方式都呈现不同，因此发生误读也是在所难免的。

欧美浪漫主义被引入中国，迎合了作家们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心理。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浪漫主义的审美理想是“怪诞的自由”，这和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温厚敦厚”是相互背离的。在战火弥漫的中国抗战时期，一个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如果单纯以浪漫的赞歌为时代缓解困境，这明显是不符合时代规律的，因此，在抗战时期的“浪漫主义”势必是弱势的存在和变形式表达，就连推介“浪漫主义”的第一人鲁迅也概莫能外。他一方面弘扬个性主义，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文明，既对浪漫主义所拥有的精神力量无限迷恋，企图通过这种力量来实现民族振兴，又对西方文明表现出不信任感，这种带着浪漫主义质疑现代性的特质不仅仅表现在鲁迅一个人身上。

各阶段呈现不同变化：浪漫主义在欧美自产生起，他们重视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他们所表达的或积极或消极的情感以主观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宣扬平等、自由和博爱的精神。但是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中，总是呈现着阶段性特征，“五四”的高潮期过后，在抗战时期，社会革命和浪漫主义经过调试后形成一种特有的“革命浪漫主义”，同时还存在着像郁达夫感伤抒情的浪漫主义和沈从文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这样的边缘化的变现。

在民族危机时期，欧美浪漫主义思潮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独立”的精神，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注入了一抹特殊的精神气质，对自我的肯定，为未来的期待和对理想的信念让残酷的抗战文学多了些许温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