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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的道德叙事

2019-11-14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电影文学 2019年12期
关键词:沈浩王小帅茉莉

李 岚(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中国在当代的全新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触发了生于20世纪60年代,亲历中国发展巨变的王小帅拍摄出了《地久天长》(2019),完成了一次道德叙事。在这部“于细微处见精神”的电影中,故事与道德相互交融,人物的社会关系、道德意识深可玩味,导演的伦理诉求也是值得探察的。

一、伦理学下的王小帅与《地久天长》

道德叙事这一概念,在不同研究领域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在德育的领域中,道德叙事被定义为:“所谓‘道德叙事’,是指教育者通过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借助对道德故事(包括语言、神话、童话、歌谣、英雄人物、典故等)的叙述,促进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成长、发展的一种活动过程。”在这一定义中,道德叙事的主体是教育者。而作为导演的王小帅,虽然也通过电影这一介质,来向观众传递出某种价值观念,但他显然并不将自己定位为教育者。对于他和他电影的道德叙事,从伦理学的概念来解读是更为恰当的。

伦理学领域中的道德叙事,指的是对现实中具有规范意义的道德生活以及人和人之间稳定、传统的伦理关系的反映。它提供了一种重新认知和描述道德的可能性。王小帅执着于现实主义题材,并且关注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从中挖掘出不平常的内容。例如《扁担·姑娘》(1999)的镜头对准的是离乡背井来到城市打工的“扁担”;《十七岁的单车》(2001)关注的是快递员的日常生活;《二弟》(2003)的主人公是福建的偷渡客;而《左右》(2007)关注的则是离异家庭等。在王小帅的电影中,个人命运是与社会焦虑、年代苦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面对生活中的重重问题,人生的种种苦难时,王小帅电影中的人物往往会有着违背道德的无奈和伤痛。王小帅并无意于在电影中构建一个道德理想国,无意以自己电影中的人物作为“善”和“美”的代言人,来指导观众道德意念的形成,但是他的电影又总是体现了某种主体道德选择问题。如《青红》(2005)中的小根与青红相爱,但是却在青红父母的干扰下鸳盟难谐,于是强暴了青红,两个年轻人被毁;《闯入者》(2014)中的邓美娟为了自己能在三线建设中“回家”而对他人进行检举,自己也深受良心的折磨等。人行为的是非对错,是难以用三言两语完成判定的。这些都活跃着观众的道德思维,促使着观众进行道德思考。

《地久天长》同样如此。在电影中,在工厂工作的刘耀军、王丽云夫妇与沈英明、李海燕夫妇原为好友,四人在一家工厂工作,他们的儿子刘星和沈浩生于同年同月同日,是一对友谊深厚的小伙伴。然而随着李海燕让王丽云打掉二胎在先,沈浩无意中导致刘星溺死在后,加之时代迅速地向前推进,两家人渐行渐远。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长达30年,多个家庭被裹挟于其中的叙事中,不同的主体或是遵从内心信念,或是屈从社会舆论或传统习惯,不断对行动进行选择,人与人的关系既有平衡,也有破裂,某种道德认知与力量,也在这一系列的选择中自然生成,无须导演直接臧否,就给予了观众莫大的震撼。

二、《地久天长》的道德叙事类型与特征

叙事可以根据与个体生命体验的关系,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一为经验叙事(Experience Narrative),前者试图对人类精神与生活进行安排,它是一种宏大、完整,包罗万象的叙事,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和与历史认识论密切的关系,在宏大叙事中,某种世界观被合法化和权威化。而经验叙事则不然,它密切地关注个体的生活经验、生活意义、生命体验乃至想法,在这一叙事中个体居于世界的前景。这两种类型也直接决定了道德叙事的类型。如在属于宏大叙事模式的道德叙事中,叙事者的视角是全知的,地位是居高临下的,口吻则是灌输式的,如早期部分国产电影对于伟人、英雄等的歌颂等,这一叙事类型在有其优势的同时,也有着缺陷与弊端。而当代电影则普遍有着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电影人大多选择经验叙事,在叙事中他们关注的是个体的生活和道德。《地久天长》正是如此。

刘耀军、王丽云夫妇的经历是特殊的,具有偶然性的:两人的至交好友李海燕恰好就是厂里负责计划生育的副主任,这使得两家关系第一次蒙上了阴影;从来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刘星偏偏在第一次去河边玩耍的时候被沈浩一推便溺死;沈英明的妹妹沈茉莉又恰好是刘耀军的徒弟,两人在朝夕相处中产生了情愫,又在唯一一次发生了关系后就导致沈茉莉怀孕等。人物也有着各自独特的性格,如王丽云的宽厚,高美玉的痴情,张新建的油滑,沈英明的城府深等,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有血有肉的“那一个”,现实的生活培育了他们不同的个性。但是人物在特殊之余又有一定的代表性:沈、王夫妇结束知青生活获得工人身份,他们对第二个孩子的渴盼,对失去公职代价的不敢承受,以及在下岗潮面前的无能为力等,都是普遍性的生命体验,是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

在这一经验叙事模式中,《地久天长》道德叙事主体性高扬和去权威化的特征便凸显了出来。在《地久天长》中,具有话语地位的人并不只是男女主人公,诸多出场角色都是行动主体,并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辩护。以沈茉莉为例,早在她还在工厂做刘耀军的徒弟时,两人就已经彼此有了好感,在舞会时沈茉莉一定要等到刘耀军来才肯跳舞。然而由于刘耀军与王丽云早已结婚,沈茉莉选择了抑制自己这份感情。在刘星死后,沈茉莉不忿地对兄嫂表示刘星“本来可以不是独苗”,意即刘耀军失去儿子,嫂子李海燕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怀着这种为兄嫂“赎罪”,补偿刘、王夫妇的念头,沈茉莉在自己离婚,准备去美国的时候“献身”于刘耀军,在发现自己怀孕后愿意为刘耀军把孩子生下来,并从此远走美国,终身隐瞒自己孩子母亲的身份。作为原本应该是沟通两个家庭的角色,沈茉莉并没有让刘、沈两家冰释前嫌,而是导致了王丽云的自杀未遂,让这一对相依为命的夫妇几乎坠入深渊,但茉莉对自己“赎罪”的阐发是真诚的,对王丽云的伤害超出了她的个人经验范围,她的这种具有争议的道德选择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体性。与之类似的还有刘、王夫妇的养子周永福,观众在他的身上同样可以看到选择的自主性,周永福对父母的叛逆也同样是有自我意识的,被养父母口口声声称为“星星”数年的他厌倦成为刘星的替身,他也抵触父母对他的不了解,他需要的是一份父母对他真实的爱,需要一个真正接纳他的家。在这组亲子关系中,主客二元性可以实现颠倒,周永福有着自己的道德立场。

再来看去权威化。和王小帅之前的电影一样,《地久天长》只是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给观众提供道德困境,并不试图直接教育、干预观众的判断,电影中人物的道德选择往往是观众在咀嚼之后,又能品出另一种滋味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在社会变革剧烈,人有被“异化”之嫌的时代,人们即使怀着美好的本愿也很容易走进误区。道德选择也是如此。以李海燕为例,恪守职责,不以私废公理应是值得肯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因此笃信计划生育政策正确性的李海燕才会毫不犹豫地将王丽云送去医院堕胎,而王丽云与刘耀军尽管痛苦不堪,却也是认同李海燕的这一道德选择的。然而在刘星死后,二十多年中李海燕为自己昔日的不徇私情而饱受折磨,在临终前对王丽云说的是“我们有钱了,可以生了”。李海燕原本坚持的信念并不足以让人和人的关系臻于和谐。人们在时代的变化面前显得彻底地无能为力,而只能与现实被迫和解。又如刘耀军在多年前就知道将爱子推入水中的是自己的干儿子沈浩,在沈英明上门递来菜刀给自己杀人解恨的情况下,刘耀军选择了咽下痛苦,让沈英明和李海燕从此不再提及此事,以此来保护年幼沈浩的心理健康,这种宽容同样是高尚的,然而大人们的集体沉默导致了沈浩心底被埋下了一颗黑色的种子,正如他在多年以后母亲的葬礼结束之后向刘耀军夫妇所坦白的那样,他“内心长了一棵树,我快被它撑破了”。大人的这种保护反而让沈浩即使生活在殷实美满的家庭中也一直阴郁冷漠,包括对自己的妻子。道德似乎并没有指向幸福。

三、《地久天长》的道德叙事意义

从影片上映后引发的热议不难看出,《地久天长》令人嗟叹的道德叙事,拓展了观众思想世界,激发着他们的道德情操。

首先,电影真实的情景性,丰沛的情感性,包括如歌曲《友谊地久天长》给予观众的感官刺激等,都使得观众充分理解与认同人物的行为,对他们产生移情作用,道德情感在不知不觉间被激发。如当王丽云坐车回家时,旁边的福州本地父女在用方言聊天,当刘耀军被邻居招呼喝茶时,邻居也是用方言谈论他孩子非亲生的事,在这样的时刻,刘、王都只能沉默,刘耀军也跟沈茉莉表示过自己在这里就跟在外国差不多。观众由此既被刘、王寓居他乡,与他人格格不入的悲哀所触动,同时又能感悟到周永福作为一个外地人为何在学校屡屡与他人发生矛盾。

其次,电影人物对于观众有着示范、激励的作用,道德叙事对观众的行为有着引导与规范的意义。沈茉莉在怀上刘耀军的孩子后,王丽云留下遗书服毒,多年后刘、王在视频中看到远在美国的沈茉莉生下的是一个混血的孩子,这意味着刘耀军又失去了一个孩子,但他只能无声地吞咽这一苦果。沈、刘的情感故事直观地展现给观众婚外情的弊端,即使是茉莉的以“赎罪”“奉献”来美化自己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它通常只能给三个人甚至四个人带来伤痛。与之类似的还有如新建参加“黑灯舞会”被判聚众淫乱后,美玉回家砸烂了各种磁带,长年单身等候新建出狱,新建也在狱中变得憔悴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传递着规范行为,克制欲望的信息。

最后,电影实际上是一场交流,它以“点”带出的是“面”,让观众着眼的对象则从“人”到“己”,电影最终促进的是观众的道德反思与自省。观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面”中的一员,是故事的参与者,观众自己的道德意识也是应该被代入其中思索、评判的。如在多年后沈英明提出补偿刘、王一套房时,观众便会思索这是否足以抚慰刘、王的悲惨,自己是否也和沈英明一样早早地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在国企改制,厂长喊着“国家有难大家帮,我不下岗谁下岗”,王丽云们低三下四地恳求上级保留他们的饭碗,得到的却是“先进应该带头下岗”的回复时,观众亦应该自省,自己是否也曾是无情强迫欺压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是否也曾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成为他人的枷锁等,从而实现在道德上的自我提升和完善。

伦理学认为,道德的存在价值,是必须进入到具体叙事或人的生活中,才能体现出来的。在电影这一叙事艺术中,人们的道德生活是常见的主题。在《地久天长》中,王小帅延续了自己一贯的美学追求,对人类进行了价值观念和生命感觉上的关怀。作为叙事主体,王小帅选择了平凡的人物,构建了具有深刻意义的情节,最终含蓄地呈现出了某种为观众思索、内化的道德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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