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家》作为著名的家族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悲剧女性形象。这些悲剧女性形象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封建社会中的婢女，二是封建大家庭中的贵族小姐，三是封建家庭中老一辈旧式女性。她们虽然身份、性格、经历、行为方式、人生追求等各不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惨遭毒害或虐杀，成为了封建家族制度及其礼教的牺牲品。从她们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封建家族制度及其礼教各种各样的压迫方式，从而对其“吃人”本质有了更全面、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巴金;《家》;女性形象;悲剧人生

作者简介：代柯洋（1980.3-），女，汉族，山东菏泽人，铜仁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7-0-02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巴金可谓是一位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作家。他创作了大量的三部曲式的作品，著名的有“爱情三部曲”、“革命三部曲”、“抗战三部曲”、“人间三部曲”。另外，还有几乎家喻户晓的“激流三部曲”。

《家》作为“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著名的家族小说，它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被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侵害的悲剧女性形象。她们都无一例外地具有浓厚的封建男权文化的思想烙印，深受其害而又不觉醒，完全丧失了女性的自我和自主意识，听从命运的安排与摆布。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表达了巴金先生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愤怒谴责与批判。正如作者所言：“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你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1]

巴金先生《家》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封建社会中的婢女，以鸣凤、婉儿、倩儿为代表;二是封建大家庭中的贵族小姐，以钱梅芬和瑞珏威代表;三是封建家庭中老一辈旧式女性，以周氏、陈姨太等为代表。她们虽然身份、性格、经历、行为方式、人生追求等各不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惨遭毒害或虐杀，成为了封建家族制度及其礼教的牺牲品。从她们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封建家族制度及其礼教各种各样的压迫方式，从而对其“吃人”本质有了更全面、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一、婢妾的悲剧人生

在《家》中，最早受封建礼教毒害并成为其牺牲品的高家婢女是鸣凤。鸣凤是“小说中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的爱与死的故事也是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情节”[2]，巴金先生在这一人物身上也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同情与爱。她虽然聪明善良、纯洁美丽，但身为婢女的社会地位便注定了其人生的悲剧性。鸣凤从小就被父亲卖与高公馆成了一名小婢女，此后屈辱、恐惧和孤独便一直伴随着她。在与高家三少爷觉慧的交往中，鸣凤萌发了朦胧的爱情渴望。这为她屈辱的奴婢生活无疑增添了一笔淡淡的亮色，但同时也为其埋下了悲剧的因子。由于不同的地位、身份和等级，她对觉慧不敢有任何爱情的奢望。面对觉慧一次次的爱情表白，尽管她内心极希望和觉慧相爱，但却一再压制着自己，故意作出冷淡的回应以掩饰内心的真情。她只求一辈子待在觉慧的身边伺候他就知足了，可是她这最为卑微的愿望最终也无法实现，而被高老太爷作为礼物送给行将就木的老人冯乐山做妾。面对早以注定的命运，鸣凤曾作过垂死的挣扎与反抗，她向大太太求情，向觉慧求救，但最终都失败了。彻底绝望了的鸣凤，最后只能怀着对觉慧深深的爱和无限的依恋将那片死寂的湖水当作自己最终的归宿地。

鸣凤虽已死，但悲剧却远未结束，不幸随后又转嫁到了高公馆另一位婢女婉儿的身上。鸣凤死后，高老太让婉儿继续鸣凤未完成的义务。与鸣凤不同的是，婉儿没有反抗，只是顺从、痛苦和偷偷地流泪。此时的婉儿虽生犹死，只是宿命般地静等着命运的安排与捉弄。在冯家，婉儿受尽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蹂躏与打骂，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遭受着极其残酷的折磨和摧残，正如她在高公馆在高家太太们面前所哭诉的“冯乐山简直不是人，是禽兽”。

而对于倩儿，巴金先生则主要是通过疾病和死亡来展示其悲剧人生的。在高公馆，倩儿平时奴隶般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的主子们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可一旦病了却无人问津，甚至想要喝上一口水都十分困难。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四太太都舍不得为她请个好点儿的医生，而只是在大街上随便找了个庸医，那么其结果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在主子的眼中，倩儿的地位和生命低下与卑贱得让人心寒和悲愤。然而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当有人向四太太禀告倩儿的死讯时，四太太和四老爷竟然大为发火，仅仅因为这打扰了他们的早觉。倩儿对她们来说“只像一个被抛弃的物件”般无足轻重。

鸣凤、婉儿、倩儿的悲剧只是旧社会广大婢女悲剧命运的缩影，她们无论是被迫自杀，还是忍辱苟活，或是自生自灭的悲惨遭遇无疑都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折射出了封建社会下层女性的悲剧人生。然而在当时不仅地位低下的她们成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封建大家庭中的看似高高在上的贵族小姐们也未能幸免，最终也成为了悲剧的角色。

二、贵族小姐的悲剧人生

《家》中的贵族小姐们平时虽不用受婢女们的“听命令，吃打骂”之苦，但另一方面又和婢女们一样缺乏作为正常人的权利和自由，像被禁锢在笼中的鸟儿一样任凭命运的安排与摆布，而无力反抗。钱梅芬和瑞珏就是这类悲剧女性人物的典型代表。

其中钱梅芬作为名门闺秀，和大表哥觉新虽青梅竹马、性情相投，又门当户对，从封建的婚姻制度来看，他们也是天生的一对，但仅仅因为双方家长在牌桌上的龌龊，他们的爱情就被强行拆散了，从而使这对有情人未能成为眷属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随后，对于钱梅芬来说不幸便接踵而来，她先是依照母命远嫁他乡，可一年不到又守了寡，最后因无法忍受婆家的虐待而被迫回到了娘家，陪着顽固的母亲过着毫无生趣的“尼姑式”的生活。觉新此时成了她孤寂的心灵上唯一的安慰，可对于觉新，她却又欲爱不能，因为他已经娶亲，欲断亦不能，更无人能够倾诉，只能整天以泪洗面，在百无聊赖中消耗好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最后抑郁而并，凄凉地死去。钱梅芬的悲剧人生，是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造成的。面对封建家长——顽固、自私的母亲，她不敢表达自己的要求与愿望，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只是木偶一般地听任家长的安排与摆布而毫无怨言。钱梅芬这一悲剧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了封建礼教对人的精神的戕害。

和钱梅芬不同，瑞珏在婚姻上可谓是“幸运儿”。她虽然也是奉命被嫁到高家的，是被拈阄拈到高家的，但所幸的是她遇上了高觉新那样的好人，并且和高觉新也逐渐地产生了感情。作品中的瑞珏虽然“处在封建社会的围笼里，但是因为对美好理想的崇敬，以及个人善良、纯洁的心灵，依然能够在外界环境的束缚中保持着高洁的人生态度”[3]，她忠厚善良、相夫教子、富有同情心、宽容大度，发觉丈夫觉新对钱梅芬的感情后，内心虽非常痛苦，但依然真诚地安慰钱梅芬，和钱梅芬毫无芥蒂地相处，甚至有自己走开成全钱梅芬和觉新的念头，无论是从封建社会的妇容或是妇德来看，都无可挑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无可挑剔的人，最终也未能逃脱悲剧的命运。瑞珏最后由于在高老太爷丧葬期间生产，于是就被家长们以“血光之灾”为借口赶到荒凉的郊外居住。一向对家长们唯命是从的觉新不敢违抗这一荒唐无理的要求，瑞珏更是无力保护自己，只有听天由命、任人摆布，结果酿成大祸，最终因难产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而死亡。其实所谓的“血光之灾”只是家长们表面的一个借口，其深层原因则是大家庭内部的相互倾轧和排挤。

综上所述，钱梅芬和瑞珏生活经历和遭遇虽不同，但结局却是无异的，她们最终都没能挣脱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魔掌，而成为了其牺牲品和殉葬品。

三、老一辈旧式女性的悲剧人生

在作品中，这类女性形象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从表面上来看，她们是有权有势、有地位的封建家长，但仍然是一群被囚禁的人。这类形象在作品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觉新的继母周氏为代表，一类则是以陈姨太为代表。

周氏作为觉新的继母，虽是高公馆的长房太太，是这个大家庭中地位最高的女性家长，但却一生凄凉孤寂。封建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传统观念已经深入她的骨髓，并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对于家族成员，她忠实地执行着高老太爷的意旨，卻浑然不觉，不仅自己被害，同时也在无意中伤害了其他人。比如，奉命把鸣凤嫁给冯乐山做妾，拆散觉新和钱梅芬的爱情，对觉新三兄弟的管教，不让觉新进产房见妻子最后一面……

其实，周氏只是死去的丈夫的附庸，是这个家庭的附庸，没有真正的自我，只是无条件地顺从并执行高老太爷的吩咐与意旨，尽自己长房太太的本分与职责。为了保全自己，她不自觉地成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帮凶。在她看似光鲜亮丽、富裕的生活假象背后却掩藏着鲜为人知的极为惨痛的人生悲剧。

据心理学家分析，孤独、抑郁、恐惧、自卑等消极情绪所带来的深层次压抑，会导致人性的倾斜与畸变，使人性产生卑劣与污浊。这种情形，在《家》中的另一个封建家长陈姨太身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姨太出身低微，年轻时由于家境贫寒，被卖给高老太爷做妾。这种畸形的婚姻，埋葬了她的青春、幸福与爱情。在等级森严的高公馆备受歧视，晚辈克安就曾经骂她为“泼妇”、“小”，王氏则用“豆芽长得天那么高，也是一棵小菜”之类的话来羞辱她，就连高家的佣人王妈也瞧不起她，骂她“老妖精”。这使她不敢忘记自己在高家的身份与地位。

为了在尔虞我诈、等级森严的高公馆立足，她不得不狐假虎威地依仗高老太爷的权势，“不得不靠一些小的计谋和狡诈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她不得不常常借组一个人的力量去对付另一个人免得自己受到损害”。比如，高老太爷死后，高家的人算计她，为了图谋她的财产，都争着把儿子过继给她做“孙子”。她也挑拨事端、搬弄是非，算计陷害别人，商场失火后和四太太王氏谋诈、坑害觉新。

在高家陈姨太缺乏安全感，时刻担心别人的迫害与讥讽，整天提心吊胆地度日，为了发泄自己的恐惧和怨恨，她便主动地去迫害别人。久而久之，她身上的善良人性被剥蚀掉，而人性恶的一面则逐渐膨胀起来，最终成为一个嫉妒、愚昧、贪婪，搬弄是非、两面三刀等人性恶的集大成者。陈姨太人性毁灭的过程，也是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对她逐渐吞噬的过程，因此巴金先生说“陈姨太其实是一个旧社会的牺牲品”。

总之，巴金先生笔下的女性往往“‘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使她们在人生的路上，常常带来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4]。《家》正是通过大家庭内部这些女性的悲剧人生，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封建家族制度及其礼教的丑恶和非人道，表达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注释：

[1]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2]王涛.论鸣凤之死是一种必然[J].时代教育，2010（4）。

[3]蔡颂.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生命图腾——巴金小说中的女性世界探微[J].理论与创作，2006（6）。

[4]陆文彩.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初探[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