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霜霜

“啊——啊——啊——”2 0 1 8年8月4日，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上，一群身着白衣的孩子发出长长短短、起起伏伏的声音。这是由无声合唱团表演的原创音乐作品《无声三部曲》。

台下的观众先是茫然，然后感动，有人悄然落泪。15分钟的演出结束后，台下掌声雷动，向台上竖起大拇指，表达内心的称赞。

无声合唱团是艺术家李博和音乐人张咏于2 0 1 3年1 1月创建的，成员是来自广西凌云县和福建厦门市的1 4位聋哑人。李博和张咏用5年时间训练聋哑儿童发声，并教会了他们合唱。北京音乐厅是他们表演的第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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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声“啊”击中了

《无声三部曲》以古老的“南音”为基础，并融合了广西民歌、中国传统乐器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演出时，李博站在前排指挥，而张咏则弹奏他俩自创的新型乐器“chén”——古琴与贝斯的融合。

他们俩是多年的好友。张咏曾是摇滚乐队“子曰乐队”的成员，李博原本是个画家。两人都想“搞点不一样的”。2 0 1 3年，在做一首实验性音乐时，他们突发奇想，“把聋哑人的声音放在歌曲里应该挺有意思的”。

张咏认为聋哑人是本能发声，“突然‘啊一嗓子，特别像森林中动物的一声号叫”，原始、真实、震撼。相反，健全人，甚至歌手，声音都是被文明驯化过的。修饰过了，就丧失了某种“自然”的质感。

他们决定去采集一些聋哑人的声音样本。在红烛基金会的引荐下，他们找到了广西百色凌云县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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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俩想了很多招来启发孩子们，希望他们放松下来，别紧张。“你们心里有没有想唱的歌啊？想发什么声啊？”但一提出让孩子们发声，他们就会连忙用手语说“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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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了两周，也没什么进展，两个人都有点泄气了。“别再互相折磨了，走吧。”李博到学校向校长辞行。

这时候一个女孩儿跑了过来。一声很长很稳的“啊”从她嗓子里发出。这个女孩儿叫杨薇薇，当时只有4岁。“她就这样向你扑过来，啊……”李博伸出两只胳膊张开嘴，模仿杨薇薇当时的动作。

这声“啊”击中了他。“你感觉你就有责任了，她肯发声说明我们之前所做的事已经在孩子心中产生影响了。”李博说，“你想想，当你相信一个人之后，他就走了，再也没出现过，那你的心灵肯定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和伤害，那我们还不如不来，对吧？”

4年，1分钟

最难的是如何进行沟通。“因为他们没发过声，对发声没有概念。舌头要摆正位置，怎么摆？你要一点点讲。摆到位置后，你要告诉他，舌头要挺住，要挺直，要用力。让他们理解这些微小的东西特别困难，要想尽办法，用各种比喻。”张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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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能发声还不行，合唱团有高、中、低音的划分。“你是a，你是b，你是c……”帮孩子们发声后，张咏和李博又根据他们各自的音色，在他们最擅长的声音附近，分配一個适合合唱的音。

一张嘴，要像钢琴按下的某一个键一样，就是一个标准音，这对专业音乐院校的学生来说，都十分不易。聋哑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只能用校音器监测音高。“张嘴，哎，到了”，张咏模仿孩子们边发声边盯校音器，“大家就靠这种方法来训练、记忆。他们每一点点的进步，都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一直到了2 0 1 7年的夏天，无声合唱团才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首作品。这首无名的乐曲只有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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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间，无声合唱团的人员也历经了几次变化，有的孩子辍学，有的孩子回家结婚，就离开了。为了让他们站在台上“看起来不这么孤单”，2 0 1 7年，张咏在厦门的特殊学校又找到了几个孩子，组成了现在1 4人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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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艺术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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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总有人问李博：“你怎么去做公益了？”但他并不把“无声合唱团”定义为一个公益项目，“严格来说，这是一个艺术项目”。

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看过演出后，认为这是“把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创造出来了”，他说：“人在生下来以后，就不断地受到文明和文化的污染。我跟你交流发出来的声音是跟文化有关系的。语言有表达的功能，同时也有遮蔽的功能。所有的艺术都在找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真实的、最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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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北京音乐厅的演出后，李博和张咏又带着孩子们在北京逛了一圈，到天安门看升旗，游欢乐谷、故宫、长城……“有意思的地方，都玩了个遍。”

之前因为残障，很多孩子都被人瞧不起，但这次来北京，个个都是“家里放鞭炮送出来的”。不过，也有人担心见过城市的繁华之后，孩子们如何重新面对大山里的寂寞和未来的暗淡。

此前，他们就曾带无声合唱团去厦门演出，回去之后孩子们也并未觉得失落。李博觉得，无声合唱团的价值不是要给孩子们的未来找一个出路，而是希望能带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以后有更多的选择。“快乐就行，快乐自信最重要，然后是平等，对吧？别的都是次要的。”李博说，“重要的不是台上的那几分钟，而是他们回去之后，能更好、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摘自2 0 1 9年第4期《今日文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