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

沿着有一排梧桐树的便道东行，北拐，约三十分钟，会看到那棵老槐树。春寒料峭时节，老槐树的枝杈坚硬地伸展着，任冷风肆意吹过。

老槐在小区大门北端，身后是一排商铺。商铺的第一家叫“兴立饭庄”，半年前挂牌的。我的眼前一直是半年以前那蓝底红字的影子，红字上还衬着醒目的白边——老廖篷垫！

老廖与我是小学同学。他长得瘦小，额头很早就有了皱纹，刚上三十就被人喊作老廖了，也因此，他的招牌直接用了“老廖”。上班的时候，每经过他的门口，老廖只要看到，总会跨出门来喊一嗓子，然后笑着摆一下手，让我走自己的。

行走艰难的时候，我买了一辆电动三轮儿代步，自然找了老廖将座垫包上一层金丝绒的座蒙，紫红的色泽像舞台幕布一样典雅，手感柔滑，厚实不起褶皱。老廖戴着花镜，一边量尺寸、裁剪、缝纫，一边说，“咱同学六年，情谊深啊，你千万不要跟我提钱。”我说：“这怎么行，你是靠这个吃饭的……”他没容我说下去，马上打断了，“见外了不是？老同学能过来就是赏我的脸。”

本意是来照顾生意的，竟反被照顾，自然心生愧欠。

但车的新鲜感还没过去，就在一个夜里被窃，车门撬开，划破座垫，座位下的电瓶不翼而飞了。配了新电瓶又去找老廖，门上着锁。打了电话，他说十分钟就到。果然不足十分钟，老廖从街上回来了，气色有些灰暗。听说丢了电瓶，气得握了拳头，“偷你的车，还有一点良心吗！”立即为我重新缝制。其间接了个电话，说身体检查了，问题不大。这一次他又没有收钱，我便想着哪天请他吃顿饭。

真是愧对老廖的一番心意了。又一个早晨起来，三轮车彻底没了踪影，地下是破碎的锁头，锁链的一头还拴在窗的护栏上，另一头蜷曲在地面，像一截缩着脑袋不敢见人的蛇……

闲暇了，只有架着我的拐杖在街边慢慢地蹓跶，明显觉出一年比一年缩短了步行的距离，就如生命在不断缩短一样。倔强的只有那棵老槐树，虽已侧弯了躯体，依然枝繁叶茂。

正是初夏，老槐开花了。先是绿中点缀着白，第二天过去便绿白相间，待到第三天，远远的，已是满树白花，早将绿叶彻底覆盖，愈走近了花的清香愈浓烈，却在一转头间发现，“老廖篷垫”什么时候摘牌了，换上的是“兴立饭庄”！急忙给老廖打去电话，老廖说，年纪大了，眼也花的厉害，况且已领了退休金，就不干了。邀他出来吃点饭，就在“兴立饭庄”，他说：“谢你了，身子不怎么舒服，改天吧。”

在小区门口徘徊了好久，望着里边的花坛、绿树和掩藏其间的甬路，遗憾在胸口涌动：老廖家住五楼，我上不去探视。

往回走的路上，一辆白色“霸道”越过我后突然急停，车里的人探出头向后望我，近了才看清，是洪义。“老同学，老廖你有联系吗？”我问有事啊？“准备搞个同学聚会，杨总和李局的意思是一个也不能少，时间大约在中秋节前后，具体地点临时定。到时候你通知老廖吧。”互相留了电话，望着远去的车，心里总觉得不是味儿，不是商界，也不是官场，“杨总”与“李局”又是哪位？

再一个上午转悠到老槐树旁，站在一地斑驳的光影里告诉了老廖这一信息，他竟兴奋地大喊大叫：“好！太好啦！”我趁机邀他出来喝一杯，他爽快地答应了，不一会儿就从小区侧门里兴匆匆地走来。

进了饭店，在紧靠门口的桌子落了座，老廖说：“咱简单点好不？你能喝酒吗？”我审视着老廖，他是想喝还是不想喝呢？老廖笑了，脸上皱纹堆积，疲态明显。“是这样，我以前倒是喝点，现在身体不好，已经戒了。”那好，菜你随意点。他说：“咱是老同学，不说假话，大鱼大肉真吃不动了。有一样菜倒最合我胃口，你别笑我寒酸，就是豆腐皮儿。”于是要了大盘的豆腐皮炒蒜苗，略加几许青椒丝，又要了羊肉火锅，两碗米饭便闲聊起来。老廖说真是好消息啊，他老早就有这样的愿望，想跟老同学再聚一聚，就像小时候在一个班级里一样，说笑疯闹，无拘无束的。“你知道，咱小学相处六年，那可是真情谊啊，没有一点心机，也没有一点算计的六年……”我看着瘦弱的老廖，想着当初欢蹦乱跳的小孩儿，再见面都年愈花甲了……

转眼间国庆节到了，老廖给我打来询问的电话，我说洪义还没来信，再等等吧。又一转眼，中秋节也过去了，老廖又来了电话，“怎么回事，还聚不聚了？”我只好去问洪义。他说杨总和李局都去了美国公干，他们一回来马上聚会，到时一准通知你们。我在电话里告诉老廖的时候，只听他叹息了一声，说好吧，就挂了。那一声叹息明显透着无奈和失望，他的急切，使我隐隐不安。

一直到年底老廖再没给我来电，其间我打过去两次，年后的正月初一又去了一个拜年电话，他均没有接听，我的心便一直惴惴着。正月初七，洪义终于来电话，说杨总和李局回来了，同学聚会定在明天！赶上他的茶庄又开一家连锁门脸，早八点燃放开门炮，让大伙先去捧个场面，然后有车送去“天外桃源”酒楼，包的是楼上大间。

我已不耐烦洪义的絮叨，急切地给老廖拨过去，铃响着，还是无人接听。我急不可耐地一遍又一遍地拨打，一直到傍晚，始终不通，心里有了巨大的恐惧，想着明天早晨我就是爬也要爬上他的五楼一探究竟。就在我急切而又慌乱的时候，电话的信息响了，打开来，是老廖的号码，却不是他本人——

“我不知道您是父亲的什么朋友，只是，父亲已于年前腊月二十七去世了……”

我呆坐在那里，神经似已麻木，双眼一直没有离开手机屏上那几行凌乱的字，灭了按亮，再灭再按亮，直到再也按不亮了……那个想要重温一次至纯至真的愿望也至此熄灭。

我是踩着早晨八点的时针出的门，沿着一排有梧桐树的便道行走。此时，洪义茶庄的开门炮应该点燃了，老同学也都应该拥围在红火的气氛里喧闹着。而我这里空气清冷，身边的梧桐也静默地立着，去岁的叶片虽已化作铜褐色，却依然倔强地挂在筋脉上，有风掠过，互相敲击，发出哗楞楞的脆响，如同小学时教室里充盈的歌声、掌声，还有操场上的欢笑声。

再一次东行，北拐，远远地便望见了那棵老槐树，愈往前走愈加清晰，仿佛已感触到了它沉睡中的呼吸。老槐树枝条枯干，虽显倔强，却也奈何不了气候的肃杀，对于春的渴望，终是搁浅在了梦里。小区的大门口，挡车杆不时起落，车辆进进出出，侧门有步行者来来往往，其间再也没有老廖了。望一眼兴立饭庄，虽已开了门，却不到饭点，况又是新春正月，没有一个顾客进入。我推开玻璃门，胖老板急忙迎过来，脸上充满疑惑。我问豆腐皮有吗？加蒜苗炒一盘。老板连说有有。再次坐在靠门的椅子上，将对面的坐椅正了正，把我的拐杖倚在一侧。菜端上桌了，要了一碗白米饭，又叫老板打四两白酒。胖老板望着我，眼神中透着怜悯。我没有理他，拿筷子等着。酒端过来了，放在我的对面。太阳照进屋里，照上饭桌，将一碗酒折射在天花板上，是放大了的一道光，在头顶缭绕。我夹一筷豆腐皮放进嘴里，细细咀嚼，带着韧劲和嫩滑又融合了鲜、甜、咸、香，让味蕾在记忆中涌起来、沉下去，阵阵冲击，丝丝萦绕。

一直以来，老廖希望能与老同学把酒畅欢一次，而今，只有他的手机每天还开着，还在等待着这次相聚的讯息……

架上拐走出这间“兴立饭庄”，也是曾经的“老廖篷垫”的玻璃门时，那碗酒还摆在桌上，那道折射的光也还在天花板上旋转。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往哪里，只是倚着老槐树粗砺的躯体站立着，感觉就像在与一个生灵对话。我相信老槐树是有灵性的，以它的慈悲，应该能够看到老廖早已经去赴了聚会，此刻正在听着老同学们开心的说笑。我也相信以老槐树对光阴的阅历，更应该明白，世事无常，只因时光匆忙，而人间喜悲，无非聚散。

童谣过耳

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成儿跟卢家二小在房后坡下打起来的时候，忘了是谁跑来捎的信儿。我的兄弟，姨家姊妹几个，还有大舅家的姑娘们都冲出了家门，一忽隆跑向房后。待我跟过去时，“战场”已经烟消云散，二小在拍着自己身上的泥土，有些无奈，又有些不甘，“不讲理，哪有你们这样的，跟鹅上岸似的！”“鹅上岸”寓意人多势众，可谁让我们三门亲戚都住在同一栋老宅里呢。

老宅是一趟青砖房，草苫的屋顶，在老街的一条胡同里。起先只是五间，大舅和姥姥一家三间，我们家住两间。二姨一家由于没有房子，暂时借住了姥姥家的一间。于是我们这些两姨姊妹和姑舅姊妹们夜里像鸡鸭被圈进各自窝里，白天就散放出来了一般，屋里院外乱窜。而院子也没有后来的间隔墙，就那样敞着，任由小孩崽儿尽情撒欢儿。对大人来说这无奈的栖身处则成了我们的欢乐园。

姥姥、二姨和妈常常在一铺炕上捻麻线、纳鞋底或补衣裳，看着出来进去的孩子们，眉眼间漾着喜悦，似乎随意拎出哪一个都会拎出一连串的趣话。

我们家共有姊妹五个，姨家也是五个，大舅家是四个闺女。现在回头来看，每一个都有不同于另一个的故事，没有一个多余的。假设当初没有生育这一个或那一个，自然就不会发生与这一个或那一个有关联的喜怒哀乐，但回头去想，抹去任何一个，都如同天空少了某一片云霞，雨后缺了某一道彩虹，虽然日出日落如常，咂咂舌头，总会觉出如常中少一些滋味，日子里很有一些无趣了。

我们这十四个姊妹里面，男子最大的是二姨家的成儿，他是最先能给家里挑水的。

大人忙着挣钱养家，便顾不得某些细节，比如家里每天要挑满一缸水，人头多，洗洗涮涮的不能缺了水。这是一个大活儿，小孩儿难以胜任。姥姥家是大舅挑水，但他顾及不了别人，他要留出时间批改学生的作业，要做家访，还需要备课。成儿能挑动水的时候，二姨欢喜的不行，虽然刚开始两只水筲里都只装半筒水。我妈体弱，是用一小四轮车推水。后来老二老三可以抬水了，将一只水筲放在扁担中间，两个人被压得弯着腰，前边的一个还要留神身后的水筲是否偏向了自己，往往从街边的供水点到家需要歇息好几次。有一回竟哭着回来，身上的棉衣又是泥又是水的，不用问是摔倒了。傍黑天成儿挑了一担水送过来，往水缸里倒时提不动水筲，用瓢一下一下地向缸里舀。

更多的时间我们还是在院里院外玩耍，在前街后街疯闹。站在树杈上摘槐花，整个院子都飘洒着乳白色的香气；在街面上摔跤、打野球，半条街道都盛满了嘎嘎的笑声。忽一日有了自行车，一个人跨上去骑，两旁是四五个护卫，在小街上呼啦啦地跑过去再呼啦啦地跑回来，带起一阵阵风。夏日风凉，冬日风冷，穿过四季，拂过年轻的身体，不觉中腰板就向上蹿了。倏忽之间懂得生活滋味的时候，我们这十多个姊妹已逐渐散失，虽然女的陆续嫁人，但男的会娶进来，没隔多久，又一茬小人崽儿由歪歪扭扭而至蹦蹦跳跳，就在一眨眼的时光里已在院里院外替代了曾经的我们，住房就更紧缺了，便都在院门旁搭建了平屋偏厦。两家的青砖房也相继翻新了，我们家扩建成六间，却改为筒子屋，只为了让哥四个都有放一口水缸的地方。

二姨后来盖了自己的房子，就在院门前的菜地里。虽然不在一个院里住了，依然是前院望着后屋。这个时候姥姥已经下世，我家与大舅家的院子中间垒起了垣墙，各开各的门，各走各的道。已经在学校领导岗位退休的大舅利用他的人脉办起了辅导班，学生多的需要到外面租房睡觉。又过几年，大舅将已成规模的辅导班交给女儿打理，他与舅母买楼搬走了。

比大舅更早搬走的是二姨一家，二姨卖掉了浸着成儿汗水的两间砖瓦房，而成儿已经永远走了。丢在岁月深处的还有二姨家的大姐。大姐是十六岁时病殁，成儿是三十岁时离世。纵使过去了三十年、五十年，每一念起，我的心底依然如刀绞般的痛！

我们这些姊妹虽然还同在这座城市，但下一辈则走远了，除了成儿的儿子和我的一个侄儿消失在繁杂的人海里，几无消息之外，姐的两个女儿和老三的儿子都定居了大连，老三的儿子年纪轻轻便成了路桥建造师。老四的女儿去外市做了教师，而大舅的外孙女们有服务于北方机关的，也有嫁到南方深圳的。他们会在某一个梦里突然浮出老宅的影子吗？许是我的一厢情愿了。对他们而言，老宅就如同风中的浮云，在时光的背影里是渐行渐远的。而我们这十多个兄弟姐妹虽同居一城，平日也难得照面，最近的一次聚齐还是在去年三月的殡仪馆，是为二姨送别的那一天。

那一天的二姨是急匆匆就走了的，没有与儿女打一声招呼；那一天的二姨是否急着要给姥姥姥爷送行？因为就在第二天，大舅将为姥姥姥爷迁移墓地。冥冥之中的所谓天意虚无缥缈，难论定数。

本来姥姥姥爷与我爹妈的茔盘都在城北的庙岭山上，只是姨夫的坟什么时候迁到城市西南方的小寺山上了？大舅却突然看好远离城市的大郑公墓“日洋洋的”……当二姨的灵柩随着飘动的旌幡西去了小寺山的那一天，姥姥姥爷的骨殖已经落座到大郑公墓的“新居”里了……那一时那一刻，我终于知道，我们这帮从小就在一栋老宅一个大院里长大的一大家子亲戚从阳间再到阴间就此“分家”了。

其实分家是生存的一种必然宿命，就如同生命必然要经历一场隆重而又虔诚的远行一样。看似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毫不相关。只因了种种机缘巧合，才让我们有了血浓于水的亲情。这样的亲人不多，一辈子就这么几个，不能替代，也无可替代。哪怕缘分只有瞬间，时光依然永远。只是我不理解大舅要把老辈坟墓迁走的真实心理，正如不理解他何以要频繁搬家一样。

大舅搬了很多次家，从城西到城东，从城南到乡下，再搬回城里又搬去了郊外，其间还到养老院里待了数日……如此频繁地更换住处，除了他有资本作支撑，想到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更深层的原因是不是离了老宅，他的内心像被风吹到了空中的一粒草籽，没有了根茎的维系，哪儿都可以是家，哪儿又都不是自己的家？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断。

十多年前，老二及我相继离开了老宅，近来又有老四上了楼。有一次自来水管道发生故障，市内停水维修，住楼的居民苦不堪言，有邻居告知我每天上下班路过的平房区有一住户院中打有机井，只是该户人家不太好说话。我找了去，一个老人正坐在机井旁的椅子上晒太阳。他看着我很深沉地笑了笑，说：“你姓王，你姨家姓赵，你舅姓刘。”我惊讶地盯着他看，脑子里飞快地搜寻着小时候的老邻居——二小！你是老卢家的二小？他有些羞惭地嘿嘿笑着。

那时候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如今已成了皱纹丛生的老人！

以后上下班路经他的门口，时常看到“二小”独自坐在院子里闭着眼睛晒太阳，那神情既像在放空，又像在冥想。或许他会常常忆起曾经以一己之力抵挡我们家“鹅上岸”般十几个人的英雄壮举吧？

老四一家上了新楼那天，我去为他“温锅”，看到客厅挂着一幅题为“老宅”的油画。画中一棵大槐树，枝叶掩映着一行青砖草苫房，敞着的窗口探出一个老人，看着院子里一帮小孩儿“跳皮筋儿”——擎绳儿的高高举，跳绳儿的翩翩飞，围着的少男少女挨挨挤挤似在唱曲儿，因为我听到了那曲儿传过来，透过厚重的油彩，由耳及心：两姨亲，姑舅亲，一家人，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老四的女儿毕业于美术师范，她在老宅出生，也在老宅长大，这幅油画是她的毕业作品。老四说，这幅画很有意义。

我不确定怎样的一幅画才算有意义，但确如画中定格的情景一样，所谓亲戚的兄弟姐妹能够在一栋老宅的院里院外前街后街牵绊着慢慢长大，那种亲情，需要几生几世才修得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