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朋 解洪兴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活跃在东满山区的绿林武装山林队纷纷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响应王德林为首的吉林救国军，成为东北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德林等义勇军领袖败退苏联后，抗日山林队各部很少听从指挥，各成系统。东满共产党调整抗日方针，广泛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山林队伍逐渐走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道路。

关键词：山林队;救国军;游击队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0-0121-02

抗日山林队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山区与日伪激战的绿林武装。东北沦陷后，毗邻朝鲜的东满地区承受日本帝国主义高压统治，活跃于东满山区的山林队在抗日斗争的民族立场上空前一致。东满抗日武装斗争是东北抗日斗争的开端，东满特委及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深受学术界关注。东满抗日山林队在早期东北抗日斗争中不仅数量多、活动范围广，坚持时间也久，这支战斗力很强的抗日队伍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与关注 [1]150。笔者不揣粗陋，将散布的相关材料集腋成裘地搜集起来，做如下梳理，以就正于方家。

一、东满山林队响应吉林救国军参加抗日斗争

东满山林队最早的抗日活动是响应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1932年2月8日，原吉林省防军二十七旅六七六团三营在延吉县小城子宣布抗日，营长王德林被推举为“中国国民救国军”总指挥。全军又称吉林救国军，总人数约一千两百人 [2]。王德林在受抚为官军之前在黑吉两省活动多年，多次袭击沙俄武装，是闻名东北的绿林豪杰。随着日军大举侵入，多数有志抗日的东满各山林队，愿意接受同为绿林出身的王德林的改编，救国军实力与日俱增，首战敦化即击毙日兵18名，活捉21名，争取反正偽军300余人 [3]。此战令东满民心振奋，吉东名匪姚振山、“老双胜”“三江好”、傅殿臣等数十股山林队两三千人纷纷来投[4]288，救国军如虎添翼，在东满抗日战斗中越战越勇，仅1932年东满特委统计的大规模战斗就不下22起，其中包括8次进攻各县城的战斗。

王德林亲率的山林武装多为小股部队，救国军中的山林队主要集中在前敌司令吴义成部，有名可查的就有十七支。1932年，曾隶属王德林部的宋国荣率吉林警备军一营官兵反正起义，傅殿臣、毛作彬、“草上飞”“平东洋”“四季好”“周太平”等股山林队皆愿听从指挥。宋国荣率领吉南山林队武装，守住东满门户，为阻击日军进犯发挥很大作用。

山林队自成系统，虽与救国军协同作战，关系却并不紧密。1933年1月13日，东宁保卫战失利，王德林、孔宪荣等人退入苏联，吴义成暂代救国军总司令，山林队各部很少听其指挥。尤其在攻克安图后，吴义成受小利而释放安图汉奸公安局局长，间接造成山林队和救国军联合攻下的安图得而复失，更使山林队与其嫌隙滋生。

二、东满抗日山林队的组织形式

东满山林队总共约数千人，基本没有大部队，各部自由行动，亦无常驻地点。各股成员多是农民出身，九一八事变后不甘为亡国奴的军人亦不少，更有手工业者、商人混迹其中。如活跃在桦甸一带的田玉成部，报号“仁义”，首领就是铁匠出身 [1]188。九一八事变后，山林队抗日热情高涨，经常参加抗日战斗，许多山林队不愿再被称作胡匪，自发更名为山林游击队、抗日军。

为了适应抗日需要，吉林救国军也保留了某些山林队的组织形式。副总指挥孔宪荣下属部队，一方面对内称某团某营，另一方面对外又报号某山头。救国军各山林队首领们也曾亲口确认：“报山头称土匪，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注意或者进攻，若称什么反日军、救国军、义勇军、抗日军，特别带红的军队，日军特别进攻。”[4]1425显然，东满地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颇有影响力，山林队的组织形式也的确可以为抗日部队提供掩护。

东满山林队本系绿林出身，其编制、经济甚至习性都与其他土匪绺子①大体相仿。绺子一到秋末就暂停活动，筹划“猫冬”休养，首领集合全体人马，按手中掌握钱财总额，给每人分配“红柜”（钱财），绺子遣散后，成员纷纷藏起长枪，带着短枪隐匿过冬，来年四月十八按约定在老地方“码人”（集合）[5]。东满山林队大体无二，冬春两季很少活动，入冬后大部分散入深山密林，给养和住房在夏秋两季早已备好。

东满山林队的编制大体上皆沿袭绿林旧制，机构严密。大掌柜的一人，下设四大柱：炮头（总指挥，神枪手）、水箱（也称水香，负责站岗警戒）、粮台（分里粮台、外粮台，管理粮食给养等）、秧子房掌柜的（看守肉票、拷问肉票等）[6]115。除四大柱外，还有催队（督战司令）、字匠（秘书处）、把式（也称崽子）等。

除参与抗日斗争外，山林队也从事传统绿林营生，胡匪活动无外乎绑票和“砸窑”。东满多数山林队是数十人及十余人的小部队，如“同山好”“平日军”。小股打劫者多为大股山林队共弃。集合数十人或者百余人的山林队大部队专门“砸窑”绑大财主。当时的财主家几乎都有砖砌的武装大院，四周设炮台，雇有武装护院的。山林队攻进财主大院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6]170。砸响之后，照例分成，掌柜的可以分到两成至两成半财物，四大柱两成，字匠、催队一成。弟兄们有枪的分一成，如果枪是“撸子”“匣子”等手枪，因为便于绑票，多分半成 [4]294。

九一八事变后，山林队伍的联合作战更为常见。他们自身力量弱小，数十人或十数人很难对抗侵略者，遂集结较大队伍联合攻击市镇。攻陷之后，因反日情绪高，政治不够成熟，认为城里人都是走狗，纵火焚烧，影响很坏。“一二六指示信”落实后，东满广泛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如此，党员队伍中依然有人认为：“胡匪山林队处于无政府组织状态中，它内部的剥削与压迫群众等表现与军阀制度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接侵害劳苦工农群众利益，是帝国主义压迫下半殖民地的产物，是时代变化的过渡渣滓。”[4]1424客观地说，这句评价有过激之嫌，但涉及的负面影响恐怕并非空穴来风。山林队伍过重的绿林习气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使他们作战英勇，不怕牺牲，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战场上目的性过强，有些山林队参与抗日旨在缴获战利品，未能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集团“满洲国”形成对立，民族立场有时表现淡漠 [4]1424。他们的政治立场有时也不稳定，有参加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的，有投靠日伪军做汉奸的;有继续为匪啸聚一方的;有加入抗日组织后又投降日伪的，也有投降日伪后又转而抗日的，不一而足 [7] 。

三、中共抗日游击队与东满山林队于波折中共同成长

1933年初，日军发动强大攻势，活跃在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被各个击破，主要将领或率部退入苏联，或撤入关内。东北坚持斗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部分义勇军、山林队残部。

中共抗日游击队建立之初，力量薄弱，尚未成为抗日武装斗争的主力，一度受“左”倾错误干扰，许多抗日游击队与山林队关系并不密切，甚至以敌相待。有些地区片面强调红军游击队的建立，采取在内部组织哗变编入游击队等办法瓦解山林队，常与其冲突，双方互相害怕 [8] 。有的甚至持关门主义态度，声讨一些山林队的投降行为，试图解除他们的武装 [4]90。

这种混乱形势促使中国共产党扭转“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制定新的斗争方针。1933年1月26号，中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要求纠正“左”倾错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6月，指示信精神传到东满，东满特委肃清关门主义错误，改善抗日游击队与各抗日部队之间的关系。中央路线贯彻效果立竿见影，欢迎、慰问等工作之后，游击队与山林队关系很快好转，渐渐形成联合作战的攻守同盟，双方先后联合进攻八道沟、双河镇、大肚川及东宁县城 [4]234。在东宁县城战斗中，延吉、和龙、汪清等县抗日游击队和山林队柴世荣部、史忠恒部、杜义顺部联合作战，这次战斗极大提高了抗日游击队在山林队中的威信，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冒着枪林弹雨救出史忠恒一幕，令山林队深受感动。

经历东宁县城血战考验后，抗日游击队与山林队更加密切，柴世荣、史忠恒加入中国共产党。救国军、山林队残部陆续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战争，1934年初，“平南洋”等山林队被改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周保中为军长，柴世荣为副军长，编为五个团，约3 000人 [1]474。这支部队就是后来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前身。

四、结语

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斗争中，原系山林队出身的一些救国军一直与抗日联军配合作战，战斗到最后一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山林队出身的“老双胜”一度发展到三千余人。1940年冬，这支部队在残酷战斗中溃散，“老双胜”祁永全只身一人突围潜入开岭山区，誓死不投降，最后冻死在一棵青松下。1941年春，曾多次配合抗日联军第五军作战的姚振山部在穆棱九站南沟遭敌人重兵包围，最后全部牺牲。综上所述，东满山林队虽然内部驳杂，立场不一，但这支队伍为驱逐日寇争取民族解放的流血战斗理应受到后人尊重与学术界的理性认识。

参考文献：

[1]潘喜廷，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2]于慧芝，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料汇编（吉林分册）[M].沈阳：中共辽宁省委，1988：4.

[3]温永录.东北抗日义勇军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605.

[4]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东满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G].延吉，2000.

[5]曹保明.东北土匪[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37.

[6]曹保明.东北土匪考察手记[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7]刘景岚，姜莹.试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土匪抗日原因及其局限性[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17-121.

[8]杨昭全，金春善，等.中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294.

[9]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东满抗日斗争烽火[M].长春：中共吉林历史资料丛书，2001.

[10]侯震.东满反日游击队与抗日义勇军的关系探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5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