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琳琳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20世纪中国文学史，《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直是很“怪异”的存在，在它之前、之后都鲜有这样的文本。尽管丁玲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新文学”已走过“第一个十年”，也出现不少展现女性生存之难，思考女性命运的作品，但它们大都出自于男性作家笔下，以男性视角代替女性发言。虽然自“新文学”发展之初，出现了冰心、陈衡哲、冯沅君、庐隐等现代意义的第一代中国女性作家。她们多是从个人经历出发，表达女性独有的体会感受，展现女性现实的际遇与困境。但是，女性第一次发出属于自己的真正声音，第一次大胆呐喊出对于男性的渴望，第一次以自我主体形象“浮出历史地表”，这一切都从莎菲开始。这个意义上看，《莎菲女士的日记》才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真正源头，它以莎菲“欲望书写”为切口，既实现现代女性自我主体的首次确立，也为日后中国当代作家通过“欲望书写”确立“个体自我”提供了新方向。

一、“我手写我口”：发出真正的女性声音

丁玲笔下的莎菲，文学史论述已然被理解为：孤独、苦闷、感伤、有着典型世纪末颓废情绪的“Modern Girl”，“既是当时城市青年学生所谓‘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从而陷入愁苦的真实写照，也是“五四”退潮，大革命失败后抑郁的时代空气的真实写照。”然而，这是莎菲备受瞩目的真正原因吗？九十多年于褒贬毁誉之间，抛却作家丁玲个人身份因素影响，莎菲何以有如此魅力？

“日记体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并不罕见，作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部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典型代表。即使第一代女性作家，也不乏以日记体形式进行写作的，如庐隐《丽石的日记》、石评梅的《祷告》等。然而，之所以把《莎菲女士的日记》视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真正源头，是因为它与第一代女性写作有着本质不同。

不论沉浸于母爱、童真、自然，永难离开母亲怀抱的冰心（《悟》《致词》）；还是冯沅君笔下，在母爱与情爱的双重冲突里矛盾挣扎，以死来解脱的叛逆女儿（《旅行》《隔绝》）。她们笔下的女性，不论孝女还是逆女，更多是以女儿的面目出现，而非女人、女性。凌叔华笔下，不论旧式闺秀（《绣枕》《吃茶》），还是进入新家庭的中产阶级新式女性（《酒后》《花之寺》），尽管表现出女性在社会的各式处境，但她们都是未曾发声的个体：或是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湮没于历史，成为历史的沉滓；或是以男性社会理想妻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克制自我。就算发声，也是女性口中的男性之声。即使最接近女性写作的庐隐，写出一代青年女性诸多苦闷，但这苦闷却只为女性独有，没能与男性、与社会产生更多关联。只见大量内心焦虑与痛苦心绪铺天盖地而来，却不曾见女性真正清晰的面目，更无须提造成苦闷的动因了。

第一代女性作家，写出了很多女性的经历体验，但观念性叙述居多。“对各种抽象观念的探讨和议论，那些作家一己的或女性独有的经验，几乎淹没在诸如爱、人生意义、友谊、恋爱神圣、情感与理智的冲突等浮泛而中立的时代语汇之海。”第一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处于由女儿到女人的中间状态，她们笔下的女人们，与其说是女性，莫不如说是非男性，是与男性相对的“第二性”，尚没有展现出真正的女性自我。女性作为不同于男性的性别群体，以高度自觉的性别意识写出“男女不一样”，甚至于建立独立的女性主体，这一切还是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开始的。

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最突出特征，要数日记体的运用。日记体是典型第一人称叙事，当我们借助莎菲的眼看世界，自然和莎菲持以相同立场，而非站在她的对立面。“通过主人公内心苦痛的独白，透辟地表现了莎菲在这种环境里所感受到的深沉痛苦，”却也暴露莎菲许多不明显的缺点。但是，随着莎菲内心展示的不断深入，读者会不自觉地希望与自己持以相同视野的莎菲好运，寻到未来的希望和出路，期待她得到幸福，而忽视缺点的存在，这很接近于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在《小说修辞学》里提出的：通过“内心观察”实现对叙述距离的控制。所谓的“内心观察”，相当于古希腊“修辞术”（Rhetoric），即劝说的艺术，这装置近似于造型艺术里的“透视法”，文学上则是人物内心的透视。正是这种修辞术的运用，才是莎菲打动人心的真正原因。女性的觉醒不在于放弃爱情、男性，而是在其中找到自我，实现对自我的辨识确认。这种具有独白性质的日记体，实际是种更深层次的对话，是与自我的对话。诚然，在大时代中，女性独白近乎成为个人的呓语、梦话，是如此的微弱。然而，如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所言：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写出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当丁玲以日记体这种女性自述的方式，讲述女性的爱与欲、痛与乐、苦闷与希望，女性俨然不再是“被看”、被描写、被诉说的对象。这打破中国现代文学里，男性对于女性解放之路的叙述，不论《娜拉走后怎样》还是《伤逝》，更多出自男性的想象假设。丁玲从女性自我主体出发，发出对自身命运、未来出路的探索。

那么，既不同于第一代女性作家，对女性自我的感性描述、抽象定论，亦不同于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出路的设想。作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真正起点，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底可贵在哪？独特在哪？莎菲作为独立的自我主体又如何建构？

二、“反恋父叙事”：女性主体的独特建构

在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看来，人从幼儿开始，就对自己的镜中映像持以连续兴趣，镜中影像帮助幼儿形成“自我”观念，这伴随人的一生。从幼儿的“镜子阶段”开始，人始终追求某种形象，并将此视为真正“自我”，出于认同该形象产生关于“自我”的功能，在持续认同中，使“自我”得以确立并不断完善。

“五四”运动至丁玲写作，已有近十年时间，中国现实政治由地区性军人专制，和中央维宪与军事斗争，转向看似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五四”运动破除几千年的封建观念，同时以“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妇女解放”等加以“立”，以代替原有价值观念。这之后，五四”运动才真正达成“传统重新估价以再造新文化”的目标。但现实是，不论北洋政府的军阀统治，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治下，中国社会性质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五四”落潮，时代主潮发生变化，转向革命和大众化运动，女性问题早已被遗忘于历史角落。事实上，不论是女性解放，还是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参政议政、贞操问题等，这些问题从开始提出，就被纳入“五四”反传统的时代主潮，成为时代主题的一部分。当以“反传统”为名，达成政治诉求，作为陪衬、副产品的女性解放自然被弃之不顾。何况，女性解放不可避免含有对男性中心的反抗，这与“五四”主流——一代“逆子”提倡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本就有着内在差异。在反封建、反父权的大前提下，差异和不和谐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忽视。当一代“逆子”取代父辈，获得菲勒斯中心权威，女性解放的不合时宜愈加明显，逐渐失去主流意识形态庇佑，女性连同她们的主张一同被抛向历史与时代的边缘，无可奈何地走向孤独境地。就如丁玲所言：“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四一二”“马日事变”等等才打醒了我。……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正是这样的时代，造就一代人苦闷孤独的情绪，充满不能融入时代革命主潮、被时代抛弃的失落感。

女性渴望和男性一样在大时代里实现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由此，女性开始了以男性为“镜像”的自我造像，借此实现自我主体的建构。在丁玲身上则表现为：借助莎菲这一形象，希冀实现女性主体的形成。那么如何构建自我主体？独立的女性话语又该如何找到自我？于是，我们看到莎菲各式特立独行的行为，无处不在的孤独寂寞，她敏锐地感到自己异于常人，与友人、时代、社会的不相容，这些无疑都潜藏着莎菲自我觉醒的因子。然而，唯有当莎菲大胆地表露对凌吉士的欲望，大声说出对异性的渴望，“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我要他给我一个好好的死就够了。”正是女性欲望的自主觉醒，莎菲女性主体的追寻之路才发生真正质的飞跃，之后莎菲一切的行动都是出于自我意识的支配，不论对凌吉士的大胆追求，还是在渴望与鄙夷的双重矛盾里放弃凌吉士；抑或是最后的自我放逐，都是出于莎菲个人意志抉择的结果。自此，莎菲作为独立的自我主体才真正“立”了起来，成为柄谷行人所说“内面的人”，“于自己最近的声音——即自我意识——处于优越地位之时。这时，始于内面亦终于内面的‘心理性的人’诞生了。”即自身成为内在的主体，个体的主体意识恰恰是内面之所在。

“作为个体，我们不能‘创造历史’，但如果忽视我们内在的体验，我们就会被宣告重新成为不可信的囚徒。”就如丁玲所说：莎菲是个高傲孤独苦闷的女性，对现实不满却看不到前途，绝望又不甘沉沦，鄙视旧的又寻不到新的，只能在黑暗中徘徊。莎菲渴望确立人格自我，和“逆子”们一同改天换地，现实对于莎菲的塑造，使她不得不以孤傲怪异的面目示人，正是从现实处境出发，于绝望与无助的“呐喊”里，莎菲作为独立的个体性存在才“浮出历史地表”。如果说，郁达夫的《沉沦》借民族国家情感的宏大话语，抒发男性主体的情感苦闷和时代创伤。那么，丁玲则通过对莎菲的欲望书写，实现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这无疑意义重大：既是中国现代文学里，首次以女性之口，大胆讲出对男性的欲望，实现对自我主体的身份确认；更对日后中国当代文学，通过欲望书写建构自我主体，“真诚表达‘个性自我’，进而建构个人主义的典范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不论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借助女性欲望探索价值自我；还是《废都》《黄金时代》——这近乎“异端”的存在，既是资本、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多元互动的必然，更是资本与政治合谋的上世纪90年代，文学以更隐蔽、另类的面目出现，在“性与欲望”的商业运作掩护下，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这些显然与莎菲的欲望书写一脉相承，是新时代、新语境的深化继续和发展。

莎菲如何想象男性？凌吉士有着“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这里，男性已然成为女性欲望的投射，成为女性的客体。《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典型的“反恋父叙事”，不同于以往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女性欲望对象不再是近于父亲的成熟男性，既不同于同时代张爱玲的《心经》《茉莉香片》，把父亲作为欲望幻想的目标；亦不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像铁凝《玫瑰门》、陈染《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里，父性化的成熟男性是女性的倾慕者，女性欲望的启蒙者，更是女性成长的必经之路。莎菲的欲望对象不论凌吉士还是苇弟，他们从外貌举止到心理动态，甚至于男女两性交往，都处于弱势、被动的境地，接近女性化的状态。“凌吉士只有作为莎菲的性对象而存在的时候，才对莎菲有价值。”丁玲的“反恋父叙事”，最终指向女性欲望产生的特殊性。这里女性欲望不再是自然而然产生于人的本能渴望，即使有，成分也很少，更多是出于女性仿照男性欲望自我塑造的结果。从宏观看，这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指出的：被殖民国家将殖民者为其创造的历史遗迹重新经典化，由此展开新一轮的自我殖民。同样，男性作为强势权力的拥有者与殖民者别无二致，女性长久在男性权威的统辖内，逐渐认可男性的欲望标准，同时自觉进行自我欲望的男性化仿照，所谓“女性欲望”，不过是女性仿照男性标准自我塑造的结果。这样看，不论丁玲异乎寻常的“反恋父叙事”，还是男性成为女性客体，都不再难于解释。

三、“女性革命到革命女性”：女性成长的镜像之惑

值得注意的是，莎菲始终处于焦灼状态。已然建立自我主体的莎菲，为何如此苦闷？这种苦闷也好，焦灼也罢，都集中表现为莎菲对凌吉士的态度——既抗拒又渴望，一边是“自然我不会爱他……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一边又是“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凌吉士丰仪的外表引人疯狂，里面却安置着卑劣的灵魂，莎菲既迷恋又憎恶。此类描述皆出于莎菲的视角，不禁使人心疑：凌吉士真的如此“不堪”？

当莎菲请凌吉士补习英文，凌吉士“却受窘了，不好意思的含含糊糊的问答。”凌吉士若如莎菲所言，怎会如此含蓄害羞。另外，莎菲和凌吉士在友人毓芳看来却是：“莎菲，我觉得你太不老实，自然你不是有意，你可太不留心你的眼波了。你要知道，凌吉士他们比不得在上海同我们玩耍的那群孩子，他们很少机会同女人接近，受不起一点好意的，你不要令他将来感到失望和痛苦。我知道，你哪里会爱他呢？”这与莎菲所言大相径庭，好像更多是出于莎菲的引诱。若是如此，莎菲为何又断然拒绝凌吉士？莎菲的答案是凌吉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浅薄的灵魂不值得爱。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莎菲内心极其痛苦的自我博弈，在对凌吉士无限爱恋又极度鄙夷中苦苦挣扎。同样，凌吉士并全如莎菲所言那样卑劣。

莎菲最痛苦的是没谁真正懂她，唯有蕴姐一人。当蕴姐这样的新女性进入婚姻，等待她的却是她的生命、她的爱全与她无益，更无法忍受那“渐渐的冷淡”“遮掩不住的虚情”，最后失了性命。同为受时代洗礼的新女性，有着相近的思想，莎菲一旦走进爱情婚姻，蕴姐今日或许就是莎菲明日，莎菲不由心生对婚姻爱情的恐惧。同样，现实中丁玲挚友王剑虹女士，在嫁与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仅时隔半年，瞿秋白便与杨之华女士成婚。五十年后，丁玲回忆此事仍难平静，“我心想：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虽然她是死于肺病，但她的肺病从哪来，不正是从你那传染来的吗？”不论子君，还是蕴姐，或是王剑虹，新女性们冲出旧家庭进入新家庭，由父亲的家走向丈夫的家，由父权到夫权，本质并未改变，仍处于男权社会，女性尚未真正摆脱悲剧命运。

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开始就注定悲剧：幼儿阶段认为的“自我”，并以之为目标进行自我塑造的“镜像”，实际上不过幻象而已。“人的自我形成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虚妄的基础上，在以后的发展中自我也不会有更牢靠、更真实的依据。”这注定以男性为镜像进行“自我”建构的女性，永远不可能成为男性，拥有和男性同等的地位、权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这才是已然建立自我主体的莎菲，处于苦闷焦虑的深层动因。作为独立的自我主体，质疑婚姻爱情，甚至是女性欲望本身——这一自我主体的根基之所在时，莎菲作为主体的存在反倒更加坚实。因为女性自我一旦确立，即使并不牢固，也再不可能退回到蒙昧、单纯、不自知的状态。于是莎菲选择自我放逐，“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显然，这并非女性的真正出路，丁玲在“破”之后并没能“立”。所幸的是，莎菲既未退回旧家庭，也未陷入新家庭的漩涡，而是自我放逐。但女性出路到底在哪，作家本人也难回答。“因为我只预备来分析，所以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丁玲陷入这时期的创作困境，这正是小说最大悖论所在：女性通过欲望觉醒实现主体性的建立，然而，这种女性自我有且只有在男女两性叙事里才得以形成，才能建构真正的女性主体。当离开两性叙事不论莎菲还是丁玲，女性自我主体的追寻都难以为继，丁玲的创作历程也印证了这点。

为打破这种写作困境，丁玲从“革命”与“恋爱”这对现代性范畴的结构性关联的机缘出发，见证革命与恋爱的多重维度与无限可能，最终转向革命。颇具兴味的是，当丁玲通过革命话语介入男性权力社会，以放弃女性自我的方式，实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再造女性自我。丁玲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参与到以男性为镜像的造像，以期重拾个体价值。尽管这其中多有反复，《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便是女性借助革命话语的同时，又不愿放弃个性自我的典型，但这类写作的中断，也印证了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双重兼顾的写作难以为继。最终，丁玲在男性权威社会里步步退却，在文艺大众化的伟大事业里，彻底失去自我，在“原罪式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中抛弃并抹擦掉这个自我的存在。”丁玲一生的创作道路也印证，在中国，女性自我主体确立之路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