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

因工作调动，2013年5月，我把家从金州城区搬到大连开发区。去年感觉年事渐高的父母需要照顾，于是在我们夫妻的操持下，老人卖了金州已住了十五年之久的房子，拿出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我和亲戚又借了点钱，就在我家附近购置了一套近130平方米的电梯楼。

春节期间，亲友们来老人家温锅做客，亲友们对爸妈的新居赞不绝口。妈妈听后深情地说：“我们这一辈子为了住房真没轻忙乎啊！这已是我们夫妻第8次搬家了，应该说房子是越来越好，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搬家了，这套房子无论是地角、面积、环境都无可挑剔，我们就打算在这儿养老了……”

妈妈的感触，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四十年前。

儿时的我和弟弟跟随父母一次次地搬家，从矮小的泥房到高檐头的青条石的大房子，再由砖混房到框架楼，从偏僻的农村搬到镇里，由镇里至城里，当年搬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这些。

1978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大连铁路公安处登沙河派出所工作，妈妈此时已在我的老家——杏树屯当了13年民办教师。

1980年，父母婚后的第9个年头，经过他们共同努力操持，在父亲的故乡金县杏树屯公社桃园村盖了三间高檐头宽敞的三间碱泥房，这种房子房盖儿用海边盐碱地的碱泥铺就的，碱泥有防水功能。父亲一改过去村民用海边的碎石头或者土坯做建材垒砌墙面的做法，而是买来猴儿石青台山的青条石垒上一米多高的台基，再在台基上盖房子，从新金县皮口镇买来芦苇草扎成把子和碗口粗的红松檩条铺房盖，用黄花松做成四扇的大窗户。以往村里的房子都是两扇的小窗户，有的村民不理解就提醒父亲说：“大兴啊（父亲的小名），这么大的窗户不透风吗？冬天不能冷啊？”且不知窗户大阳光足，人住进去更暖和。房子盖好后父母就此结束了与我爷爷奶奶住对面屋的诸多不方便的艰难生活。

1980年，虽然举国上下已是改革春风吹满地，但我们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的小山村还没有包产到户，还是一如既往的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村民挣工分，一年下来人均收入才300多元。当时的老百姓能盖房子的屈指可数，我们家的新房子在屯子里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随父母的第一次搬家经历之所以记忆犹新，概因那个时候，家住农村平日里还是以粗粮为主，当年虽然父亲当警察每个月能供应18斤细粮，外带自己家每年都会买些稻谷和小麦（在村里粉粮点加工成大米和面粉），但只有过年过节、父亲战友来做客、亲人到访时，或者隔三岔五全家改善一下时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或者蒸馒头。盖房子期间可是给我和弟弟提供了那个年代难得的改善机会，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自家炸的油饼麻花还是那么的好吃那么的值得回忆。当时村民思想中全无商品经济意识，没有专门盖房子的施工队，我家盖房子请的是左邻右舍及屯子里没出五服的亲属来义务帮忙。父母是要面子的人，怕怠慢待了他们，把平日里积攒的细粮倾囊而出，每天大米饭白馒头的招待他们。施工期间除了正餐之外，每天半晌午和半下午的休工的时候，母亲不是买上蛋糕、桃酥、饼干和汽水等，就是自家炸油饼、炸麻花来款待他们。所以我们家里盖房子时都是抢着来帮忙，不知道是因为父母在屯里的威望高还是招待的好，抑或是兼而有之，反正是在众人的帮助下，只用了3天，三间崭新的房子就矗立起来。

在院子里，爸爸休息和下班后就在东面的小菜地里劳作，春天开始就种上时令蔬菜，一茬茬的菜可以一直延续到深秋。放学后，我和弟弟在小菜地里随手摘个黄瓜、西红柿，拽个茄子，薅把洋葱，用小手一撸就吃起来，那滋味美极了。院儿西头的北面父亲垒上鸡窝南边砌上猪圈，妈妈下班时到鸡窝里捡鸡蛋，时不时给我们做个西红柿炒鸡蛋，每每想起那时候的情景，幸福之感溢于言表。春节杀猪，灌上血肠，熬上一锅萝卜干，煮上几大块肥瘦相间的猪肉，左邻右舍大伙儿一块分享，那叫一个幸福。有一年春节过后，爸爸作为武术教官到沈阳培训新入职的警察，猪头肉吃不了，爸爸就带给学员们吃，时隔多年，有当年的学员见到父亲提起往事，说当年杨教官的猪头肉怎么那么好吃。我还养条土狗看家护院，这种《诗经》里描述的小康生活在爸爸妈妈的精心操持中初见端倪，他们的小日子过得滋润、红火。

记得有人说过“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随之而来搬家经历再次诠释了它的含义。搬入新房不足三年，我家就有了第二次搬家的经历。那是1983年，妈妈有幸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母亲以全公社第二名的成绩迎来了她一生中的大事、幸事，由一个农村挣工分的民办教师成为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人人羡慕的公办教师。母亲转正后，不仅改变了她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和弟弟的命运，我们哥俩儿也跟随母亲成了非农人口，吃上了商品粮。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吃商品粮的概念比较模糊，感觉不到它的价值。在那个年代作为农村人一家能吃上商品粮是多么的令人向往和羡慕呀！

从登沙河到我们家有30多里，父亲每天都搭乘登沙河阀门厂职工通勤的大卡车（老解放牌）来往于两地之间。父亲每每回忆起那段通勤的艰苦岁月，在感叹那个时候通勤生活艰苦的同时，又不禁想起与那些工人师傅们一块儿通勤时彼此间苦中作乐的欢乐时光。我想，这是他作为建国前出生的那代人，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筚路蓝缕，吃尽各种各样的苦，现在退休多年后，苦尽甘来享受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巨大红利之余，对他深爱的党和国家及一起通勤的工人师傅们的一种朴素的情怀。

父亲为了结束他的艰辛通勤生活，待母亲一转正就将家搬到登沙河镇里，于是我们家就有了第二次搬家的经历。他有个当时在登沙河法庭工作的朋友，人家在登沙河正阳街有个四合院，我们家借住在他家的西厢房里。那个年代城镇居民居住条件都很紧张，我家又过上了对面屋的日子。同我们一块儿住的是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三间房我们两家各住一间半，厨房两家各用一半，好在小夫妻不常在家做饭，厨房基本都是我们家用。因为只有一间房作为卧室，从农村搬来的家具放不下，只能把一对儿大木箱放到炕上，炕上本来就拥挤，再摆上一对儿箱子，空间就可想而知了。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我和弟弟还是个孩子，不占太大空间。当年我姥爷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一向孝顺的爸妈听说登沙河有个曲大夫针灸医术挺高，就把姥爷从杏树屯接到家里来住，以便治疗。一铺小炕，睡下5个人后立马感觉局促了许多，晚上翻身都不便。母亲现在想起来总是后悔不迭，那时候人医学知识匮乏，只看到姥爷腿不好使，于是就找曲大夫针灸腿，也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结果姥爷在登沙河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不见好转，加上姥爷要了一辈子的强，自己感觉住在女儿家怕填麻烦，执拗着要回家，放弃治疗。母亲拗不过，就不得不让姥爷回家了，结果回家当年年底就去世了。妈妈常对我说：“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你姥爷……”

1984年秋季，父亲把我们一家调到金州，母亲调到金州的一所小学工作。全家搬离住了小半年的登沙河小镇，于是我又有了第三次举家搬迁进城的经历。刚搬进城那会儿，借住在位于东山上的动迁楼，一室一厨。当时父母两家的兄弟姊妹只有我家进城了，所以来往客人只能住在我家。当时的住房虽是一室一厨，比在登沙河的房子还是大了些，但卧室还只有一间，在中学当老师的老姨进城学习、农村亲戚进城治病、堂妹到沈阳上学、外地工作的亲戚回老家在金州周转时都住在我家，我们家也被亲戚们戏称为“兵站”。

母亲经常说当时家里来客人，吃不成问题，住宿着实难住了我的父母，客人最多时一铺炕上睡过7个人，那种拥挤程度可想而知。现在家里来人多了住不下可以到快捷酒店、宾馆，那时候既没有这种概念也没有经济实力呀。迫于住房压力，父亲忍痛割爱离开他为之热爱的公安工作，脱掉警服转到地方工作。我家马上由一室一厨搬到两室一厨，再由两室一厨搬到古城甲区的小三室。当国家取消福利分房后，父母又自掏腰包搬到光明街道东社区的两室一厅一厨（终于住上了有客厅的房子），南有8平方米的大阳台，南北通透集中供热，一改过去到了冬天自己在楼里烧炉子取暖的窘境。这个近百平方米的房子虽然父母住的合适，条件也不错，但没有电梯，考虑他们年龄大了，上下楼梯终有力不从心的那一天，于是我们夫妻经与弟弟两口子商量，征得父母同意，把老房子卖了，帮助他们在开发区买个电梯楼。

40年来，父母由奶奶家矮小的仅有十几平的小屋子起步，从农村自己盖的三间碱泥房到如今窗明几净的电梯楼，前前后后搬了8次家，除了在登沙河是借住别人家的房子，其余每次搬家基本上都是面积越来越大，条件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优雅，它是一个逐步改善居住条件的过程，也是全国亿万家庭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40载，高楼广厦民安居。我想，下一个40年，我基本不用再怎么折腾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