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荣 赵树发

2018年的“东北小小说”是应该被刮目相看的，发表及被转载的作品数量众多，很多作家能以自己卓越的感知力和理解力深切地关照普通人的生活，书写出灵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遭遇，笔锋直指人的内心“动荡”，由此作家的生存体验与大众的心理感受形成良好的共融关系，作品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一些篇章以时代精神为主题，弘扬主旋律，比如于柏秋的《谜一样的灯光》（《打工文学》2018年10月14日），韩光的《对手》（《芒种》2018年10期），曹光贵的《小小升旗手》（《金陵晚报》2018年2月8日），付桂秋的《良心》（《辽宁日报》2018年3月21日）等，再现时代风骨，咏赞时代强音。因此，2018年东北小小说作家切实做到了以虔敬的心关注时代风貌，以深沉的笔触为时代发声。

2018年东北小小说名家创作上依然风头强劲，他们对世事的观察更细微，对人性的开掘更见深度，对人特定心理的表达更加透彻。比如白小易的《乌庄》（《小说月刊》2018年5期），一心寻找“艳遇”的情色男人最后几乎成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揭示当代人的情感归路。钱雨去乌庄是有特殊企望的，出发前收拾行囊的过程就充斥着对旅行的特殊怀想。与女主人公初遇并未让他起心动念，这是因为女人的外在条件还入不得他的法眼，但未妨碍他回到酒店房间里意淫。余下的几天里，尽管女人不够格作“艳遇”对象，可是聊胜于无吧，“水乡柔情的功效”一再触碰钱雨潜藏已久的心念，他们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情侣间应该有的所有形式上的“暧昧”。然而就在他们的关系要发展为质的飞跃的那一刻，作者笔锋一转，将两人定位于“发乎情止乎礼”的层面。作者的意图果真如此吗？小说似乎别有深意，为什么钱雨会对“艳遇”有那么强烈的期待？在一己空间随时可以清晰地听到隔壁异性冲马桶的水声，“淋浴洗澡，同样听得见那边的一举一动”，走出房间，作为特殊符号的那个女人无处不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情欲诱惑的环境下，男人钱雨怎能免俗？男女主人公也曾试图逃避，却逃无可逃。置身于这种大环境下，人的内心会有多大的承受力？这也许就是当下两性情感危机的关键所在。

情欲一旦失去特定目标的指向性，就会变得如即食快餐般随意而廉价，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审美价值。小说中的男女毕竟是懂得享受情调的知识阶层，可以沉醉于桨声灯影以及“飘着桂花的幽香，和这让人酥骨的小桥流水”的美景，也沉醉于半真半假的“暧昧”，却没有失去对情感审美的追求，于是在女人说出“我不是你要找的人。你也不是……”时，所有小情小调散失殆尽，一切只能止步于“临门一脚”。不能两情相悦，情色男人钱雨心里的“浪漫”就碎了一地。不难看出作者笔下的男女对情感有自己的理解——“浪漫是必须从容些的”，“我们要找的，也许原本就是不存在的人”。这是有闲的知识阶层对情感的理解——“从容”是情感该有的状态，“不存在”才是终极“浪漫”。

人是矛盾的组合体，一方面受自然属性驱使，行事上选择利己的直觉，另一方面又追求理性的道德感下的善和美。当人起心动念那一刻的思维受控于一定道德规范，向善与美运行时，人就是具备“神性”的人，反之，任由自然欲望泛滥，人就是“动物性”的人，孙春平的《底线》（《百花园》2018年4期）就书写了“神性”的人。快递员于林和女友趁孤老太外出，用非法手段寄住到老太家里，听了电话录音，得知老太被绑架，于林陷入矛盾中。如果通知老太家属，他们就失去舒服的暂居地；假装不知内情则良心不安。一个经济状况窘迫的小人物，为了生存可以允许自己偷配老太家钥匙占便宜，人命关天时刻却不容许自己越“天理”。孙春平笔下，“神性”与“动物性”较量中，于林选择了“明人不做暗事”。于林懂得生命关怀，朴素的良知下，自然欲念被压制，他身上的“神性”就会闪光。

“中年危机”的话题是老生常谈，单指特定年龄段的人面对生存压力所呈现的焦虑、惶惑、不安等以“动荡”为特征的心理状态。对这个问题的解读，东北小小说作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他们抛开单纯对“压力”的表达，而将目光投注于更深层的对造成“压力”的心理基底以及解脱“压力”的途径的探索上，使作品能量跃上新高度。袁炳发的《大哥》（《红豆》2018年1期）就是生动的一例。普通职员“大哥”下岗了，他的富商弟弟可以保障“大哥”一家过上精致的生活。然而“大哥”并不开心，偷偷跑到原单位大门外的角落张望自己从前的办公室。弟弟把他安置到自己公司承担“重要工作”后，“大哥”依然闷闷不乐。直到办公室主任把“大哥”在原单位的工作环境，包括办公室楼层和位置、办公桌位置，甚至同办公室的同事全部“复制粘贴”到弟弟公司里，“大哥”的生活才重现生机。

显然，“大哥”开心与否和生活条件无关，却受环境因素影响。几十年的职场生涯让“大哥”慢慢建立并认同了自己的职场“位置”和“身份”，而这种“位置”和“身份”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显现出来，或者说“大哥”只有在原来的办公室，面对以前的老同事才能找到存在感。这种感觉在“大哥”心里近乎固化，这个年龄的人又处于心理和生理的特殊时期，些微的生活变动都会对他的内心造成难以承受的冲击，因此失去熟悉的客观环境，“大哥”的心理平衡就彻底被打破，要想恢复平衡只能回到“从前”。如此就看出“大哥”的心理动荡其实揭示了特定年龄段人的心理特征——“求稳”，以拒绝“身份”变动为表象，对社会变化的不适感。当然，作者也提出了摆脱危机的途径，然而这种方法终究有一定局限性，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像“大哥”那样有一个大款弟弟，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何谈“求稳”？作者正是以这种方式提醒中年人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要及时调整自己，顺应社会发展节奏。

于德北的《是为也》（《鸭绿江》2018年1期）写父子亲情的惆怅：弱智孩子难以理解正常人世界的秩序，他以自己朴素纯良的心去认识他眼中的世界，舒展他纯净的天性，这就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他有自己的世界，正常人不肯走进去，又怎么能知道他的感受呢？唯有亲情能牵引一个父亲把自己放逐于儿子的世界，体味儿子的一切。当父亲与儿子位置互换，抛却正常人世界附着的一切羁绊，父亲与儿子才真正成为平等的个体，世界才变得“正常”，父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沟通。细想这个过程让人何等心酸，哪一个父亲喜欢做这样的努力？哪一个儿子不想读懂父亲？亲情的惆怅是无法言说的痛，难道只有位置互换才能治愈这种心底的伤？

曲文学的《来生我还嫁给你》（《安徽文学》2018年4期）写了普通人的情感经历：发廊小老板夫妇勤勤恳恳讨生活，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常客官员赵鑫的一句调侃却让老板娘小梅暴露了真实心迹：“赵鑫又问小梅，你嫁给小关就不后悔？小梅想都没想，张口就说，后悔着呢，可来不及了，只能认命。赵鑫继续问小梅，如果有下辈子，你还选择嫁给小关吗？小梅嘻嘻一笑，说，如果有下辈子，我就选择嫁给你。小梅这样说，当然是玩笑话，是调侃。赵鑫一听，竟然来了兴致：嫁给我？我有那么好？小梅说，你当然好啦，官当得大，说话水平高，西装革履，一身的光鲜，你看你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完全像四十刚出头，我们家小关跟你怎么能比。”小梅的玩笑话隐隐地透露出她的情感状态，小梅对自己的现状是不太满意的，因为她的老公小关没有赵鑫那般“光鲜”，她对婚姻的态度仅是“认命”。试想一下，假如赵鑫把调侃当真不断勾引小梅，或者小发廊里一再出现比小关“光鲜”的张三李四，“光鲜”诱惑下的小梅还会仅仅止步于“玩笑”吗？一切都很难预料。好在赵鑫的结局让小梅对生活有所悟，她最终实现了准确的自我定位。

韩山寺的《一局》（《天池小小说》2018年1期）关照老年人的生存质量：那个天天在公园摆上自做的棋子独自消磨时光的老人，不为下棋，只想找人说说话。儿子连获冠军，老人却越发孤独，捡些树枝做成棋子，貌似自己玩得很嗨，实则是想回到当年带儿子公园里练棋的情境中，回味父子相依为命的感觉。让儿子把背的棋谱给他录成声音听，这成了老人跟儿子日常唯一的“交流”方式。儿子的事业轰轰烈烈，老父独守凄凉。虽说在儿子心里象棋“融入了父亲的恩情”，可是儿子该如何回报恩情？再多的荣耀能否弥补老人内心的孤寂？人到归途，每一天的生活都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内容，在作家眼里，儿子陪老父亲唠几句闲嗑下盘棋比拿回一堆奖牌有价值得多。

田洪波的《俺娘》（《小说月刊》2018年2期）是一首母子亲情的挽歌：娘最快乐的事是做完一桌子菜，自己不上桌，坐在一边叼着一袋烟，静静地看着儿孙辈兴高采烈享用。当她得知自己患了绝症，破天荒地跟儿孙一起吃饭，并“几度哽咽流泪”，然后一根绳子结束生命。娘多么留恋这热热闹闹的子孙绕膝的生活啊，可她很清楚子孙们的生活境况，她用最决绝的方式对后辈奉献了最彻底的爱。假如儿女多一分细心，假如他们为母亲治病的态度再坚决一些，一切不会如此。作品的深刻处在于让人真实地体味痛而无法言说的怅憾。

安石榴《九江和三俊子》（《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7期）里的九江，因为二十年前的一张百元假钞就无端地猜忌外甥三俊子，“从心里防着他”，防了二十年还要继续防下去。假钞跟三俊子有没有关系呢？小说没有给出答案。二十年前八岁的快乐男孩三俊子“非常喜欢钱也更会花钱”，这是让九江把三俊子与假钞扯到一起的原因。实际上九江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猜忌三俊子，男孩小时候都是要淘气的，“九江心里想，哪个小孩子还没干点儿出格的事呢？包括他自己，他自己小的时候也是踢狗踩猫，干过几件坏事的。可是，九江就是防着三俊子，从心里防着他。” 三俊子小时候“喜欢钱更会花钱”，就给九江留下“不良少年”的印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见了三俊子，九江心里就罅隙顿生。很显然，是惯性思维在起作用，明明是亲密的舅甥关系，却因这负向的心理“印象”而使他们隔膜起来。有血亲关系的舅甥间尚且如此，与他人相处会如何？毫无疑问，作者指出了人与人之间不断疏离的心理基底是这种可怕的思维定式。九江对三俊子做出的评判没有切实依据，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自觉或不自觉以自己惯有的思维定式去评判他人呢？

纪洪平的《寻找一模一样的人》（《天池小小说》2018年2期）刻画了一个失败者形象：年近五旬的男人孙磊无稳定收入，“他好像对什么都很感兴趣，又都是三分钟热血”。妻子是个年轻漂亮来自乡村的街头按摩女，孙磊对妻子的职业很不满，可他无力改变现状，于是脑子里只剩妻子与客人的种种不堪画面。以当下普通人评判男人的标准而论，孙磊既无能又颓废，与成功不挂边儿。这样的男人与底层按摩女也算般配，一个需要有人提供稳定收入维持生活，一个想要“可以跟她像模像样过日子”的人，两下各取所需倒也相安无事。可是偏偏孙磊自甘颓废又对女人有强烈的独占欲，既自欺欺人地相信妻子“除了他这张脸，不会跟任何人接吻”的誓言，又骨子里强烈地不信任妻子。小说的精巧之处在于设计了一个悖论：如果世上真有那个跟孙磊“一模一样的人”，并且跟妻子发生了不伦之事，那么证明妻子的誓言为真，婚姻中的孙磊是成功者，至少在妻子那里孙磊尚有性别魅力；同时又证明孙磊是个失败者，毕竟那个人不是孙磊。孙磊处于两难，作者就用一个“假设”作结。

这里孙磊把自己定位于人生失败者，对自己的男性特质毫无自信可言，同时又把妻子看得比自己更低。他不仅困惑于街头按摩女的职业能否让妻子真正心甘情愿地陪伴一个失败男人，更困惑在妻子会不会随时跟任何一个比自己实力强的男人发生一切。这样的婚姻关系时时处处都拧巴着，必然岌岌可危。孙磊几乎要仰仗妻子的收入活着，却偏要无力地去支撑那外强中干的男性特征，作者只好安排他在梦中成为那个“英国皇家警察”骑着大红马去捉奸，在全市最宽阔最繁华的大街上趾高气扬、信马由缰，一路狂奔引起无数市民驻足观望，一逞他压抑已久的男性本色，但梦中的孙磊依然是失败者。孙磊是现实中众多底层失败者的写真，不是生存能力上无能，是自认无能不思改变的颓废。

庞滟的《微笑是种罪》（《安徽文学》2018年11期）探讨人的“角色感”：从小被妈妈强制训练出一脸微笑的女孩因为微笑惹出一堆麻烦，生活中总是被误解，笑或者不笑都会受指责，以致患上“微笑抑郁症”，多次要自杀。她内心始终是悲伤的，说明她游离于生存环境，不能融进环境的人何谈“角色感”？一个没有“角色感”的人就无法在特定场合呈现相应的情绪状态或者身体语言，更何况她偏偏有一张僵硬的笑脸。大领导妈妈的追悼会上，她竟不知道调整表情与环境协调，受挫后她又在所有“场合”都收起微笑。分析她的经历，根源在于她没有建立起“角色意识”，妈妈单告诉她“悲伤是羞耻的，只有让人快乐才是最好的”，却没有告诉她如何适应环境，表达恰当的情绪语言。成人的世界里，用同一种表情去面对复杂的环境，她就只有悲伤的本真，却无“角色”应该有的“语言”，因此她从未找到“存在感”，心理失控就是必然。作者如此用心想表达什么呢？也许是在审视当下的人际关系，连表情都不能容忍的生存环境，怎么能让人心情放松地对其投入热情？当然，小说最后留下了一片亮色，女孩走出心理困境重拾快乐，这恰是找到“角色感”带来的结果。恋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异性亲密相处中，性别特征引发的“角色感”最直接最强烈，所以，男孩拯救了女孩。

马贵明《寻找赵德才》（《小说林》2018年6期）里的老马，因为小时候得到木匠赵德才的帮助而念念不忘那种纯粹的人间温情，成年后一切跟老木匠有一点点关联的细节都让他一遍遍在自己的想象中确认“赵德才”，一次次失败又让他欲罢不能。这也是一种思维定式，少年时的经历架构了一个人成年后评判他人的标准——赵德才那样的人就是“善”，为此他孜孜以求。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人总要按照既有经验对周围的人或事进行审视和评判，那所谓的既有经验不过是以往生活经历中的所感所悟，虽说不那么完整全面，却可以左右人在评判新的人或事的时候习惯于按照一定的感觉做取舍。当这种“感觉惯性”正向发展时，就会引导人趋利避害，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人际关系。显然，“老马”追求的是正向的品评他人的思维惯性，在相应的生存环境中自会促进他的人际关系良性发展。

津子围的《相遇》（《辽宁日报》2018年2月8日）是对人的职业素养作诠释：退休警官老刘走进曾经工作过的环境，马上就进入工作状态，“习惯地选择了最后一排，从角落里，他可以对整个车厢一览无余。车行一站地便是纪念街，下车2个人，上车3个人。老刘注意到第3个佝偻的身影儿，他连忙用帽子把自己的脸遮了一大半。”老刘对以前老对手的观察、跟踪，甚至他们之间的交流，他的内心独白，完全是他职业化的情志反映。有趣的是老贼“耗子”也保持了一个老“职业人”的行为习惯，最后才有他们精神领域的“对决”，以邪不压正作结。

警喻的《正月里正月正》（《章回小说》2018年18期）是一篇很好读的作品：村夫马大驹贫穷又没本事，眼睁睁看着媳妇跟别人跑了，却无力改变现状。好在他有善良的心，对发小儿有情有义，最终赢得寡妇巧珍的爱情。故事特别简单，却折射出当下乡村民风的真实状况，一场同学会就能让马大驹的媳妇抛弃八年婚姻跟大款同学发生车震并决绝离婚，这还是人们脑海里淳朴的村妇吗？

季节的《丁叔》（《小说林》2018年3期）里耄耋之年的老机械师，换锁芯的时候不带实物，却精心画图，并喋喋不休地跟修锁人讲解他的图纸。一次次失败后，“丁叔接着他的思路自言自语……他们听不懂，哪里没讲清？他语气里带着慎重的狐疑，随着下沉的尾音，眼里的光有些黯然。”然后“我”刚回到家，“丁叔就来敲门，他拿着一个厚本子，发黄的纸订起来的。背面又是字又是图，有圆珠笔写的，有铅笔画的……”老人的怪异举动究其根源还是“角色感”的偏差，虽然久已离开工作环境，可他依然把自己当成那个老机械师，退休生活使他失去了这一身份，导致他心理失衡，换锁芯的过程就会喋喋不休，以此重获那种“机械师”的体验，对“角色”的痴迷让一个曾经的职业人一路寻找“存在感”。

2018年东北小小说后起之秀也有不俗表现，以探讨生存质量为重心，对生命历程中的诸般纠结和困惑做了细致描摹，以生存过程中那些非此即彼的选择为基点，精心结构世间万象于笔端，留下耐人寻味的篇章。大体包括以下几类：

“神性”力量与生命关怀：关注文化因素对人的感召力，考量善与美在人内心的真实分量。尊重生命是人的基本特质，当人能够以己心去推测同类或者其他生命的现实处境时，他就不再受自然因素奴役，而成为脱离动物属性，自由支配自己意志的“神性”的人。比如于博的《关于一匹枣红马的记忆》（《海燕》2018年8期），因为饥饿德才偷了怀孕母马的高粱米给孕妇妻子救命，妻子成功分娩，母马却因营养不良难产死掉。“德才拎着一斤多的马肉摇晃着回到家，媳妇乐了，说枣红马是可惜了，但好歹能吃上一顿马肉馅的饺子。说完，拿刀就去剁肉。倚在门框上的德才呼地抢过菜板子上的马肉跑出了门。媳妇当时愣住了，撵出去。德才跑得飞快。他出了屯子，在东山湾把马肉埋了。”最后德才为救小马驹被挤压成馅饼。这里，德才身上“神性”与“动物性”并行，保存后代的 “动物性”让他本能地选择伤害枣红马，但是对生命的理解又让他愧疚不安，终致善与美的“神性”复苏。

张迎春的《生死瞬间》（《小河沿》2018年6月版）里那个身患绝症的章老师，艰辛抗癌后终见新生的曙光，却在火灾中用生命救起小男孩，也是“神性”的力量。柴亚娟在《倔驴杨二》（《岁月》2018年2期）中塑造了个性粗野的男人，承认错处也不失为一种“美”的神采，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却令人费解，结局只能暗淡。为了生存，“动物性”出于迫不得已，但是只要内心“神性”的火炬不灭，人的生命就呈现善与美的光彩。

乡村民风与文化重建：古朴的乡村是人心灵的家园，一草一木乡音乡情，都是温暖的记忆。东北小小说作家笔下的乡村却有另外一番样貌，不乏淳朴的温情，更有人心不古的惆怅。也许这才是真实的乡村，时代变革总要留下痕迹，乡村不是世外桃源。

曲子清的《丰娘》（《辽河》2018年2期）很有分量，一个曾经的抗日志士，因为“悍匪”的经历，因为那个玉镯子，受尽了精神折磨，成为别人眼里的“老疯太太”。实际上丰娘不疯，她是个十分睿智的老人，对世事人心看得特别透彻，清楚地知道稀世珍宝玉镯子是个“祸根”，不管落到谁手里，都只会带来灾难，所以她至死不肯说出镯子的下落。这里，从土改干部罗部长到丰娘的儿女，包括村里的是非之人，都想尽办法追逼丰娘而一无所获。显然，他们都是逐利的市井小人，只见利不见害。这就是物欲大潮下的乡村，与人们心里的“田园牧歌”越来越远。

孙奎建的《村太》（《天池小小说》2018年6期）同样精彩：寿龄很高的村太很有威望，村人都说她很有钱，她的身后事就格外热闹，三个儿媳翻抢她的遗物丑态毕现，然而她们的所有用心都落一场空，钱和大洋是假货，村太的存折早做了安排。这也是个透悟人心聪明绝顶的老太，早看清儿媳们阴阳两副嘴脸，从始至终在跟所有人斗心机。村太的一生心机重重，各种设局，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冷眼笑看身边的芸芸众生作各种表演，这与人们心里固有的乡下老太形象大相径庭。王建平《那年的人与狗》（《精短小说》2018年5期）里的秋嫂如果对准儿媳稍微厚道一点，杨梅可能退婚跟着小木匠走么？甚至那条大黄狗都心怀阴险，为报复小木匠，在他离村时纠结一群狗围攻他。孙玉秀《532病房》（《小说月刊》2018年4期）里那个吃柚子的孤独老人，什么样的“痛”才逼得他对儿子下手？处死孽子的老汉最后的时光又是何等凄惶！

以上就是东北小小说作家笔下的乡村，人心不古，乡风不厚。如何改变现状呢？李忠元的《小寒》（《广西文学》2018年7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坚守乡村文化传统，恢复旧有的带有民族情感的生活内容：在车老汉眼里，家里没有胖娃娃年画，年味儿就淡了很多。在物质条件达到一定高度后，老一代农民渴望传统生活内容回归，比如年画儿。昨日的乡村是一幅甜美的画卷，今日的乡村人心浮躁不定，乡村文化重建刻不容缓。

“位置感”与底层焦虑：“位置感”是人的特定心理状态，人在不同的环境、场合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就会有相应的位置感。特别是职场，“位置感”往往意味着人的恒定的“存在感”，对“位置”的惶惑可视为社会底层的职场焦虑。东北小小说作家敏锐地捕捉到当下特定人群的“底层焦虑”，并对相应的职场生态做了别样表达。

王哲的《刘三》（《海燕》2018年6期）写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危机”：刘三与科长火车上偶遇，因为一支烟，刘三陷入心理动荡——自己是个什么角色，怎么可以不回敬科长的烟？又怎么可以比科长吸的烟好？不小心露出好烟时，科长的一句“你小子，有好烟还舍不得拿出来”让刘三彻底陷于绝地。刘三的尴尬来自于他的“位置感”，这就是当下的职场生态，下属必须谨小慎微地维持自己的“小人物”形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细节都不能超越上级。

刘春梅的《机遇》（《小说林》2018年2期）里那个小文书的经历耐人寻味，刚入职场的王楠因为小失误而被省长“看见”，于是就被所有人“看见”，一路提升。待省长被双规，她的命运又一落千丈，再次回到被人“看不见”的位置，这是职场不可言说的法则。高振霞的《机遇》（《大通河文苑》上半年刊）里那个小职员，没有特殊背景，经济境况不佳，跟领导无法深度交流，成天支棱耳朵打探领导的秘密。得知领导出游的消息，不惜重金想方设法与领导“巧遇”，其目的不过想在领导心里占个“位置”。李朝阳的《婚礼》（《天池小小说》2018年9期）给职场法则以另一番解读，一边是情同手足的老同学，另一边是有恩于自己的前上司，两家婚宴老于选择了老同学。今非昔比，“位置”不同，假如王平依旧是上司，老于还会如此行事吗？佟继萍《阳光明媚》（《百花园》2018年11期）里杨局长退休时的焦虑与纠结，也是职场人的特殊心态，做局长多年，失去那个“位置”就意味着自身价值贬值，能上不能下也算是一种职场特色吧。张海龙《秦文革》（《百花园》2018年8期）里玩弄权术的船长，不学无术欺上瞒下制造事端，成为痴迷于“位置”的人渣。

职场中看不见的法则无处不在，人不过是被法则牵着鼻子走的失目人，即使想逃脱也找不到方向。同时每个人对自己的现有“位置”都有一定的评判和心理预期，当现实情况与内心预判不协调时，人就会陷入深深的不安中，就试图寻求新“位置”。东北小小说作家笔下人物对“位置”的痴迷正说明职场中众多“底层”对法则的惶恐和忧虑。

情感危机与自我定位：关注中年人的情感危机，以两性间的疏离去诠释这代人对婚姻和爱情的态度。例如李伶伶的《关关雎鸠》（《天池小小说》2018年7期）：烧烤店女老板卫竹对作电大古诗词教师的丈夫有一种狂热的爱，最爱他身上古风古韵的“先生”气质。为此，卫竹心甘情愿吃辛受苦经营小家庭的一切，不让丈夫沾染哪怕一点点生活的“烟火气”。受伤住院后丈夫接管了烧烤店，也如她一样在粗鄙的世俗生活中周旋。当她目睹了曾经满身儒雅的“先生”嘴里脏话“滚滚而出”时，“卫竹一下子呆住了，她从没见过先生这样的一面，也不相信那个说着脏话的人是她先生。回过神来，有眼泪从卫竹眼里缓缓流出。卫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烧烤店的，只知道以后她再也没有叫过他先生。”这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也是卫竹对自己的情感定位出现偏差的结果，她爱的是自己心里那个理想化概念化的“先生”，不是现实中多面性立体化的男人。

脱微娜的《女老板的逻辑》（《精短小说》2018年5期））：中年丧偶富婆陈梅网恋高大英武的老教授并一见钟情，为表心迹，初见面陈梅就给教授大把花钱，导致教授不辞而别。网上，他们是彼此的最佳选择，而现实却如此地不堪，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价值观的冲突，本质上依然是对自己和情感对象的定位出现了问题。陈梅向往“那种清新脱俗有浓重书卷气的知识男性”，但内心却把自己定位在富婆阶层，用挥金如土的方式去换取两性关系中的安全感，教授则想要那个谈吐不俗小鸟依人的知性女人。所以，两性疏离是必然，教授跟不上陈梅的世界，陈梅则“万般不理解教授的行为，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疯子”。

白小川《老爸的扁担》（《辽河》2018年10期）里的爸爸心地坦荡，妈妈却是个患得患失的人，当一切归于平淡，心底干净的人总有美丽的世界；尤秀玲《走在时间前面的钟》（《时代文学》2018年9期）将一个女人的心结赋予一架挂钟，直到生命最后时刻女人都无法释怀，并把这个阴影留在子女心里；王小东《普通告别》（《岁月》2018年8期）里的北桥和梅子，情感危机后或者以死泄忿，或者殉情而亡；郭鉴详《爱情故事》（《海燕》2018年4期）中那两个精神出轨，最终回归的男女；魏立国《两家子人的故事》（《文学百花苑》2018年11期）中两对情史混乱的夫妻；安学斌《金婚》（《天池小小说》2018年4期）里那对生命归途中依然彼此惦念的老夫妇；情况大抵也如上所述。蔡雨艳的《葫芦爬满架》（《辽河》2018年12期）和董斌的《转角遇到爱》（《山西晚报》2018年11月26日）则歌咏青春爱情，张扬人间真纯。

亲情慰藉与生命陪伴：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生存质量，以亲情陪伴的视角诠释心灵抚慰的意义，直面当下底层大众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祝全华的《床下的鞋子》（《浙江小小说》2018年6期）：在上海打拼的儿子回到母亲身边，他像当年母亲对待婴儿期的他那样细细地看护母亲，每一个细节都是满满的母子柔情。然而背后的事实却很惨淡，母亲瘫痪在床多年，如果不是哥哥突发脑出血，如果不是母亲临终，“他”就不可能匆匆赶回。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不容置疑，可是生存窘况又如何能逃避？佟惠军的《悔》（《湛江文学》2018年10期）表达得更直接，在家乡创业惨败的晓光到上海打拼十年，有了不错的职位和收入，却不能陪在父母身边，甚至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在家乡陪伴瘫痪母亲的赵林“为了照顾妈不管孩子的前途”。二人的“悔”直指当下“小城青年”的痛点，想离家赚钱就要放弃亲情和责任；守着父母就得应对每况愈下的生活。还有隋荣的《羊儿地图》（《小说林》2018年5期），那个孤独的老父亲，每天盯着地图看，跟着儿子的施工线路体味父子间的丝丝温暖，读来让人动容。

人的生命品质究竟应该怎样衡量？子孙绕膝是不是一个人应该有的生命内容？父母诞下儿女意味着儿女也是父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到了晚年，血缘关系的亲情抚慰是保障老年人生存质量的重要条件，生存与陪伴，当下的子女如何能做到“两全”？答案每个人都清楚，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就会出现车永华《妈妈，你别老》（《海燕》2018年12期）所描述的状况——一群骗子上下勾结，大打亲情牌，用保健品榨尽老人的血汗。付慧的《保姆》（《海燕》2018年2期）也许是一种解决方案吧——文青小保姆晓兰嫁给高知葛老爷子，陪伴老人度过最后时刻。问题是现实中有几个不图名利，只为“让自己的心干净”的晓兰？或许董文云的《陪伴》（《参花》2018年11期）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大把年纪的兄弟姐妹互相陪伴“取暖”，独生子女时代，父母需要“自力更生”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感情的天平上，总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多于儿女的回馈，当岁月老去，回眸间才发现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一切再无法复制，亲情之殇就成为流年之罪。勾连颖的《纸蝴蝶》（《海燕》2018年2期）里那个倔强的父亲，因不满女儿的婚姻至死不肯与女儿见面。可是内心里他何尝不疼爱女儿呢？那些信是老父亲无法言说的情感，然而流去的岁月无法重来，亲情的伤哪有机会疗救？所以才有任家范笔下的《生命另一种形式的绽放》（《海燕》2018年5期），乔珍“心中的父母，好像真没离开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活着，隐身在近处，或者去了远方。不论自己多大年纪，随时能与他们隔空对话。”以对生命的感悟遮掩内心无法弥补的缺憾。再如鸿鸣笔下的《婆婆》（《中华文学》2018年6期），那个家规甚严，个性刁蛮的老太，实则是个放弃自己幸福，将他人五个儿女抚养长大的善良老人。这样的恩情，儿女如何补报？子女所有的遗憾都掩藏在岁月的折痕中，翻看旧时光，只剩无奈中抱恨时间。

除了老年人的生存质量，东北小小说作家也关注到了儿童的生活状态，比如王立红的《妈妈的味道》（《文学少年》2018年1期），一管口红让留守儿童圆圆受尽委屈，得不到母爱本就是一种“伤”，口红风波再使圆圆承受校园霸凌，这样的经历必然会在女孩心里留下阴影。赵文新的《妈妈的样子》（《精短小说》2018年11期），李云华的《杨梅的心愿》（《天池小小说》2018年7期），马智的《Siri妈妈》（《辽源日报》2018年6月23日）都写了母爱缺失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心理伤害。怎么解决？大多作家提出全社会都来给与“爱”，可是亲子关系不是他人能替代的，社会的“爱”能替代父母亲情么？

总体看，2018年东北小小说作家们不太看重故事线条的波动，更注重对社会现象机理的剖析，从“现象”出发，对世相人心的变幻做深度思考，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去解读世情，诠释人性。比如白小易、孙春平、袁炳发、于德北、曲文学、韩山寺、田洪波、安石榴、纪洪平、庞滟、马贵明、津子围、警喻、于博、曲子清、李伶伶、季节等作家的作品，故事线条没太多起伏，却直抵人心，以人的心理动荡为时代变化留下印记。从表达上看，这些作家的语言线条极其顺滑，好读，耐读。因此，2018是东北小小说的丰收年，作家对时代的认识更厚实，对“人”的理解更全面，对世界的情感更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