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艾明 (河南物流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2)

自1987年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后，“主旋律电影”作为与商业、艺术电影有所区分的影片样式就被确定了下来，与其承传宣教职能同时被确定的，还有其审美特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进入消费时代，国产电影走向商业化制片体制后，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在生存机制上受到了挑战，人们于是提出了“主流电影”的概念。在电影人对主旋律电影进行了多方面的整合，多部主流电影出现在观众面前接受了市场的检验后，其新的审美追求也就逐渐清晰。

一、“缝合理论”下的国产主流电影

法国学者让-皮埃尔·乌达尔曾撰有《论缝合系统》一文，在其中提出了与电影的意识形态策略有关的“缝合理论”。乌达尔认为，电影所呈现的艺术功能和技术手段，都可以视为某种具体意识形态的代码，所谓的“缝合”指的就是电影凭借影像世界，在不知不觉中“缝合”了观影主体和某种意识形态。这一点与美国学者丹尼尔·达扬在《经典电影的指导符码》中的理论不谋而合。达扬所说的“经典电影”为经典好莱坞电影。在乌达尔和达扬看来，在电影背后都有一个缺席的系统，即国家机器，隐蔽地让观众接受某种观点。电影的一系列镜头是按照规定被制作、选取和剪辑的，这一系列的操作最终都服务于带有意识形态的立场。而观察国产主流电影的发展，就不难发现“缝合”是始终存在的。

早在电影进入中国之初，其还是一种单纯为娱乐而存在的商品。但自从中国人有意识地进行故事片的摄制时，改良国家、教化民众的意识形态就掺入到电影之中。如《马路天使》(1937)中贫民窟百姓的悲惨生活、《三毛流浪记》(1949)中三毛在上海流浪时目睹的贫富分化景象等，都有着明显的抨击时政的意识形态，电影也因此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的拍摄因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导向而有了更加明显的政治本位化倾向，大量的革命题材作品涌现。这一类电影的审美追求，普遍为将民众敬仰的革命者以及他们的价值观树立为审美对象，例如在《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中业务精湛且勇敢无畏的李侠、《在烈火中永生》(1965)中坚韧不屈的江姐等。这些形象都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但也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限制，这一类电影在艺术风格上有单调、贫弱之嫌，人物重复化、脸谱化的“高大全”也成为某种缺憾。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产电影的创作方针变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思想得到了解放，“人”和电影的艺术本位开始得到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旋律电影开始向着主流电影过渡，在领袖、伟人、革命英烈等之外，小人物、平民英雄也被搬上银幕，电影的观赏性也被强调。例如《紧急迫降》(2000)中完成迫降任务，保住了整个飞机及全体乘客生命的机长李嘉棠，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形象，一场空难消弭于无形的过程，也着实让观众感到震撼。电影在“载道”的同时，也充满了与西方电影类似的“奇观”或“寓言”。又如《黄河绝恋》(1999)中坚强的八路军女战士与美军飞行员欧文相爱，女战士与黄河共同构成了一种具有母性的伟大意象；《紫日》(2001)中，来自中、苏、日的三个主人公阴差阳错地在一起经历了一系列磨难，产生了情谊，却又因为战争还是走向了生离死别。电影无论是在影像叙事，抑或是对战争、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思上，都迈出了突破性的步伐。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国产主流电影，已经有了更注重观众观感的审美追求，以及更模糊于艺术、商业电影界限的开放式创作格局。这种变更，有利于电影在市场上的传播，最终有利的还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缝合”。反之，如果电影遭遇大众在消费层面上的抵触，那么“缝合”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消费时代的审美要求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直到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被消费主义以快速而迅猛之势充斥。在人们需要电影的同时，电影也需要人们，因为消费对社会的再生产有着直接意义，国产电影也需要“把那种板起面孔教育人的所谓主旋律电影变成一种可以在商业的范畴内进行运作的、以感性的方式打动人的影片。……我们要把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融会到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之中，改变商业电影在价值体系方面的倾斜，建构一种能够在商业化、娱乐性的叙事模式中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主流电影”。

具体来说，消费时代对国产电影提出的审美要求主要有：第一，在选材上，向大众文化靠拢，引发观众的共鸣。好莱坞电影给予国产电影的启示正是，始终关注大众的审美趣味，贴近大众的生活。主人公的遭遇有可能是离奇的，但是主人公对世界的认识，主人公代表的利益，主人公的基本感情是观众完全能理解的，只有这样，电影才能触动观众的情感。如《阿甘正传》中阿甘身为普通人，却能够当上橄榄球巨星、越战英雄，推动中美建交的乒乓球运动员和亿万富翁，但是阿甘的内心始终是单纯的，他对母亲、对珍妮真诚的爱，对待现实生活中每一件事全力以赴去做的态度却是观众熟悉的。电影用朴实的阿甘的成功，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待，也以感性的方式悄然推广了勤奋、奋斗的“美国梦”的意识形态。

第二，在形式上，提供给观众在感官层面上的愉悦。消费社会本身就是视觉文化滥觞的温床。一直有着宣教任务的主流电影始终被与影像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挂钩，但深入观众的精神层面，并不与愉悦观众感官相矛盾。在如《侏罗纪公园》《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电影中，人们意识到由特效打造的，具有娱乐性的影像语言同样可以催生反思。栩栩如生的恐龙与人类共处于同一空间中，让人们惊叹于科技的强大力量，也让人们反思滥用科技的结果；庞大奢靡的巨轮，冰海沉船时的悲壮景象，震撼观众的灵魂，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人性善恶的多个层面因为灾难而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这些电影都提供给观众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一见，所以才乐于为之消费的画面，电影的“造梦”功能被发挥到极致。

第三则是在叙事和营销上，让电影向着类型化的方向发展。类型片意味着生产的标准化和可复制化，也意味着对消费者群体的遴选。在大量进口电影的浸淫中，观众尽管早已感受到某种重复的叙事套路(甚至连电影在何处设置催人泪下的桥段、何处安排笑点，都已有了一定之规)，能大体预测到故事的走向，如《哈利·波特》系列中的哈利定然会战胜邪恶的伏地魔、《魔戒》系列的弗罗多最终一定会销毁魔戒，但依然会为之吸引，为主人公的命运悬心。在英美等国电影早已完成类型化，并通过类型化实现拥有精准市场定位和专业制片流程的当下，中国电影人也开始意识到，好的电影不能光依赖于制作者的个人才华，同样以市场为导向的国产主流电影也需要走类型化的道路。

三、当下国产主流电影的审美新变

在市场化的洗礼下，在收获高票房的进口大片的示范下，国产主流电影也开始了在消费语境中对自己的调整，在求新求变中扩展着自己的创作空间。

首先，在主题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电影人苦心用戏剧化的手段来包装的依然是主流价值观，电影依然是为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与凝聚力服务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意识形态的“缝合”，电影往往选择更具生活气息的切入点，塑造更加能让观众投射情感的主人公。例如在《战狼》(2015)中，主人公冷锋的形象就与原有主旋律“高大全”英雄形象截然不同，他是一个优点与缺点都很明显的战士。在电影一开始，他就因为违抗上级命令射杀暴徒而遭到处罚，就在要被脱下军装的同时，却被“不是刺儿头我们还不要”的特种部队战狼吸纳。而在加入战狼后，冷锋又多次表现出了他个性张扬、行事大胆的一面，甚至还胆大妄为地追求女主管龙小云，在日常的训练中也常常与战友插科打诨，但在执行任务之际，绝不含糊，智勇双全。电影以冷锋的成长，传达了积极进取的价值观，也树立起人民解放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形象。与之类似的还有如用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来书写民族于苦难之中抚平伤口的《唐山大地震》(2010)，用老兵为牺牲战友讨个说法的故事，来彰显一辈辈军人在民族利益的召唤下牺牲之惨重的《集结号》(2007)等。

其次，在影像的表达上，国产主流电影表现出了明确的对震撼的甚至视觉盛宴式的影像的审美追求。这一点在充斥着动作场面的《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中尤为突出。在《红海行动》中，蛟龙小队先是护送华侨撤离，随后解救人质，最后粉碎恐怖分子获得核原料的阴谋。三场战斗各不相同，但都血肉横飞，惨烈无比，种种威力强大的武器与作战手段层出不穷，爆破、飞车、狙击、无人机投弹等场面让观众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剧情中，体现了新奇、轰动的视觉审美，在不消解崇高的同时，又提供了娱乐。

再次，则是在叙事上，国产主流电影开始追求故事主线的新奇、情节编排的紧凑，以及无处不在的戏剧张力。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有着极强悬疑、惊悚类型片特质的《风声》(2009)，武田需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从白小年、金生火、李宁玉、吴志国和顾晓梦中找出“老鬼”。而“老鬼”也需要在此之前传递出重要情报，五人被拘禁于密室之中，接受各种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既与武田是敌人，又各自提防猜疑。这种斗智斗勇的情节本身就极具趣味性与传奇性，能让观众由衷地为“老鬼”担心，并好奇“老鬼”将采取什么方法送出情报。与之类似的还有如《金陵十三钗》(2011)、《十月围城》(2009)等，在此不赘。这些电影都以一个虚构，但是张弛有度、扣人心弦，且不违背历史大体走向的故事，为观众开启了洞见历史的窗口。

最后，在消费文化膨胀、精英文化退位的当下，国产主流电影开始不断加入调侃、幽默元素，放松观众身心，追求最大限度的娱乐效果。如《智取威虎山》(2014)中以“拉屎不用纸，树枝子抠抠就完了”惹得观众大笑的老八等，而原本应该严肃的正面人物，也往往被用来营造“笑果”。如《建国大业》(2009)中葛优饰演的到达北平城下，和王宝强饰演的小战士一起呆滞望着城墙的突击团团长等。

一直以来，“叫好不叫座”被认为是主流电影的一个“死穴”，而新世纪以来，国产主流电影没有故步自封，而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对消费语境的主动适应。随着国产主流电影在主题、人物、影像以及叙事结构等方面的调整，观众得到了别样的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国产主流电影也呈现出了可喜的“叫好又叫座”景况。无论在什么时代，艺术创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求，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对于电影来说，其本身就是生产与消费环节极为重要的商品，即使是要传播主流价值观，树立国家和民族形象的主流电影，也要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良性互动。主流电影在审美追求上的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创作美学经验，对于引导大众理性消费，以及推动国产电影的良性生产，是极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