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华

冬日，如血残阳卡山的时候，母亲安然闭上了眼睛。至此，她在人生路上走完了77个年头。

母亲17岁嫁给我父亲，18岁生了大姐，给我们兄弟姐妹当了59年母亲。给父亲当了48年妻子；给祖父祖母当了43年儿媳。为儿女，她舐犊如命，豁得一切；为丈夫，她温情如水，百般体贴；为公婆，她逆来顺受，无怨无悔。她把各个角色都当得本分地道、出色完美。

当母亲

母亲生下大姐、二姐后，祖父祖母的脸色阴沉得让她终日不敢待见。还好，她很争气，接连生下我们弟兄五个，弥补了最初的“过失”，让祖父祖母的容颜一扫阴云密布，现出往常少有的悦然神情。

高兴的是祖父祖母，苦的是母亲。父亲是有工作的“官家人”，每月交上他挣来的工资，便算是履行了职责，剩下所有家中事务，均由母亲操持打理。一大家人，吃的、穿的、烧的——过日子所有的零零碎碎，杂七杂八，几乎都扛在母亲一个人肩上。记忆中，母亲从来没年轻过，她36岁生下我，我跟她一个属相，属羊。论说，我记事时，她才40岁左右，该有几分姿色（母亲长得好看，晚年仍很受端详）。可印象里，她一点都不年轻，留着发髻，穿大襟布褂，裤子显肥，扎着绑腿，如同现今影视作品中沂蒙山区中老年妇女的形象。更像电影《红高粱》中的九儿。这形象占据了我最初的童年记忆，连同身体的成长一并溶进骨血之中。

母亲以这种形象整日艰难地走在永无尽头的磨道里。腹前那条磨得光滑的磨棍，如同一条竭力抵挡她前行的手臂，让她每迈一步，都要付出无比艰辛。我是没出生就帮母亲推过磨的。我是，我的姐姐、哥哥也一定是。母亲没有因为有了身孕而卸掉哪怕一项属于她的活计。我在母亲的腹中，三个月，抑或五个月，甚至七个月的时候，一定隐隐感受过来自母亲腹外那条硬实磨棍的挤压。母亲为了让我尚未成型的幼小躯体不遭迫害，她一定是极力向前撑起双臂，把磨棍挤压在她腹部上的力量减少到最小程度，以便能让我不久后顺利来到这个世界。

无法计算母亲在我家老宅仓房的磨道里走过多少圈、绕行了多少公里。能计算出来的是全家人的肚子在她沉重的脚步中得以填充；我们兄弟姊妹的个头儿在她不肯停歇的脚步中得以长高。她一个人苦苦绕圈在磨道里，如同佛教信徒手中的转经轮，祈祷紧紧巴巴的日子温饱有望、祥和安顺。

一家人的糊口让母亲身心疲累。

儿女们的穿戴更是让她昼夜操劳。

母亲在煤油灯下埋头做针线活儿的样子俨如一幅油画：寒夜，如豆的灯盏吊在土墙上，微弱的火苗飘忽闪动。母亲披着棉袄坐在灯下补着衣服，眼前是一溜憨睡的小脑瓜。母亲借着淡淡的光亮飞针走线，神态安然，墙上落下她好大一个影子。那影子随油灯火苗的闪动而变得忽大忽小，晃晃不定。我是夜里起来撒尿时看见母亲这副样子的，不止一次看见，渐渐便有了忘不掉的印象。

我记事时，大姐、二姐已结婚出嫁，家中还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加上我们哥五个共九口人。

母亲有个习惯，白天不管多么劳累，晚上我们兄弟睡熟之后，她总要把每个人穿的衣服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白天刮破磨漏的地方。男孩子调皮淘气，玩起来不管不顾，衣服弄脏弄破是常事，却不敢主动跟母亲说，怕挨打骂。母亲检查出来后，从没像我们所担心的那样连夜叫醒追问，而是趁我们睡觉的工夫迅速缝补好，待第二天哥几个吃过早饭上学前，母亲才会神态威严、目光犀利，敲着我们的脑壳训诫道：都给我记住了，你们是有娘的孩子。有娘孩子是不能穿破烂衣服的。母亲事事要脸面，为了一份尊严，这辈子她多吃了很多苦。

那时候我们穿的鞋都是母亲亲手做的。老宅拆迁时，我在仓房里意外发现了那个被弃用多年的拨弄锤，那是母亲用来打麻绳的工具，榆木做的，经母亲的手长年累月摩挲拨弄，已呈古铜色。母亲在雨天抑或夜晚不能干其他活的时候，千万次拨弄它，把一缕缕青麻打成结实而绵长的麻绳，用以给我们做鞋。打麻绳只是做布鞋的第一步，接着要把平时积攒的破旧布块用糨糊粘成袼禙，凉干后，剪成一个个鞋样，再用锥子、顶针、粗针和麻绳把一层层袼禙一针一针纳结起来，使其成为一双针码密实的鞋底。最后绱上鞋面，放锅里用热气蒸软后再把鞋面翻过来（鞋面是反上的），然后用楦撑起鞋样，一双漂亮的布鞋才算做好了。

母亲一生不知做了多少双布鞋，单的、棉的、大的、小的。用那个古董般的拨弄锤打成多少根长长细细的麻绳？这麻绳又穿过多少道针眼儿，曲曲折折纳结成多少双千层鞋底的布鞋——让我们兄弟姐妹的脚，冬不挨冻、夏不受伤。

母亲没有文化，一个字不识，却把我们上学念书的事看得比天大。即使家里手头再拮据，她也要把每个孩子一学期两元五毛钱的学费准备好，放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谁也不准动。有时家中断了买粮的钱，她宁肯到亲戚、朋友家借，也不动这笔学费钱。她怕学校要得急，一时拿不出，让我们在老师同学面前受难为，比别人矮半头。

母亲这一生，干得不仅仅是女人的活儿。上山打柴、开荒种地、挑水、背粮——男人的活儿她几乎样样都干过。在那个艰苦年代，虽说当母亲的都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可我仍固执地认为，我的母亲比别人更甚。因为在当好母亲的同时，另外两个角色让她承受起生活更多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艰难。

当儿媳

母亲自踏进我们家门槛那天起，祖父就看不上她，嫌她属羊，说属羊的命不好，主贱。祖母是个喜欢听书看戏的人，头脑相对开化，对母亲倒是不另眼相待，可规矩大，母亲举止言行都在她的束缚之中。

我记事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每月能回家一次。坐晚车，半夜到家，进门后，从来不曾先进我母亲的屋子，而要先到祖父、祖母的东屋里坐上一会儿，唠几句嗑，待祖母说，时间不早了，回你屋歇着吧。这时父亲才可回到母亲的屋子睡下。

一日三餐，每顿饭做什么，母亲是必须请示祖母的。其实那时生活极度困难，米面奇缺，上顿下顿，吃得几乎都是不换样的玉米面、高粱米之类的粗粮，根本没有什么可调剂选择的，可母亲必须顿顿请示。印象中，小脚的祖母盘腿端坐在炕上，母亲从米柜里 舀出半瓢米或一瓢面，端至祖母面前，说：妈，您看做这些够不够？祖母象征性地瞅一眼，说：行。母亲这便端着米面做饭去了。有时候，是烀地瓜还是烀土豆；是炖白菜还是熬萝卜汤？也要向祖母请示一下。祖母虽讲家规，却性情和善，从不刁难儿媳。母亲主动这样做抑或就是一种程序，是为了让祖母享有当婆婆的威严。祖母却不就势发挥，而是诚心实意地替母亲操一些心，做一些主。特别是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的看护，母亲是没有精力的，全靠祖母帮着拉扯。她是小脚，走起路来蹀蹀躞躞，为追撵搀扶刚刚学步的我们，在凹凸不平的土院里，她该吃过很多苦头儿——

都说婆媳是冤家，可祖母和母亲的关系显然不是这样。母亲出嫁早，刚刚立事就离开了娘家，她对娘家远不如对婆家亲，以致于祖母故去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泣不成声。是穷苦日子，把婆媳俩的情感凝结在了一起，朴素纯真。

祖父则不同，出于偏见，对母亲多有刁难。

我下乡当知青时，一次回家，刚进屋门，只见母亲捂着脸委屈得呜呜直哭。问清因由，原来是祖父丢了十元钱，硬赖是母亲偷的。母亲有口难辩，伤心至极。我替母亲气不忿，质问祖父怎么可以随便诬赖人。本来祖父说句模棱两可的话，母亲或许也会好受些。可他一口咬定就是母亲偷的，说家里就她一人，不是她偷的还能是谁？怨得母亲背地里哭了一场又一场，眼睛红肿，精神恍惚。幸好，没过几天，祖父在一个旧袜套里找到了那十元钱，母亲的冤案才得以洗清。按常理，找到钱的祖父是应该跟儿媳道个歉的，可他不会这样做，明知道理亏也不肯说小话。好在他亦有自己下台阶的办法，一个人看似在自言自语实质是说给母亲和我听的：罢了，罢了，哪个庙都有屈死的鬼啊！就这样一句话，算是给母亲平反昭雪了。

好在母亲在祖父面前逆来顺受惯了，许多让她委屈伤心的事只当烟云散去，从不留在心头。

祖父对母亲真正有了好脸，是在他得了一场大病之后。那是祖母故去不久，祖父病了，病得很蹊跷、怪异。白天，他跟好人一样，不疼不痒，精气十足。吃过早饭后，他便掮起一卷草帘，向山里祖母的新坟踽踽走去。到了坟前，他把草帘轻轻铺到坟上，躺上去，一整天默默陪伴着睡在地下的祖母。午饭也不吃，至到太阳落山，我放学后来接他，才肯跟我一起回家。吃过晚饭后，他蓦然变得跟换了个人似的，精神萎靡，高烧不断，口渴，不停地喝水，一晚上能喝三暖瓶热水。去医院看医生，什么病也没检查出来。母亲夜夜守护伺候，他不让我父亲和几个大一点的兄长替她，说他们有工作、上学，不能熬夜。就靠她一个人，白天忙得疲惫不堪，晚上又得数十遍给祖父倒水，困乏交加，不得安睡。祖父病了整整40天，母亲40天里都是合衣稍眠，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人眼瞅瘦了一圈。

40天后，祖父的病神奇地好了。他跟别人说，是儿媳的热水救了他。自那，他又活了十年。十年里，他一改常态，再也没有难为过母亲。临终前，他跟父亲撂了句话：媩（大姐的乳名）她妈不易，好好待她。

当妻子

我记事时，父亲的哮喘病已相当厉害，特别是冬天，整日咳嗽不止，夜里更加严重。母亲晓知父亲体弱，从不曾让他做什么家务。挑水、劈柴、推磨之类的活儿，我一次都未见父亲干过。母亲顺由着他，任他做些自己开心的事情。父亲喜欢钓鱼，所有的星期天几乎都干了这件事，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爱好。母亲从未阻拦过，没说过一个“不”字，哪怕家中断了米，没了柴，也没阻拦。她说父亲是官家人，工作熬心费力，不容易。到江边钓鱼是为了散散心，解解闷乎。瞧瞧，母亲就是这样体贴宠着父亲，哪怕她一个人吃再多的苦、遭再多的罪，只要父亲高兴就好。

记忆中，父亲跟母亲也是吵过架的。父亲的哮喘病特别怕油烟，母亲炒菜时常常忘了关严内屋门，油烟串进来，搞得父亲连咳嗽带喘没完，边咳喘边训斥母亲：咋就没个记性，这不活要人命吗！母亲后悔莫及，连忙随手关严门，嘴里不住嘟囔：忘了，又忘了。一脸歉意。

有时，父亲还会因母亲一些活儿干得不利索或缺少心智而斥责母亲，常说得一句话是：一点科学（xiao）不懂！这句话，让我想来就觉得好笑。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人，连文化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懂得科学？父亲真有点“对牛弹琴”。而且，“弹”了竟然40多年——

其实母亲很聪明。她虽说不懂科学，却常常应用科学。母亲的面食做得出奇好，花卷、包子、饼，样样精道。特别是馒头，蒸得堪称一绝。面粉发酵后酸味浓烈，需要兑一定比例的面碱加以综合，这种化学反应是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最普及的一种科学。母亲不懂这些道理，只会用，用得恰在好处，蒸出的馒头，又大又暄，又甜又香。那时细粮金贵，母亲平常是没有机会拿面粉练手艺的，她能把面食做得如此地道，定是用心体验，聪敏不凡的结果。

母亲还会在物资匮乏、肥皂需要供应的年代，用草木灰洗头、洗衣服。她不知道草木灰中都含有什么成分，是什么道理可以用来去灰，去油渍，顶肥皂用？她真的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科学道理，只管能把头发、衣物洗干净就行。

母亲常以父亲是“官家人”而感到体面。特别是有邻居、朋友过年请父亲写副春联或家书时，母亲更是尤为自豪。在她心里，父亲是有本事、有学问的人。是她的主心骨，全家人的靠山。得顺着，宠着。父亲每月工资60多元，全部交给母亲支配。母亲把这些钱握在手里时，总是在想：这是丈夫一个月的血汗，全家人都靠这份血汗钱养活，包括自己也是在靠丈夫养活。她从来不认为，她的付出并不比丈夫少，丈夫的工资该有她的一半。她固执地认为：家是靠挣钱人养活的，自己再苦再累顶多算个帮手。丈夫是天。女人就得敬重天。不然，天塌了，日子还怎么过？

父亲哮喘病需要营养，母亲挖空心思掂量着让他吃得好点。祖父祖母在世时，有点好吃的，母亲得先仅着公婆。有意留给丈夫，却怕公婆嫌其不孝，好生难为。直到祖父祖母去世后，母亲才得以全身心照顾父亲。

有一次，父亲病愈后对母亲说，他有点馋，想吃只烧鸡。母亲犯了难，我们哥几个相继结婚，家中本不宽裕的日子变得更加紧巴，除了正常开销，根本没有富余钱。母亲狠了狠心，跟谁都没有商量，把压在箱底四十多年、结婚时娘家陪送给她的一枚戒指卖掉了。卖给了一位走街串巷收金货的人，卖了十九元钱（母亲被骗了，当时那枚戒指至少能卖七八十元）。用这钱给父亲买了烧鸡，让父亲吃了个够。

几年后，父亲走了。母亲在一次唠嗑时，平静地跟我聊起这事。我听了，心像被谁猛然抓了一把，泪水倏地流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