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映勤

布哈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阴险奸佞的小人，“文革”期间，曾经一度风靡全国的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中，这个长着尖尖下巴、矮个子的苏共理论家被描绘成令人憎恶的杀害领袖的间接凶手。列宁在和他争吵之后，驱车赶到莫斯科米黑尔索那工厂做演讲，当保安人员得到暗杀列宁的情报赶来营救的时候，是布哈林故意指错了方向，使列宁遭到了社会革命党的女杀手卡普兰的枪击。这一细节后来被证实是完全虚构的，历史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所篡改，但是它留给观众的印象却相当深刻。

在苏共早期的著名革命家中，布哈林是始终倍受列宁推崇的重要人物，他曾评价布哈林为：“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虽然两人也常常为一些理论问题而争吵，但却始终相互信任。

布哈林是一个单纯直率、既不会阿谀奉承，也不会装模作样、玩弄权术的人，这些品质和丰富的学识及理论修养都为列宁所重视。1906年，年仅18岁的布哈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其后，他曾3次被捕。1911年，他从流放地逃往国外，先后侨居德国、波兰、奥地利、瑞士、美国、挪威等国，成为一个以写作为主的职业革命家。1917年回国以后，布哈林担任《真理报》主编，参与制定了许多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尤其在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上多有建树，他是除列宁之外，唯一能提出正确方法论的思想家之一。

从本质上讲，布哈林是一个正直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心中没有权威和顶峰，为了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不惜与最高权威抗衡、争辩。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激进的左派思想家。1918年初，布哈林坚决反对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并成立了“左倾共产主义者”组织，与列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认识到错误以后，他多次做了检查。他和列宁的几次分歧和争论都是同志式的，不带有个人政治野心，仅是对一些理论问题表达不同的看法，并最终能够得到统一。由于他的理论观点更多地来自于书本，难免带有一些繁琐哲学的东西，缺乏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雄才伟略和高瞻远瞩。俄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巩固政权的下一步工作是进行建设，战时经济进入到和平经济时期，布哈林激进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的知识分子的本性使他对和平时期使用暴力产生了怀疑，他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渐占了上峰，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领导中温和一派的代表。

列宁逝世之后，苏共上层领导之间发生十分激烈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斯大林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先后和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布哈林总能置身于这些派别集团斗争之外，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他甚至和斯大林之间长期以来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友好关系，斯大林对这个党内理论家也一直比较尊重，他在制定决策，尤其是做一些国内经济决定的时候，很注意倾听布哈林的意见，他多次指出：“列宁对他的理论头脑评价很高。”

在斯大林除掉反对派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后，布哈林成为当时苏共政治局中最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他和斯大林相辅相成，一个决定着组织政治上的路线，一个从事理论原则的阐述，尤其在经济问题上，1928年以前，布哈林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思想。

对于马上得天下的政治领袖来说，在夺取政权之后，总是忽视国家的经济建设，以为暴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主要分歧正是在针对国内经济政策上的不同见解，即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为自己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进行辩护，提出市场经济平衡理论，而斯大林则要求依靠国家高度统一的计划确立经济体制，提出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思想。1927年秋天，农业危机使当时的苏联在粮食征购上陷入困境，苏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对付危机，渡过难关，由此导致了社会上侵犯农民权利的过火行为：强迫征购、封闭市场、非法抓人、强制推行集体化等现象发生。布哈林激烈反对这些做法，他主张慎重发展重工业，要对农村进行安抚，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我们的政策应加以改变，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对我们的危险要小一些。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和私商做斗争的办法，不是用脚踩他和关闭他的店铺，而是自己努力生产，东西比他卖得更便宜、更好和质量更高。

1928年6月，布哈林天真地批评斯大林的方针违背了党的十五大路线，坚持自己的观点，要求中央展开讨论。并为此陆续发表文章，力求全党接受他的主张。当斯大林发觉布哈林总在批评他的政策时，尤其是手中的权力得到巩固以后，个人的感情已经不起作用了。

对政治家来说，私人感情也许是最没有用的东西，政治中只有利益分配，任何情感因素都与政治无缘。当政治家要铲除异己时，私交和人情完全可以抛到九霄云外，所谓“大义灭亲”、坚持原则是最好的借口。

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上，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宣告了布哈林政治生命的死刑，他说：“同志们！我不想谈到个人因素，虽然在布哈林集团某些同志的演说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谈，是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谈的。布哈林谈到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读了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昨天还在私人关系上是朋友，现在却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了……我认为所有这些怨言和号叫是一个破钱不值的。我们不是家族集团，不是私人友谊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说的多么好听！表面上看，斯大林给人一种大义灭亲的感觉，为了政党的利益置多年的个人友谊于不顾，而实际上却成了他排斥异己的一种借口。斯大林之所以这时候除掉布哈林还需要一种借口，正说明布哈林当时在全党的威望使斯大林在除掉他之前还不能不有所顾虑。

布哈林并不是反对斯大林提出的国家工业化和在农村集体化的政策，而是反对在实施这些政策过程中付诸暴力，他希望采取以更温和的方式达到目的。在他看来，所有经济措施的终极目的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相反。1928年9月30日，他在《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说：“我们必须把那些为社会主义工作的经济成分最大限度地开动起来使之变得极其灵活机动。这就要求把个人的、集团的、群众的、社会的和国家的主动精神错综地配合起来。我们是过分集中化了。”

集中化的指责主要是针对斯大林的农村政策，牺牲农民的利益以换取国家的工业化。这一路线不时地受到布哈林的干扰。对经济规律一窍不通却又刚愎自用的斯大林对布哈林的固执和不识时务大为恼火，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布哈林：“停止那条阻碍集体化的路线。”在争吵中，布哈林也极不理智地称斯大林为“渺小的东方暴君”。这种语言对已经掌握绝对权力的领袖来说是无法容忍的，除掉这个不同政见者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除了经济政策上的重大分歧之外，布哈林获罪的原因还在于他不承认斯大林在全党的绝对权威，他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建设，对政治斗争却基本上是个门外汉。应该说他也并非有意低估总书记的作用，幻想从他那里分到什么权力，只是在他的意识深处没有把斯大林看作全能的绝对权威。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因为我们失去了列宁，也失去了共同的权威。我们现在可能只有一个集体的权威。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我是没有过失的，我可以绝对地、百分之百地解释列宁的学说。每个人都力图这样做，但是那种百分之百这样做的人，未免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作用。”

布哈林的这种言论对于消除了政治异己、试图推行个人崇拜的斯大林来说无疑是十分刺耳的，反对权威，强调集体，不承认核心，目的何在？斯大林需要的是无条件地执行个人意志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时常发出不和谐声音的同道者。况且布哈林的威望日渐提高，在党内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他的人格魅力也同样对最高领袖构成了威胁，他为人谦和，思维敏捷，总能提出更合乎人性的新观点，而不考虑这些观点是否与总书记一致，为总书记喜欢。即使他的观点无比正确，但不是出自总书记之口，你布哈林出这个风头就是大逆不道，用心险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斯大林绝不能容忍有人在政治上与他平分秋色。

正在斯大林积蓄力量寻找时机的时候，布哈林又在对抗的路上迈近了一步。1929年1月24日，他将在列宁逝世5周年纪念会上所做的报告，以《列宁的政治遗嘱》为题发表在《真理报》上。这篇文章除了试图从列宁那里为他的非暴力经济政策寻找理论支持外，对斯大林的刺激莫过于文章的标题。列宁的“遗嘱”虽然只在少数人中流传，却是斯大林十分忌讳的没人敢触及的敏感话题。因为在“遗嘱”中，列宁曾不无担忧地表示：“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一直自诩为列宁的学生和战友，“遗嘱”却让他处于尴尬的境地，这块疮疤偏偏由不识时务的布哈林揭破，真是气煞人也！

斯大林决定除掉对手的时机到了，在同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他对布哈林展开了3个小时的激烈攻击，把布哈林在经济政策的不同观点上升为路线问题，他说：现在党内“一条是中央的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斯大林抓住了要点，决心摘掉布哈林党内理论家的桂冠，“布哈林是理论家，但他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带有某种经院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学过辩证法，而且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完全懂得辩证法。”过去斯大林一直依重的党内著名理论家现在成了连一知半解程度都不够的冒牌货。以斯大林当时的威望还不足以以一句话决定布哈林的命运，于是他便拉大旗做虎皮，以列宁与布哈林的分歧引起人们的愤怒。

布哈林被撤销了职务，随后被驱逐出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在最高权力阶层，斯大林清除掉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成了苏共唯一的领袖，没有人敢怀疑他的绝对权威与核心地位。斯大林的思想被奉为唯一正确的正统思想，他完全置自己于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外，所有的决策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了。

处在权力顶峰有时会倍感孤独，一种失去对手的孤独。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以不断地清洗党内反对派来充实壮大自己，有时不惜虚造一些假想敌，把所有想象中的潜在对手一一清除掉。

1936年，在斯大林组织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审中，曾是列宁助手和战友的苏共早期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4人受到审判，他们不仅要对杀害苏共第二号人物基洛夫负“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被指控直接组织了这次暗杀行动和犯有其他罪行。为了让这些人在公审中认罪，审判机关使用了许多非常的手段，如欺骗他们只要配合出庭作证就不杀害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安排一批假证人，让他们在法庭上充分表演，许诺事后会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提拔等等。其结果，真假证人事后都一律被枪决。

在这次审判中，季诺维也夫及他们的“同案犯”不仅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还被告之将“供出”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这些人在压力和诱骗下供出：布哈林等人不仅知道他们的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而且还给予了协助，参与了某些罪恶活动。谁都清楚，这显然是有人暗中策划的假口供，以布哈林的经历，他不可能进行叛国间谍活动，但是在斯大林的淫威下，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主持正义。中央全会成了执行个人意志的幌子，党内民主的权力被高度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

布哈林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从帕米尔山区休假回来的途中，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牵连到谋杀案中，立即给当时任内务部人民委员的雅戈达拍电报，要求对被告暂缓执行，以回去好与他们对质，澄清事实。然而，一切都为时晚矣，过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所有指控他的被告都被处决。

斯大林在和布哈林玩了一阵猫捉老鼠的游戏之后，于1937年3月在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决议》。为执行决议，特意成立了以36位中央委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提出对他的指控。布哈林此时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他用信件和电话的方式向斯大林进行了辩解，企图让这位交谊很深，且了解他的总书记相信，一些被捕的“人民公敌”关于他的供词完全是无中生有、授意捏造的，他和这些所谓的恐怖活动、间谍活动以及其他罪恶活动没有任何联系。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中央全会上他们被开除出党，交由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审判。会议结束后，布哈林还没等走出会议室就被捕了。由此，开始了生命中最后13个月的监禁生活。

布哈林在入狱之前，为他那年仅21岁的年轻妻子安娜写下了一封遗书《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因为担心被搜查没收，他要求妻子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在确信她已经牢牢记住以后，把手稿烧掉。安娜在以后监禁和流放的日子里，经常像祈祷似地反复默诵丈夫的遗书，终于在几十年以后向苏共有关方面透露了它的内容。布哈林在信中说：

“命在旦夕的我低下了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因为它既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在一台凶恶的机器面前，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大概借助于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炮制着有组织的诽谤，厚颜无耻地在采取行动。

“暴风雨的乌云已经笼罩着党。我这颗脑袋，这颗清白无辜的脑袋，会造成成千上万无罪的人人头落地。这是因为必须捏造一个组织，一个布哈林派的组织，而这个组织现在不存在。而且过去……它也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我在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不止一次犯过错误，那就让子孙后代去评论吧，但愿他们不会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更加严格。我们是破天荒第一次开辟道路，走向唯一的目标。时代不同，风尚不同。《真理报》上一发表《讨论提纲》，大家便展开辩论，探索道路，发生争吵，然后言归于好，一同前进。

“党的未来一代领导者们，我向你们呼吁，你们有责任解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疑团，这是你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种罗织罪名的规模越来越大，就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窒息着党。我向全体党员声明：在这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我坚信历史的过滤器必然迟早会洗去倒在我头上的污垢。我从未当过叛徒。同志们，请你们注意：在你们胜利地奔向共产主义高擎着的那面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鲜血。”

在布哈林被关押的13个月里，他始终不承认对他的指控。于是，斯大林暗示继任雅戈达（也在同案中被处死）的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委员叶若夫可以使用“一切手段”，他的理由是：既然资产阶级侦察机关可以对无产阶级代表使用肉刑，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对待敌人要更人道？肉刑可以“例外”地用于对付人民的敌人，只是对这种“例外”没有加以任何解释，于是例外成了成规，只要被告对指控的罪行不承认，肉刑即刻被派上用场。这种流氓逻辑成为某些政治家迫害异己的惯常伎俩。

布哈林在严酷的肉刑逼供下仍然没有认罪，然而这些刑法被告之将用于他的爱妻娇子时，他终于屈服了，被迫在控告书上签字，承认自己是“托洛斯基分子”“阴谋集团的领导者”“颠覆活动的组织者”“叛徒”等等。

布哈林与斯大林的矛盾完全是对经济问题的不同见解，而不存在任何个人野心。在苏联高层领导中间，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掌握实权的理论家，在斯大林想象的敌人中他也构不成对权力的真正威胁。

布哈林本质上是一介书生，一个有着自己独立见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的主见，不向强权低头，即使像对列宁这样有着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他也不惜与之争吵，对斯大林这个理论上的外行更是不屑一顾。他的资历、学识、威望让他无视总书记的最高权威，这是走向权力顶峰的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他不会迎逢上方旨意，不会看总书记的脸色行事，幻想着时时处处保持他的独立，与上世纪30年代苏联逐渐形成的个人崇拜的大环境格格不入，成为官场中的另类。尤其是这位不识时务的书生式的理论家还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声音，散布自己的观点，批评甚至指责斯大林的做法，说明了知识分子的天真与不自量力。同作为玩弄权术的政治家斯大林相比，布哈林显得过于幼稚和低能，其结果只能像一块碍事的石头而被搬掉。

在政治上，布哈林最初也是一个狂热激进的左派，但是当革命高潮过后，他从血腥的斗争中恢复了他善良的本性，变成了温和的人道主义者，反对用暴力形式剥夺农民的利益，最终与斯大林分道扬镳。

在对待布哈林的问题上，斯大林表现出了少有的迟疑，这也是布哈林在政治上失意八九年之后才命丧黄泉的主要原因。在独裁统治下，独立的思想不可能有存在的空间，政治的需要和残暴的本性最终让斯大林将他置于死地，冤则冤矣，但作为一介书生，天真的布哈林似乎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